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周頔 北京報道
“2024年中國經濟復蘇仍處于爬坡階段，內需不足依然是當下面臨的主要問題。目前地方政府財政壓力較大，緊縮開支也對總需求產生了較大影響，疊加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宮，從美國已公布的政策可預測出將對中國經濟造成較大沖擊。”
12月7日，在以“尋找增長與治理并重的改革路徑”為主題的財經中國2024年會上，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經濟學教授姚洋如是說。他指出，市場各方高度關注2024年經濟形勢，以及2025年提振國內需求舉措等問題。
財經中國2024年會圓桌論壇 周頔/攝
姚洋分析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有兩個問題應該受到充分關注。第一個是房地產持續下行，消費復蘇也頗有難度。對此，他建議可成立房屋收儲機構，并放出4萬億元至5萬億元的長期債務額度，鼓勵該機構收房。第二個是長期綜合因素下，地方政府財政缺口市場估算在4.2萬億元至6萬億元。他指出，要增強市場信心，中央政府還需拿出真金白銀來，首要任務是補上虧欠企業的錢，以保障經濟活水涌現。
會上，多位專家學者也就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形勢與下階段展望進行了分析。
要將政府債務轉化為家庭資產
“根據目前情況分析，在國際國內經濟環境嚴峻的背景下，面對困境需要有所應對，政策、改革、開放以及民生戰略都要有大招，這也得到了政府的響應。”陽光保險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華表示，2024年中國經濟穩中有進，大體能夠實現增長預定目標。
他分析認為，當下的中國經濟本身處在轉型時期的關鍵階段，政府應該就保護就業采取措施。邱曉華表示，三年的疫情沖擊已經讓中國的企業和家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這種困境下，政府要把企業救活、把老百姓生活搞好作為第一要務。
談及對于2025年的展望，邱曉華認為有兩個問題值得重點關注。一個是當前外部環境的復雜多變，特別是“特朗普2.0”或會給中國發展帶來一系列挑戰。另一個則是國內房地產深度調整能否如期筑底回升。他認為，如果這兩個問題能夠較好應對，在目前已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推動下，加之即將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明年一些新政策，可能會支撐2025年中國經濟大致維持和今年相當的增長態勢。
對此，邱曉華建議道，現在我國政策需要做一些更大力度、更廣范圍的調整，可以從兩方面努力。一方面，要將政府債務轉化為家庭資產，通過政府發債，將其轉變為居民收入，這方面目前的政策力度還不夠。另一方面，要打破金融體系里面的內循環，讓金融的資源更多走向實體經濟，而且要以更好的價格來走向實體經濟。
明年經濟增速可設定“雙5”目標
當前地方政府財政問題的凸顯，不僅關乎地方政府的正常運轉，更對經濟的穩定發展構成潛在威脅。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羅志恒認為，需從制度層面和宏觀環境變化兩個維度進行探討。
從制度層面看，地方政府的支出里包括了本級收入、中央轉移支付，如果錢還不夠可能就要舉債，所以收入減去支出必然是負數，從計算角度必然會出現虧空的狀態。這是分稅制體制決定的。其次，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我國宏觀稅負呈現下降趨勢，導致地方政府收入減少。在收入減少而支出不變或增加的情況下，自然形成了收支缺口。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面臨的考核目標日益多元化，包括經濟發展、環境保護、鄉村振興等多個方面。羅志恒也指出，這種多元目標考核導致地方政府支出責任擴大和剛性支出上升。此外，房地產市場波動等經濟社會風險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支出壓力，設立房地產紓困基金等應對措施進一步擴大了支出規模。
談及對明年經濟目標的展望，羅志恒認為可以設定為“雙5”：一是實際GDP增長5%左右，這是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需要；二是名義增長也設定在5%的水平。
羅志恒談道，今年前三季度，雖然實際GDP實現了4.8%的增長，但名義增長為4.0%左右，這種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的背離，提示我們需要通過設定合理的名義增長目標，來更好地實現有就業、有收入、有獲得感的增長。
對于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或方式，羅志恒認為，明年經濟的主線可能是“2+1”，即房地產問題、外部來自特朗普政策的沖擊以及不能掉以輕心的債務問題。房地產問題、地方債務問題以及外部沖擊，都與財政政策緊密相關。房地產保障供給需要財政支持，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本身就是財政問題，而來自特朗普政策的沖擊則需要我國通過擴大內需來對沖外需不足的風險。
羅志恒強調，在實施財政政策時，有幾個關鍵問題需要處理：一是財政政策的關注點應從盯赤字率轉向盯增速；二是赤字率是否要考慮突破3%；三是財政政策的方式應更加重視支出端的效果；四是財政作用方式應從過去的重投資轉向投資和消費并重。
中美農產品與能源貿易還有較大空間
近日，特朗普發文稱，將對所有進入美國的中國商品加征10％的關稅。競選期間，特朗普就曾威脅對中國輸入美國的產品加征60％的關稅。美國輿論也熱炒“取消與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試圖扭轉所謂的中美“不公平貿易”。
瑞銀財富管理亞太區投資總監及宏觀經濟主管胡一帆認為，特朗普政府對華加征關稅的重點將落在資本型的產品和中間產品上，并不會普遍使用統一稅率。
談及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宮對中國的影響，胡一帆分析稱，主要包括關稅（Tax）、科技（Tech）和交易（Trade）。在短期內，瑞銀預測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至2026年或把關稅加到40%左右。按照上一次關稅對中國的壓力看，可能在2025年、2026年對中國經濟增速帶來-0.7%到-1%之間的壓力。
胡一帆認為，對于特朗普而言，他的執政主張還是“美國優先”，從他第一任來看是個交易型的總統，所有東西都有價格。“我們中國人講，只要用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所以，在特朗普的當選時期，中國是有機會的。”
“美國現在一直是希望制造業回歸，在制造業方面，在電動汽車或者高端的電子產品，還有一些中間產品上面，中國確實有優勢。”胡一帆稱，特朗普最近對墨西哥要增加25%的關稅，最主要的考慮是中國可能通過墨西哥進行轉口貿易。她表示，不排除特朗普希望把制造業移到美國，同時增加美國的就業。
“特朗普政府在下一階段會要求與中國做更多貿易。可能對于農產品的購買及能源的購買，今后中美之間應該有比較大的空間，既有雙方的較量，同時也會有雙方的妥協。”胡一帆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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