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國高校的學科專業建設而言，2025年有不一樣的意義。
2023年，教育部會同多部委共同出臺《普通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改革方案》，明確提出至2025年，需優化并調整全國高校約20%的學科專業布局，淘汰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學科專業。自此，我國高校的學科專業經歷了一個大的調整期。
2024年9月，教育部宣布，當年全國增設國家戰略急需本科專業布點1673個，撤銷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專業布點1670個，調整力度空前。
眼下，2025年已至，可以預見轟轟烈烈的“調整潮”仍會繼續。而在這背后，卻很少有人說得清裁撤一門專業的依據究竟是什么。
“目前，國內高校的學科專業調整一定程度上存在簡單化、片面化等問題，需要建立一套更科學、合理的評價標準。”近日，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河北大學院校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胡保利表示，他所在團隊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找到這樣一套標準。
“錯配”導致“適切性、協調性”缺乏
《中國科學報》：近兩年，高校學科專業調整頻繁，你認為這背后存在的問題是什么？
胡保利：主動適應國家戰略及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持續優化專業結構，化解結構性就業矛盾，這是高校實現高質量內涵式發展的關鍵。高校的人才培養歸根結底是要適應并促進科技進步、產業發展。因此，在專業調整的問題上，高校與產業之間必須謀求某種“適切性”和“協調性”，但目前這種“適切性、協調性”尚未普遍存在。
說得具體些，在進行學科專業調整時，不少高校對于科技發展、產業結構的變化還不敏感，更傾向于保持原有專業的固有慣性，對于開辟新專業則相對謹慎；相比之下，產業界對于市場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于人才專業背景的要求則敏感得多，他們需要高校根據產業需求調整專業布局，但此類要求卻沒能得到更多高校的及時回應。這就造成了兩者之間的一種“錯配”。
《中國科學報》：這種“錯配”問題現階段能解決嗎？
胡保利：指望高校或高校的二級學院短時間內主動糾正這種“錯配”似乎并不容易。因此，高校的學科專業調整需要其他“外力”介入。相對于地方高校，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就是“外力”；相對于二級學院，學校教務管理部門就是“外力”。
提升政府、市場、高校三者的協同性是高校專業動態調整的重要原則。當前，科技飛速發展，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升級，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高校應根據自身辦學定位，主動回應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需求，遵循專業建設發展規律，統籌考慮專業設置合理性并采取有效措施，縮短供需時間差和信息差。
推動專業動態調整時，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的統籌管理至關重要——既要尊重高校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的自主辦學權，又要保障政府對于專業動態調整指導性意見的有效落實。
應為學科專業調整提供科學依據
《中國科學報》：你認為當前學科專業結構調整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
胡保利：我認為最主要的問題是缺少科學依據。正是因為缺少了這樣的依據，才導致高校在裁撤專業時無的放矢，只能通過某些單一標準（比如學生就業率）評定相關專業的存在價值，進而決定專業的“生死”，但這樣的決定往往比較武斷。
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高校藝考招生計劃總人數約為64萬人。相比之下，當年全國計算機類專業招生計劃約43.5萬人，但我們在藝術領域的人才“缺口”比在計算機領域的人才“缺口”還要大嗎？
除裁撤專業外，在新設專業時，同樣由于缺乏衡量標準，一些高校往往更傾向于設立“門檻低”“成本小”的專業，而不是根據學校的學科基礎以及產業發展需求設立專業，由此導致的后果便是高校整體專業結構不合理。
《中國科學報》：你覺得科學調整學科專業結構有什么更好的參考依據嗎？
胡保利：在研究中，我們團隊提出了“專業發展指數”的概念，即對高校專業綜合辦學實力進行相對排序的商值，并將該指數進一步細分為“區域專業發展指數”和“校本專業發展指數”。區域專業發展指數和校本專業發展指數可視為衡量高校專業發展狀況的“兩把尺子”。
區域專業發展指數作為“第一把尺子”，反映的是本科高校某專業綜合辦學實力在本區域高校內同類專業中的相對排序，由體現招生、培養、就業三個環節的生源指數、教師發展指數、教學保障指數和學生發展與就業指數構成。構建該指數旨在客觀呈現某專業在不同時空范疇和節點的現實與發展態勢。
校本專業發展指數作為“第二把尺子”，表征的是高校所辦專業的綜合實力和結構合理性指標的相對排序，由專業設置與學校辦學定位符合度、專業設置的學科支撐度、專業設置與產業結構適切度，以及各專業在區域高校同類專業的綜合水平等維度賦值構成。
我們希望地方教育行政部門通過第一把尺子，對區域專業發展水平進行監測，依據區域專業結構的科學性、合理性、先進性，提出支持、裁撤、縮減本科專業的統籌指導意見；希望高校通過第二把尺子，對學校已有專業設置的合理性和專業綜合辦學水平進行反思，結合學校辦學定位，及時采取應對措施。
專業辦學水平與招生計劃應相互匹配
《中國科學報》：你認為高校專業的調整一定要遵循這“兩把尺子”嗎？
胡保利：不能說得這樣絕對。具體來說，在高校設立新專業時，首先要考慮新設專業是否在校內具有一定的學科基礎。如果沒有，就要對新辦專業的合理性進行重新考量。
對于某些行業類或應用型大學而言，即便其新設專業沒有較好的學科基礎，如果其在產教融合方面具有一定優勢，特別是如果能與企業、行業形成密切聯系，甚至實現師資的互聘，同樣也可以支持新專業的建立。
與此相對，在裁撤專業時，對于那些沒有學科基礎或與產業發展融合度低的專業應優先考慮。
在學校類型上也可以作出一定區分。比如，省域內的頭部高校一般都有較強的學科基礎，可以更偏向于設立具有一定學術型特征的專業；相比之下，應用型高校的學科基礎較弱，可以對此類專業進行一定程度的壓縮，同時增設與產業聯系更加緊密的專業。
《中國科學報》：目前，高校學科專業的交叉融合已成為大趨勢。你覺得“專業發展指數”在這方面能否發揮作用？
胡保利：應該說，我們開展“專業發展指數”研究的目的并不僅限于為高校的學科專業調整提供依據。
目前，學科專業的交叉融合的確是一大趨勢，這一定會帶來某些專業形態的改變，有些不符合趨勢的專業大概率將被淘汰。而一個專業的淘汰會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比如被裁撤專業教師的分流問題等。有些學校之所以不愿意淘汰落后專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這些問題沒有妥善解決，沒有以積極的心態去應對學科交叉融合的新趨勢。
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一套“預警機制”，也就是在相關專業出現“疲態”時能及時預警，給校方管理者、教師相對充分的調整時間。而所謂“疲態”往往會在“專業發展指數”中有所體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希望能在高校進行學科專業交叉融合時，為某些專業提供一個“預警期”。高校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對專業的未來發展進行提前謀劃——或謀求專業轉型，或減少招生，適時分流教師，從而減少專業調整的額外成本。
總之，我們希望通過構建基于專業發展指數的高校本科專業動態調整機制，使新一輪學科專業調整能建立在科學依據之上，最終實現高校專業辦學水平與招生計劃之間的相互匹配——高水平的學科專業就應該多培養人才，而辦學水平差的專業理應減少招生計劃，直至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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