騎摩托的“老克勒”
讀馬尚龍的《上海分寸》,書中提及作家樹棻(原名孫樹棻)的《上海的最后舊夢》,并說:“我和孫樹棻曾經是上海作家協會的忘年同事,我們以‘老孫’‘小馬’互稱。常常見他騎了205摩托進愛神花園,若他還健在,有關舊日上海,他有足夠的話語權。”
看到孫樹棻的名字,突然想起自己與他有一面之緣。也許是年齡漸長的緣故,自21世紀以來我對舊日上海的興趣愈發濃厚。于是找遍相關書籍閱讀,其中便有孫樹棻先生的文字。他筆下的舊日上海生活,絕非東抄西襲、拾人牙慧,而是他過往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涉筆成趣。譬如他對羅宋湯的描寫便極為生動:“羅宋大菜的內容是一湯、一菜、一杯清紅茶,面包不限量供應……濃郁的羅宋湯中有一塊厚實的牛肉,主菜也很厚實,一般是兩塊炸豬排或兩只牛肉餅或三只炸明蝦任選一樣,價格只和一碗花色澆頭面或一客兩菜一飯的中式客飯相仿,因此也吸引了不少工薪階層前來進餐。逢到假日,也許要連跑上幾家才能找到座位。”我曾在作協門口見過孫先生。他身著咖啡色短皮夾克,騎著一輛摩托車,飛馳駛進作協大院,一頭銀白色頭發在風中飄動,十足一副上海“老克勒”模樣。我記得那是一輛草綠色的“幸福牌”,開起來聲音很響,煞是威風。
孫樹棻早在1952年就買了一輛金黃色的哈雷摩托,在上海街頭橫沖直撞。后來那輛摩托被征購。20世紀70年代末,孫樹棻舊夢重溫,再次成為擁有私家摩托車的人。他不顧年事已高,時常騎著摩托車在上海街頭飛奔。據熟悉他的老上海人告知,孫先生出身于銀行世家,但到他父親那一輩早就家道中落。他父母離異后,母親帶著幾個姐姐前往香港,而他則與父親留守上海。由于父親雅好皮黃,與周信芳、梅蘭芳交往甚密,孫樹棻一度是周信芳的秘書,幫他處理與文字有關的事。周信芳先生對年輕的樹棻投以青眼,樹棻也曾與周信芳次女周采蕰情投意合,但終究勞燕分飛。
樹棻早年攻讀法律,大學畢業后,陰差陽錯地成為一名中學教師,直到不惑之年,方才提筆寫作,不想一炮而紅,其長篇小說《姑蘇春》暢銷,繼而又改編成電影《特高課在行動》,風靡一時。總之,他身上有著謎一樣的傳奇。故此,我曾請程乃珊予以引見。
沒想到,事有湊巧,沒過多久,我便在一家餐廳與樹棻先生不期而遇。那日,參加一位長輩生日宴,服務員突然送來一張便箋,上面簡簡單單寫著一行字:“可凡,我是樹棻,乃珊說,你想見我,聽說你也在此用餐,不知方便過來一敘?”我于是立即起身,跟隨服務員來到大廳一個偏僻的角落,站在不遠處望去,只見樹棻先生正與一位優雅的女性相對而坐,笑語盈盈。
看到我過來,樹棻先生熱情相迎,并介紹與其共進晚餐的那位女士。我剛想開口,猛然發現眼前的那位女士有點眼熟,轉念一想,這不是周信芳先生的女兒周采蕰嗎?周家的女兒個個美艷動人,周采蕰更一騎絕塵。周采芹曾在《上海的女兒》一書中專門提及二姐周采蕰的美貌:“她有一種古典美,一張瓜子臉,高額頭,大眼睛,像外婆一樣挺拔的鼻子和漂亮的雙唇。她隨便把頭發一挽,就顯得優雅無比,真讓我羨慕極了。她的個子比一般上海姑娘高,但又沒有高到讓小伙子望而卻步。她舉止端莊,緊身旗袍顯出苗條的身材,高領口襯托著優雅的脖子,簡直完美無瑕。她后來在上海圣約翰大學被稱為‘石膏美人’。她的同伴們多年后回憶起她當年的美麗,仍贊嘆不已。”數十年風霜雨雪,似乎并沒有對這位當年的“石膏美人”有任何侵蝕,她依然氣度不凡。所以,我脫口而出:“如果沒有猜錯,您一定是周阿姨,‘石膏美人’的雅號名不虛傳。”見我認出了她,采蕰女士滿心歡喜,于是我們三人落座,隨意交談。我問樹棻先生如何看待如今的懷舊熱潮,不想,樹棻先生如此回答:“我并不覺得舊上海有什么好的。現在有些喜歡懷舊的上海作家,他們其實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那是什么樣的日子?日本憲兵、漢奸、國民黨特務、黑幫,一片腥風血雨,更不用說夾縫中討生活的貧民。即使像我家這種殷實之家也成天提心吊膽,毫無安全感可言。自打我懂事后,看到的上海是一個戰亂社會。幾家歡樂幾家愁,實在沒有什么‘舊’值得懷念。所以我不懷舊。”乍聽此言,頗感驚愕,直到后來我細讀樹棻先生的文字,才真正理解。他是以過來人的身份移除濾鏡,用冷峻、客觀的眼光審視那個光怪陸離的時代。
文壇“孟嘗君”
孫樹棻先生身高足有一米八,腰板筆挺,風流倜儻。相比之下,同樣出身于銀行世家的魏紹昌先生頂多一米六,常年身著深藏青中山裝,臉上皺紋密布,戴一副像啤酒瓶底那樣的深度近視眼鏡。觀其外表,沒有人會猜到他是有著一肚皮學問的文史專家。
魏先生對《紅樓夢》和鴛鴦蝴蝶派頗有研究,家中藏有多種民國出版物。作家蘇青去世前想再讀一遍自己的小說《結婚十年》,家中沒有,便向他借閱。后來,王家衛來滬收集海派文化資料,也專門向他請教。按老報人秦綠枝《師友追夢》中所講,魏先生的父親曾任上海中匯銀行副總經理,他后來也進入金融界,憑借“銀行小開”的雅號熱衷結交文人雅士。后來他進入文化界,有機會得以認識像葉以群那樣的進步作家。
記憶中我與魏先生的相識可以回溯至20世紀90年代。東方電視臺組織全國戲曲名家絕技絕活匯演,魏先生來商城劇院找我,并以《文心雕犬》和《戲文鑼鼓》兩冊隨筆集相贈。魏先生那時雖已年逾七旬,但“小開”本色不改,總愛隔三岔五邀請文化藝術界人士聚餐。承蒙魏先生厚愛,我也有幸參加過幾回。
魏先生組織飯局從不馬虎,人員組成都有講究。譬如1992年京津滬京劇名家匯演期間,他邀請李薔華、李麗芳、李慧芳、李炳淑、李長春以及李崇善等李姓京劇名家聚餐;為歡迎好萊塢明星盧燕來滬,他專門邀請名字中帶“燕”字的女演員共襄盛舉;還操辦過一次“六同”晚宴,參與者中有的與他同姓(出版家魏同賢),有的與他同名(翻譯家錢紹昌),有的與他同年(作曲家朱踐耳),有的與他同鄉(導演謝晉),有的則是與他同事(作家王小鷹),可謂煞費苦心。不過,規模最為盛大的一次活動,則是為畫壇“四老”謝稚柳、唐云、吳青霞、張樂平祝壽。
魏先生肖犬,故對肖犬的文化界人士格外關心。謝、唐、吳、張“四老”同庚,出生于1910年,均肖犬,而陪客也都是上海文化界一時俊彥,如王元化、張瑞芳、秦怡、白楊、蔣孔陽、濮之珍、劉旦宅、謝晉、白樺、梁谷音等。白樺先生以《蓋以犬為題》記錄了那次盛會。據該文記載,晚宴在和平飯店舉行,開席之前,四老合作一張丈二匹巨幅畫作。吳青霞最年長,率先開筆,揮筆畫了一叢牡丹;緊接著謝稚柳補一摞山石;唐云則繪就幾株墨蘭;張樂平因病手抖,但也努力在山石旁補了一枝靈芝草;劉旦宅錦上添花,在牡丹叢中又插了兩朵;張瑞芳的丈夫嚴勵添了兩只嗡嗡飛鳴的蜜蜂……
穿長衫的留美博士
在魏紹昌先生組織的文化界聚會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為雜文家何滿子先生所舉辦的壽宴。那日,我和袁鳴錄制完節目,匆匆趕往晚宴舉辦地揚州飯店。剛一踏進包房,只見一位白發長者起身拱手,連說“失敬,失敬”。他就是當日壽星何滿子先生。
我與何老的相識可說是“不打不相識”。起因是我在一檔采訪葛優的節目中談及作家王朔,并予以較高評價。沒想到,這激怒了何先生。沒過多久,他在一張大報上發表了一篇雜文,給予批評。我當時剛過而立之年,從未見過如此陣仗,頓時慌了手腳,急忙向另一位雜文家鄭拾風先生求救。拾風先生善解人意,以平靜的口吻說:“滿子耿直,對事不對人,我會和他說的。”所以才會出現剛才那個場景。
待坐下后發現,座中除了張瑞芳老師,還有兩位長者我并不熟識。經魏先生介紹,這才知道,一位是文學評論家賈植芳教授,還有一位則是金融奇才朱博泉先生。朱先生一生橫跨三個世紀,命運多舛,卻能看淡一切波折與磨難。在他那清瘦的臉上,我看不到一絲風霜,有的只有靜穆和平和。老人家說話輕聲慢語,吃東西也細嚼慢咽。但手指依然靈活,可以用筷子將一顆花生穩穩拿捏住。從談話中得知,朱先生畢業于滬江大學,后赴美國深造,獲碩士學位。學成歸國后,即進入銀行業。年僅30歲就被任命為中央銀行總稽核和業務局經理。后來從程乃珊的《大宅門里出來的銀行家》一文中得知,朱先生雅好文藝,與梅蘭芳、程硯秋等京劇大師頗為熟稔,還創辦過電影刊物,與胡蝶、陳燕燕、金焰等人往來密切。
那次聚會后不久,我特意去朱先生家拜訪。記得朱先生的家在天山四村,一幢略顯簡陋的老式工房。雖然房間逼仄,也幾乎沒有任何裝修,但朱先生很樂觀,說相比過去住了十數年的棚戶區,如今有煤氣和抽水馬桶,已經非常滿足。后來有關部門落實政策,又增配一間房給他。通常來講,人們習慣將兩間房布置成臥室與客廳,但朱先生決定將另一間房改建成洗手間,內設淋浴與浴缸,這樣便可以每日邊聽音樂邊洗浴,然后,裹上浴巾躺在一把藤椅上冥想或喝咖啡。
1997年香港回歸前,我又上門前去采訪朱先生,請他回憶他與香港友人的交往,他思維敏捷,表達清晰。2001年,朱博泉先生以104歲高齡,走完了漫長的人生之路……
No.1先生
和上述三位“上海先生”不同,張宗憲這位“上海先生”沒有顯赫的家世、亮麗的學歷。他出身于一個普通古董商人之家,但憑借著street smart(街頭智慧)在香港古董界闖出一番天地。張宗憲出生在上海,讀書時成績永遠在“可”與“中下”之間徘徊。
20世紀50年代,他懷揣24美元、一兩黃金以及一只鼻煙壺南下去香港討生活。憑借跟隨父親學得的古董生意經以及特有的聰明伶俐,很快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站穩腳跟,不久還開設了屬于自己的古董鋪。到20世紀60年代末,他在倫敦首度見識了拍賣這樣一種古董交易平臺,便關閉了香港的古董鋪,轉身成為游走于世界古董拍賣行的Art Dealer(藝術經紀人),為古董收藏家尋覓寶貝。他為佳士得和蘇富比兩家拍賣公司入駐香港厥功至偉。待內地拍賣市場興起,他同樣鼎力支持。
張宗憲先生的英文名為Robert Chang,我們開玩笑稱他為“蘿卜張”。“蘿卜張”參加拍賣永遠持No.1,身著色彩鮮艷的條紋西裝,頭戴爵士帽。拍賣過程中,他有時將No.1牌高高舉著,有時只用一支派克金筆表達拍賣意愿,或者干脆微微抬一側眉毛,示意拍賣官。“1號先生”的美譽傳遍全球各大拍賣行。有人戲言,如果拍賣時“蘿卜張”遲到,拍賣官也會耐心等待,見到他出現,才啟動拍賣流程。
張先生的專長是鑒定瓷器,那些價格不菲的官窯瓷器,他只要看一眼,便知優劣。他曾為妹妹張永珍在蘇富比拍賣行以4150萬港元拍得一件絕世珍品,那就是清雍正粉彩蝠桃紋橄欖瓶,并和妹妹一起推動將此物捐贈給上海博物館。我有幸應邀主持了這一捐贈儀式。
我和張先生相識是由程十髮先生引薦。張先生過去極少碰字畫,認為其中奧妙無窮,難以一窺真相。到了20世紀90年代,他突發奇想,殺入書畫領域,拍得大量近現代精品。得知我也喜歡收藏書畫,他跟我說收任何藏品必須要具備“真、精、心”三個標準,而且還要謹記十二字方針,即“看得懂,買得到,捂得牢,賣得掉”。他所藏字畫頗有意趣,其中,我最喜歡的是那張齊白石的《蠅》。此畫尺幅很小,齊白石用精微的筆墨繪就一只蒼蠅,旁邊尚有99字題跋,句子也寫得俏皮。譬如“此蠅比蒼蠅少(稍)大,善偷食,人至輒飛去,余好殺蒼蠅而不害此蠅,感其不搔(騷)擾人也。”
“蘿卜張”平常愛交朋友,一到上海便呼朋喚友,相聚神聊。他會講年輕時所做荒唐之事,也會聊自己情感上的波折。由于常年獨自生活,上海花園飯店底層咖啡廳便是他的會客廳,各方朋友都會不約而同來到這里。后來,他在蘇州購得一座清代園林,將其修葺一新,命名為“張園”。2004年,我去蘇州探班白先勇先生青春版《牡丹亭》,曾請白先生往“張園”品嘗蘇州菜,令白先生喜不自禁。
當然,作為商人的張先生也有其精明之處。有一回,我太太看中香港某拍賣行的一件拍品,拜托張先生代拍,張先生慨然應允,并仔細詢問細節,譬如反復確認究竟哪一件拍品,可接受價格范圍是多少。拍賣當日即將入場時,他又從香港打來電話,再次確認。大概一周后,張先生將拍品帶來上海,親手交給我太太,但也不忘似真似假地說一句:“這次算是幫朋友忙,下次可是要收傭金的喲!”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他的表述,但我們都知道,他的身份是Art Dealer,傭金則是其勞動所得。其實,“蘿卜張”對古董和金錢的觀念是極其通透的。他去世前將自己收藏的55件銅胎掐絲琺瑯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看待生命,他也同樣通透。他常對我說的一句話是“人一定要永遠工作,一刻不能停歇。即使退,也不可休。每天早晨眼睛一睜,發現自己還活著,就要過好每一天,做一個對社會、對他人有用的人”。而如今,“蘿卜張”終于無法再次睜開眼睛,打量心愛的古董,以及這個美麗的世界。張先生彌留之際,有人去醫院看他,豎起大拇指,大聲在他耳邊說道:“你是永遠的No.1。”他笑了,喃喃自語:“No.1。”
有人說,上海這個地方可以產生一種“奇異的智慧”,我記憶中的每一位“上海先生”也都是智慧者,他們也許未必完美,卻都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浮過生命的海,留下些許與眾不同的印跡。
騎摩托的“老克勒”
讀馬尚龍的《上海分寸》,書中提及作家樹棻(原名孫樹棻)的《上海的最后舊夢》,并說:“我和孫樹棻曾經是上海作家協會的忘年同事,我們以‘老孫’‘小馬’互稱。常常見他騎了205摩托進愛神花園,若他還健在,有關舊日上海,他有足夠的話語權。”
看到孫樹棻的名字,突然想起自己與他有一面之緣。也許是年齡漸長的緣故,自21世紀以來我對舊日上海的興趣愈發濃厚。于是找遍相關書籍閱讀,其中便有孫樹棻先生的文字。他筆下的舊日上海生活,絕非東抄西襲、拾人牙慧,而是他過往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涉筆成趣。譬如他對羅宋湯的描寫便極為生動:“羅宋大菜的內容是一湯、一菜、一杯清紅茶,面包不限量供應……濃郁的羅宋湯中有一塊厚實的牛肉,主菜也很厚實,一般是兩塊炸豬排或兩只牛肉餅或三只炸明蝦任選一樣,價格只和一碗花色澆頭面或一客兩菜一飯的中式客飯相仿,因此也吸引了不少工薪階層前來進餐。逢到假日,也許要連跑上幾家才能找到座位。”我曾在作協門口見過孫先生。他身著咖啡色短皮夾克,騎著一輛摩托車,飛馳駛進作協大院,一頭銀白色頭發在風中飄動,十足一副上海“老克勒”模樣。我記得那是一輛草綠色的“幸福牌”,開起來聲音很響,煞是威風。
孫樹棻早在1952年就買了一輛金黃色的哈雷摩托,在上海街頭橫沖直撞。后來那輛摩托被征購。20世紀70年代末,孫樹棻舊夢重溫,再次成為擁有私家摩托車的人。他不顧年事已高,時常騎著摩托車在上海街頭飛奔。據熟悉他的老上海人告知,孫先生出身于銀行世家,但到他父親那一輩早就家道中落。他父母離異后,母親帶著幾個姐姐前往香港,而他則與父親留守上海。由于父親雅好皮黃,與周信芳、梅蘭芳交往甚密,孫樹棻一度是周信芳的秘書,幫他處理與文字有關的事。周信芳先生對年輕的樹棻投以青眼,樹棻也曾與周信芳次女周采蕰情投意合,但終究勞燕分飛。
樹棻早年攻讀法律,大學畢業后,陰差陽錯地成為一名中學教師,直到不惑之年,方才提筆寫作,不想一炮而紅,其長篇小說《姑蘇春》暢銷,繼而又改編成電影《特高課在行動》,風靡一時。總之,他身上有著謎一樣的傳奇。故此,我曾請程乃珊予以引見。
沒想到,事有湊巧,沒過多久,我便在一家餐廳與樹棻先生不期而遇。那日,參加一位長輩生日宴,服務員突然送來一張便箋,上面簡簡單單寫著一行字:“可凡,我是樹棻,乃珊說,你想見我,聽說你也在此用餐,不知方便過來一敘?”我于是立即起身,跟隨服務員來到大廳一個偏僻的角落,站在不遠處望去,只見樹棻先生正與一位優雅的女性相對而坐,笑語盈盈。
看到我過來,樹棻先生熱情相迎,并介紹與其共進晚餐的那位女士。我剛想開口,猛然發現眼前的那位女士有點眼熟,轉念一想,這不是周信芳先生的女兒周采蕰嗎?周家的女兒個個美艷動人,周采蕰更一騎絕塵。周采芹曾在《上海的女兒》一書中專門提及二姐周采蕰的美貌:“她有一種古典美,一張瓜子臉,高額頭,大眼睛,像外婆一樣挺拔的鼻子和漂亮的雙唇。她隨便把頭發一挽,就顯得優雅無比,真讓我羨慕極了。她的個子比一般上海姑娘高,但又沒有高到讓小伙子望而卻步。她舉止端莊,緊身旗袍顯出苗條的身材,高領口襯托著優雅的脖子,簡直完美無瑕。她后來在上海圣約翰大學被稱為‘石膏美人’。她的同伴們多年后回憶起她當年的美麗,仍贊嘆不已。”數十年風霜雨雪,似乎并沒有對這位當年的“石膏美人”有任何侵蝕,她依然氣度不凡。所以,我脫口而出:“如果沒有猜錯,您一定是周阿姨,‘石膏美人’的雅號名不虛傳。”見我認出了她,采蕰女士滿心歡喜,于是我們三人落座,隨意交談。我問樹棻先生如何看待如今的懷舊熱潮,不想,樹棻先生如此回答:“我并不覺得舊上海有什么好的。現在有些喜歡懷舊的上海作家,他們其實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那是什么樣的日子?日本憲兵、漢奸、國民黨特務、黑幫,一片腥風血雨,更不用說夾縫中討生活的貧民。即使像我家這種殷實之家也成天提心吊膽,毫無安全感可言。自打我懂事后,看到的上海是一個戰亂社會。幾家歡樂幾家愁,實在沒有什么‘舊’值得懷念。所以我不懷舊。”乍聽此言,頗感驚愕,直到后來我細讀樹棻先生的文字,才真正理解。他是以過來人的身份移除濾鏡,用冷峻、客觀的眼光審視那個光怪陸離的時代。
文壇“孟嘗君”
孫樹棻先生身高足有一米八,腰板筆挺,風流倜儻。相比之下,同樣出身于銀行世家的魏紹昌先生頂多一米六,常年身著深藏青中山裝,臉上皺紋密布,戴一副像啤酒瓶底那樣的深度近視眼鏡。觀其外表,沒有人會猜到他是有著一肚皮學問的文史專家。
魏先生對《紅樓夢》和鴛鴦蝴蝶派頗有研究,家中藏有多種民國出版物。作家蘇青去世前想再讀一遍自己的小說《結婚十年》,家中沒有,便向他借閱。后來,王家衛來滬收集海派文化資料,也專門向他請教。按老報人秦綠枝《師友追夢》中所講,魏先生的父親曾任上海中匯銀行副總經理,他后來也進入金融界,憑借“銀行小開”的雅號熱衷結交文人雅士。后來他進入文化界,有機會得以認識像葉以群那樣的進步作家。
記憶中我與魏先生的相識可以回溯至20世紀90年代。東方電視臺組織全國戲曲名家絕技絕活匯演,魏先生來商城劇院找我,并以《文心雕犬》和《戲文鑼鼓》兩冊隨筆集相贈。魏先生那時雖已年逾七旬,但“小開”本色不改,總愛隔三岔五邀請文化藝術界人士聚餐。承蒙魏先生厚愛,我也有幸參加過幾回。
魏先生組織飯局從不馬虎,人員組成都有講究。譬如1992年京津滬京劇名家匯演期間,他邀請李薔華、李麗芳、李慧芳、李炳淑、李長春以及李崇善等李姓京劇名家聚餐;為歡迎好萊塢明星盧燕來滬,他專門邀請名字中帶“燕”字的女演員共襄盛舉;還操辦過一次“六同”晚宴,參與者中有的與他同姓(出版家魏同賢),有的與他同名(翻譯家錢紹昌),有的與他同年(作曲家朱踐耳),有的與他同鄉(導演謝晉),有的則是與他同事(作家王小鷹),可謂煞費苦心。不過,規模最為盛大的一次活動,則是為畫壇“四老”謝稚柳、唐云、吳青霞、張樂平祝壽。
魏先生肖犬,故對肖犬的文化界人士格外關心。謝、唐、吳、張“四老”同庚,出生于1910年,均肖犬,而陪客也都是上海文化界一時俊彥,如王元化、張瑞芳、秦怡、白楊、蔣孔陽、濮之珍、劉旦宅、謝晉、白樺、梁谷音等。白樺先生以《蓋以犬為題》記錄了那次盛會。據該文記載,晚宴在和平飯店舉行,開席之前,四老合作一張丈二匹巨幅畫作。吳青霞最年長,率先開筆,揮筆畫了一叢牡丹;緊接著謝稚柳補一摞山石;唐云則繪就幾株墨蘭;張樂平因病手抖,但也努力在山石旁補了一枝靈芝草;劉旦宅錦上添花,在牡丹叢中又插了兩朵;張瑞芳的丈夫嚴勵添了兩只嗡嗡飛鳴的蜜蜂……
穿長衫的留美博士
在魏紹昌先生組織的文化界聚會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為雜文家何滿子先生所舉辦的壽宴。那日,我和袁鳴錄制完節目,匆匆趕往晚宴舉辦地揚州飯店。剛一踏進包房,只見一位白發長者起身拱手,連說“失敬,失敬”。他就是當日壽星何滿子先生。
我與何老的相識可說是“不打不相識”。起因是我在一檔采訪葛優的節目中談及作家王朔,并予以較高評價。沒想到,這激怒了何先生。沒過多久,他在一張大報上發表了一篇雜文,給予批評。我當時剛過而立之年,從未見過如此陣仗,頓時慌了手腳,急忙向另一位雜文家鄭拾風先生求救。拾風先生善解人意,以平靜的口吻說:“滿子耿直,對事不對人,我會和他說的。”所以才會出現剛才那個場景。
待坐下后發現,座中除了張瑞芳老師,還有兩位長者我并不熟識。經魏先生介紹,這才知道,一位是文學評論家賈植芳教授,還有一位則是金融奇才朱博泉先生。朱先生一生橫跨三個世紀,命運多舛,卻能看淡一切波折與磨難。在他那清瘦的臉上,我看不到一絲風霜,有的只有靜穆和平和。老人家說話輕聲慢語,吃東西也細嚼慢咽。但手指依然靈活,可以用筷子將一顆花生穩穩拿捏住。從談話中得知,朱先生畢業于滬江大學,后赴美國深造,獲碩士學位。學成歸國后,即進入銀行業。年僅30歲就被任命為中央銀行總稽核和業務局經理。后來從程乃珊的《大宅門里出來的銀行家》一文中得知,朱先生雅好文藝,與梅蘭芳、程硯秋等京劇大師頗為熟稔,還創辦過電影刊物,與胡蝶、陳燕燕、金焰等人往來密切。
那次聚會后不久,我特意去朱先生家拜訪。記得朱先生的家在天山四村,一幢略顯簡陋的老式工房。雖然房間逼仄,也幾乎沒有任何裝修,但朱先生很樂觀,說相比過去住了十數年的棚戶區,如今有煤氣和抽水馬桶,已經非常滿足。后來有關部門落實政策,又增配一間房給他。通常來講,人們習慣將兩間房布置成臥室與客廳,但朱先生決定將另一間房改建成洗手間,內設淋浴與浴缸,這樣便可以每日邊聽音樂邊洗浴,然后,裹上浴巾躺在一把藤椅上冥想或喝咖啡。
1997年香港回歸前,我又上門前去采訪朱先生,請他回憶他與香港友人的交往,他思維敏捷,表達清晰。2001年,朱博泉先生以104歲高齡,走完了漫長的人生之路……
No.1先生
和上述三位“上海先生”不同,張宗憲這位“上海先生”沒有顯赫的家世、亮麗的學歷。他出身于一個普通古董商人之家,但憑借著street smart(街頭智慧)在香港古董界闖出一番天地。張宗憲出生在上海,讀書時成績永遠在“可”與“中下”之間徘徊。
20世紀50年代,他懷揣24美元、一兩黃金以及一只鼻煙壺南下去香港討生活。憑借跟隨父親學得的古董生意經以及特有的聰明伶俐,很快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站穩腳跟,不久還開設了屬于自己的古董鋪。到20世紀60年代末,他在倫敦首度見識了拍賣這樣一種古董交易平臺,便關閉了香港的古董鋪,轉身成為游走于世界古董拍賣行的Art Dealer(藝術經紀人),為古董收藏家尋覓寶貝。他為佳士得和蘇富比兩家拍賣公司入駐香港厥功至偉。待內地拍賣市場興起,他同樣鼎力支持。
張宗憲先生的英文名為Robert Chang,我們開玩笑稱他為“蘿卜張”。“蘿卜張”參加拍賣永遠持No.1,身著色彩鮮艷的條紋西裝,頭戴爵士帽。拍賣過程中,他有時將No.1牌高高舉著,有時只用一支派克金筆表達拍賣意愿,或者干脆微微抬一側眉毛,示意拍賣官。“1號先生”的美譽傳遍全球各大拍賣行。有人戲言,如果拍賣時“蘿卜張”遲到,拍賣官也會耐心等待,見到他出現,才啟動拍賣流程。
張先生的專長是鑒定瓷器,那些價格不菲的官窯瓷器,他只要看一眼,便知優劣。他曾為妹妹張永珍在蘇富比拍賣行以4150萬港元拍得一件絕世珍品,那就是清雍正粉彩蝠桃紋橄欖瓶,并和妹妹一起推動將此物捐贈給上海博物館。我有幸應邀主持了這一捐贈儀式。
我和張先生相識是由程十髮先生引薦。張先生過去極少碰字畫,認為其中奧妙無窮,難以一窺真相。到了20世紀90年代,他突發奇想,殺入書畫領域,拍得大量近現代精品。得知我也喜歡收藏書畫,他跟我說收任何藏品必須要具備“真、精、心”三個標準,而且還要謹記十二字方針,即“看得懂,買得到,捂得牢,賣得掉”。他所藏字畫頗有意趣,其中,我最喜歡的是那張齊白石的《蠅》。此畫尺幅很小,齊白石用精微的筆墨繪就一只蒼蠅,旁邊尚有99字題跋,句子也寫得俏皮。譬如“此蠅比蒼蠅少(稍)大,善偷食,人至輒飛去,余好殺蒼蠅而不害此蠅,感其不搔(騷)擾人也。”
“蘿卜張”平常愛交朋友,一到上海便呼朋喚友,相聚神聊。他會講年輕時所做荒唐之事,也會聊自己情感上的波折。由于常年獨自生活,上海花園飯店底層咖啡廳便是他的會客廳,各方朋友都會不約而同來到這里。后來,他在蘇州購得一座清代園林,將其修葺一新,命名為“張園”。2004年,我去蘇州探班白先勇先生青春版《牡丹亭》,曾請白先生往“張園”品嘗蘇州菜,令白先生喜不自禁。
當然,作為商人的張先生也有其精明之處。有一回,我太太看中香港某拍賣行的一件拍品,拜托張先生代拍,張先生慨然應允,并仔細詢問細節,譬如反復確認究竟哪一件拍品,可接受價格范圍是多少。拍賣當日即將入場時,他又從香港打來電話,再次確認。大概一周后,張先生將拍品帶來上海,親手交給我太太,但也不忘似真似假地說一句:“這次算是幫朋友忙,下次可是要收傭金的喲!”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他的表述,但我們都知道,他的身份是Art Dealer,傭金則是其勞動所得。其實,“蘿卜張”對古董和金錢的觀念是極其通透的。他去世前將自己收藏的55件銅胎掐絲琺瑯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看待生命,他也同樣通透。他常對我說的一句話是“人一定要永遠工作,一刻不能停歇。即使退,也不可休。每天早晨眼睛一睜,發現自己還活著,就要過好每一天,做一個對社會、對他人有用的人”。而如今,“蘿卜張”終于無法再次睜開眼睛,打量心愛的古董,以及這個美麗的世界。張先生彌留之際,有人去醫院看他,豎起大拇指,大聲在他耳邊說道:“你是永遠的No.1。”他笑了,喃喃自語:“No.1。”
有人說,上海這個地方可以產生一種“奇異的智慧”,我記憶中的每一位“上海先生”也都是智慧者,他們也許未必完美,卻都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浮過生命的海,留下些許與眾不同的印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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