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為了趨向美玉的藝術——紀念王遜誕辰110周年史料輯佚展
展期：2025.1.21-5.5
地點：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
2025年適逢中國美術史學奠基人王遜誕辰110周年，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推出“為了趨向美玉的藝術——紀念王遜誕辰110周年史料輯佚展”。展覽以王遜早年發表的《玉在中國文化上的價值》為原點，通過大量輯佚史料系統梳理王遜的學術思想脈絡，展現其推動工藝美術改進與設計、創建中國美術史學科、建構中國美術史教材現代寫作體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時呈現數十年來學界對王遜遺著的整理與研究成果。
1969年王遜病逝后，其畢生學術成果皆散如珠玉：生前大量著作、手稿與藏書亦散失殆盡。所以，“輯佚”成為發現王遜的重要方法和途徑。作為輯佚工作的核心人物，王遜之侄王涵先生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系統搜尋王遜相關資料，歷經三十余年學術深耕，從浩繁的故紙堆中發掘出大量史料，終使王遜散佚的數百萬字文獻得以重現學界。
本次展出的二百余件（組）珍貴史料，正是王涵數十載輯佚與整理工作的精華凝結。
美學起步：“一切藝術趨向美玉”
王遜的第一篇美術史論文《玉在中國文化上的價值》，發表于1937年《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專刊》，全文以古代文獻與近代考古實證結合，提出中國美術史始于先民對玉石的發現與使用。
文中揭示玉器不僅承載著中國人獨特的美感認知，更被賦予宗教、政治、道德的多重意涵，體現“美善合一”的審美理想。王遜通過分析玉的色澤溫潤、質地單純等特質與儒家“君子比德于玉”理念的契合，闡明了中國古代將美感升華為道德準則，進而更擴充為后世一切美的價值。文章最后借英國美學家沃爾特·佩特“一切藝術趨歸音樂”之論，凝練出“在中國，一切藝術趨向美玉”的論斷，精辟概括了中國藝術精神的核心特質，同時也將中國美術史的起點歸于玉石：中國美術的第一筆，是刻在玉石上的。
王遜發表這篇論文之時年僅22歲，正在清華大學哲學系跟隨鄧以蟄學習美術史與美學。鄧以蟄視王遜為學術傳人，悉心指導其美術史研究，奠定了王遜實證研究的根基。在鄧以蟄引導下，王遜將美學理論與美術史考據相結合：一面探索“君子比德于玉”的審美理想，一面考證歷代美術的演變，逐漸構建起貫通古今的學術體系。
學術孕育：于戰火中廣收博取
1945年第一卷第二期的《世界文藝季刊》中刊載了王遜在西南聯大時期發表的《表現與表達》一文，反映了他這一時期逐步建構的學術理念。王遜是西南聯大辦學的全程親歷者，自1937年長沙臨時大學組建時他就在校，后隨校遷至昆明，直至1946年聯大北返，九年未離。
1939年清華大學恢復研究生招生，王遜通過激烈競爭考入哲學部，成為聯大第一批研究生。在馮友蘭、金岳霖等導師指導下，他選擇研究魏晉南北朝哲學，但創新地從書畫理論入手，系統整理古代美學文獻，用分析方法提煉核心概念。他此時撰寫的《六朝畫論與人物識鑒之關系》一文體現了他開始使用科學眼光和現代方法整理傳統畫論。
研究生時期，王遜廣泛請教不同領域的學者，轉益多師，吸收陳寅恪的文史結合方法和聞一多的考證功夫，形成注重材料、分析嚴謹的治學風格。可惜1940年日軍空襲炸毀了他積累多年的研究卡片，書籍資料的缺乏迫使他組織同學成立“背誦俱樂部”，通過強化記憶保存知識。
其間他積極參加“十一學會”等同仁組織，開展學術研討活動。從1941年起，他還承擔了聯大邏輯學公共課教學，聯大校友回憶說，王遜對聯大的邏輯學教學貢獻最多。
景泰藍設計：守正創新煥發新生
1949年7月，34歲的王遜成為清華大學最年輕的教授，肩負起創建藝術史學科與改造傳統工藝的雙重使命。面對瀕臨消亡的景泰藍行業，以王遜為代表的清華同人開啟了中國工藝美術史上首場“破舊立新”的實踐。
景泰藍雖為“燕京八絕”之首，但當時北京景泰藍作坊凋零，產品困在“乾隆Taste”的窠臼里，匠人機械復刻著繁縟圖案，胎體笨重、掐絲粗糙，外銷市場幾近斷絕。王遜與同人發現癥結在于“無原則的繁瑣工巧”，最終提出了改良的八字方針——“好看、好用、省工、省料”。王遜主張從青銅器紋樣中提煉“素樸”之美，借鑒敦煌藻井的靈動線條，將宋瓷的溫和風格和京劇臉譜的明快色彩融入設計。團隊推翻傳統花瓶形制，開發出臺燈、煙具等實用器物，胎體改用輕薄的銅鋁合金，釉料調配出玉石般的溫潤質感。
這場改良不僅是技藝革新，更是審美啟蒙，王遜等一輩學者的共同努力使得工藝美術回歸了人們的日常生活。1953年第二次全國文代會上，景泰藍改造與建國瓷設計被并列為新中國美術兩大成就。這場始于清華園的景泰藍改良運動，最終讓這項技藝煥發新生，為后世的遺產保護樹立了守正創新的典范。
國徽設計：新舊文化的調和
1949年開國大典前夕，國徽設計成為一項極為緊迫的任務。作為清華國徽設計小組的核心成員，王遜以其深厚的藝術史造詣，為這項國家象征的創作注入了獨特的文化思考。
在最初的設計方案中，王遜力主以大孔玉璧為主體圖案，他認為玉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象征著和平與美德，大孔璧更能體現“召人以瑗”的團結寓意。清華設計團隊采納了這一思路，并在玉璧上融入五星、齒輪、嘉禾等新元素，力求實現“新舊文化的調和”。
在王遜執筆的《擬制國徽圖案說明》中，詳細闡述了這一設計理念：“設計人在本圖案里盡量采用了中國數千年藝術的傳統，以表現我們的民族文化；同時努力將象征新民主主義中國政權的新母題配合，求其由古代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新的圖案；彩色僅用金、玉、紅三色；目的在求其形成一個莊嚴典雅而不浮夸不艷俗的圖案，以表示中國新舊文化之繼續與調和。”這種“古今交融”的設計理念，與王遜在景泰藍改造中倡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原則一脈相承。
盡管方案最終未能完全實現，但王遜的思考仍在后續設計中得到延續。當設計轉向以天安門為核心時，主體圖案保留下了玉璧的輪廓。王遜在國徽設計中不僅關注圖案的美學效果，更注重每個元素的文化內涵，展現了獨特的學術視角與不凡的眼界。
奠基人：創建中國美術史學科
白色的展墻上展示著一幅醒目的彩色歷史照片：1954年7月，王遜正在給米伯爾等外國留學生講解名畫《長江萬里圖》，他們此時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央美術學院的民族美術研究所。民族美術研究所是1954年至1957年由王遜主要負責的中國美術研究權威機構。
1952年，王遜調入中央美術學院，次年開始參與籌建中央美術學院附設的中國繪畫研究所。他起草的建所方案明確提出兩大任務：系統整理古代繪畫遺產、培養專業研究人才。這份方案獲得文化部批準后，研究所于1954年1月正式成立，并更名為“民族美術研究所”。改名背后深刻體現了王遜的藝術主張——研究傳統是為了反思傳統，為新中國創造新美術。
建所初期，王遜帶領團隊開展全國范圍的美術資料收集工作。他們走訪各地畫家、民間藝人進行訪談調研，在全國范圍內收集保存了大量古今美術作品，建立起了新中國第一個專業美術研究檔案庫。
人才培養是王遜非常重視的工作，他設計的培養方案為中央美術學院培養了第一代美術史學者，并為全國藝術院校培養了新中國最早一批美術史師資隊伍。
為了讓研究成果惠及大眾，王遜推動建造了新中國第一座專業美術館。這座風格中西合璧的展館一直被使用到2008年，至今坐落在中央美院校尉營舊址。
到1957年研究所轉并之時，王遜已經在此完成了創建美術史學科的準備工作——完備的資料庫、全面系統的美術史教材、專業的美術展館和成熟的人才培養模式。同年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的建立標志著美術史在中國終于發展成為獨立學科，王遜也因此成為新中國美術史學的奠基人。
扛鼎之作：1950版《中國美術史》講義
王遜寫作的中國美術史教材，在建立新的中國美術史學體系中具有開創意義，在現代中國美術史學發展中具有里程碑地位。本次展覽呈現了有關王遜美術史寫作的部分實物。王遜的美術史寫作始于講義，經過數次修訂與印行，留下了多種版本的本冊。王遜的美術史寫作有兩個不同的版本系統，一為1950年代版，一為1960年代版。
1950版《中國美術史》目前已見有4種，最早可追溯至1950年，最初是以單篇講義的形式呈現。1953年，各地藝術院校急需美術史教材，文化部委托王遜主持召開“中國美術史教材編寫研討會”，王遜將原先的單篇講義形成《中國美術史簡論提綱》，以明確編寫原則、歷史分期、教材體例等問題。1954年，王遜以“提綱”為基礎，完成了內容較為完整的教材初稿，即《中國美術史提綱草稿》。1956年，藝術院校與文博系統皆迫切需要中國美術史教材，正好同年中央美院正籌備創辦美術史系，對教材也有迫切需求，故內部印行了少量《中國美術史講義》。《講義》相較于《草稿》的內容更加充實，補充了大量新發現與最新的研究成果，可見王遜對教材編寫工作的持續推進。
“文革”結束后，薄松年、陳少豐兩位先生在“講義”基礎上，補全著者生前未完成的明清“建筑”“工藝”兩節，整理出一本較為完備的《中國美術史》，1985年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后又于1989年重新編排出版了此書。
未竟巨著：1960版《中國美術史》稿
展廳的白墻上陳列著十余冊油印講義，這些散佚六十余年的本冊經王涵多年的考證尋覓，終使王遜1960年代重新編寫的中國美術史教材重現部分原貌。泛黃的紙頁上深淺不一的墨跡，見證了這部未竟巨著的坎坷傳承之路。
上世紀60年代初，王遜將教學工作與編寫教材工作同步進行。1961年，中宣部會同教育部、文化部在京召開“全國文科教材會”，會上提出全國美術院校計劃編寫18種教材，其中“中國古代美術史”部分由中央美院美術史系承擔，王遜為編寫主力。該教材經過多次審查與修訂，又多次補充了大量考古新發現與新研究。
1960版《中國美術史》包含1960至1964年零散的各個講義版本，體量遠超于1950版。這些零散講義經搜集整理，編匯成《中國美術史稿》，2022年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問世。
《中國美術史》教材在不斷地修訂、輯佚與出版中也逐漸顯示出王遜美術史寫作的特點：以新實在論為基礎的人的美術史；大美術觀，尤重民間美術和工藝美術；科學實證：推動現代美術考古學、書畫鑒定學的建立；以作品為中心的個案研究；奠定了教科書編撰范式。
通信與著書：王遜遺著整理研究
展覽第五單元集中展示了王遜遺著整理工作的相關成果，展品涵蓋手稿、書信及出版物等珍貴資料。其中一封1981年陳少豐致薄松年的親筆信，記錄了老一輩學者在整理王遜遺著過程中傾注的學術熱忱與嚴謹態度。
陳少豐自1956年負笈北上，以進修教師身份追隨王遜治學問道。1962年，王遜將其借調至北京協助編寫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教材，負責明代繪畫部分的撰寫。其間陳少豐全程旁聽王遜講授的《中國古代書畫理論》課程，詳實記錄課堂筆記，于上世紀80年代整理刻印，后成為整理出版《中國書畫理論》一書的重要依據。1963年王遜病重時，將未完成的《元明清的美術》及修改手稿托付陳少豐，后者在廣州美院刻印資料并精心保存手稿，使這批浸潤著學術體溫的手稿得以穿越浩劫存世至今。
薄松年曾擔任王遜的助教，在美術史系成立之初便在王遜的安排下承擔宋元美術以及民間美術的教學和研究。改革開放后，在陳、薄二位先生的共同努力下，1950版《中國美術史》教材終于得以惠及全國萬千學子。
李松、張薔二位學者多年來也投入了大量時間系統整理王遜遺作和教學筆記，經過反復校對，將部分重要內容進行整理發表，在學術界引起廣泛反響。
以陳少豐、薄松年、王涵以及有心學術的研究者所代表的中國美術史研究學術者們嘔心瀝血，廣為搜集，為王遜遺著的整理出版奉獻了年華，這項工作不僅鐫刻著尊師重道的學人風骨，更彰顯出學脈傳人的歷史擔當。
今年1月，王涵口述的新著《上水船：王遜與現代中國的藝術理想》由三聯書店出版。該書立足作者三十余年對王遜相關史料的發掘，以學術評傳的形式還原了王遜曾被遮蔽和遺忘的思想軌跡與卓越貢獻。該書與本次展覽相輔相成，共同成為“發現王遜”這一工作面向大眾的全面匯報。
正如王涵在書中所言：“作為曾在新中國美術史上產生過廣泛影響的美術家，王遜的藝術理論和藝術實踐，代表著他本人或一群人的藝術理想、代表著前人努力探索過的一種方向。”本次“為了趨向美玉的藝術——紀念王遜誕辰110周年史料輯佚展”透過王遜的藝術理論和藝術實踐，折射出一代學人在時代激流中對藝術理想的求索，表達了后世學人對王遜先生學術精神與藝術貢獻的深刻緬懷。
這位新中國美術史學奠基人的思想光芒，將持續照亮藝術求真之路，激勵后學在追尋美的歷程中接續探索。
展覽：為了趨向美玉的藝術——紀念王遜誕辰110周年史料輯佚展
展期：2025.1.21-5.5
地點：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
2025年適逢中國美術史學奠基人王遜誕辰110周年，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推出“為了趨向美玉的藝術——紀念王遜誕辰110周年史料輯佚展”。展覽以王遜早年發表的《玉在中國文化上的價值》為原點，通過大量輯佚史料系統梳理王遜的學術思想脈絡，展現其推動工藝美術改進與設計、創建中國美術史學科、建構中國美術史教材現代寫作體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時呈現數十年來學界對王遜遺著的整理與研究成果。
1969年王遜病逝后，其畢生學術成果皆散如珠玉：生前大量著作、手稿與藏書亦散失殆盡。所以，“輯佚”成為發現王遜的重要方法和途徑。作為輯佚工作的核心人物，王遜之侄王涵先生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系統搜尋王遜相關資料，歷經三十余年學術深耕，從浩繁的故紙堆中發掘出大量史料，終使王遜散佚的數百萬字文獻得以重現學界。
本次展出的二百余件（組）珍貴史料，正是王涵數十載輯佚與整理工作的精華凝結。
美學起步：“一切藝術趨向美玉”
王遜的第一篇美術史論文《玉在中國文化上的價值》，發表于1937年《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專刊》，全文以古代文獻與近代考古實證結合，提出中國美術史始于先民對玉石的發現與使用。
文中揭示玉器不僅承載著中國人獨特的美感認知，更被賦予宗教、政治、道德的多重意涵，體現“美善合一”的審美理想。王遜通過分析玉的色澤溫潤、質地單純等特質與儒家“君子比德于玉”理念的契合，闡明了中國古代將美感升華為道德準則，進而更擴充為后世一切美的價值。文章最后借英國美學家沃爾特·佩特“一切藝術趨歸音樂”之論，凝練出“在中國，一切藝術趨向美玉”的論斷，精辟概括了中國藝術精神的核心特質，同時也將中國美術史的起點歸于玉石：中國美術的第一筆，是刻在玉石上的。
王遜發表這篇論文之時年僅22歲，正在清華大學哲學系跟隨鄧以蟄學習美術史與美學。鄧以蟄視王遜為學術傳人，悉心指導其美術史研究，奠定了王遜實證研究的根基。在鄧以蟄引導下，王遜將美學理論與美術史考據相結合：一面探索“君子比德于玉”的審美理想，一面考證歷代美術的演變，逐漸構建起貫通古今的學術體系。
學術孕育：于戰火中廣收博取
1945年第一卷第二期的《世界文藝季刊》中刊載了王遜在西南聯大時期發表的《表現與表達》一文，反映了他這一時期逐步建構的學術理念。王遜是西南聯大辦學的全程親歷者，自1937年長沙臨時大學組建時他就在校，后隨校遷至昆明，直至1946年聯大北返，九年未離。
1939年清華大學恢復研究生招生，王遜通過激烈競爭考入哲學部，成為聯大第一批研究生。在馮友蘭、金岳霖等導師指導下，他選擇研究魏晉南北朝哲學，但創新地從書畫理論入手，系統整理古代美學文獻，用分析方法提煉核心概念。他此時撰寫的《六朝畫論與人物識鑒之關系》一文體現了他開始使用科學眼光和現代方法整理傳統畫論。
研究生時期，王遜廣泛請教不同領域的學者，轉益多師，吸收陳寅恪的文史結合方法和聞一多的考證功夫，形成注重材料、分析嚴謹的治學風格。可惜1940年日軍空襲炸毀了他積累多年的研究卡片，書籍資料的缺乏迫使他組織同學成立“背誦俱樂部”，通過強化記憶保存知識。
其間他積極參加“十一學會”等同仁組織，開展學術研討活動。從1941年起，他還承擔了聯大邏輯學公共課教學，聯大校友回憶說，王遜對聯大的邏輯學教學貢獻最多。
景泰藍設計：守正創新煥發新生
1949年7月，34歲的王遜成為清華大學最年輕的教授，肩負起創建藝術史學科與改造傳統工藝的雙重使命。面對瀕臨消亡的景泰藍行業，以王遜為代表的清華同人開啟了中國工藝美術史上首場“破舊立新”的實踐。
景泰藍雖為“燕京八絕”之首，但當時北京景泰藍作坊凋零，產品困在“乾隆Taste”的窠臼里，匠人機械復刻著繁縟圖案，胎體笨重、掐絲粗糙，外銷市場幾近斷絕。王遜與同人發現癥結在于“無原則的繁瑣工巧”，最終提出了改良的八字方針——“好看、好用、省工、省料”。王遜主張從青銅器紋樣中提煉“素樸”之美，借鑒敦煌藻井的靈動線條，將宋瓷的溫和風格和京劇臉譜的明快色彩融入設計。團隊推翻傳統花瓶形制，開發出臺燈、煙具等實用器物，胎體改用輕薄的銅鋁合金，釉料調配出玉石般的溫潤質感。
這場改良不僅是技藝革新，更是審美啟蒙，王遜等一輩學者的共同努力使得工藝美術回歸了人們的日常生活。1953年第二次全國文代會上，景泰藍改造與建國瓷設計被并列為新中國美術兩大成就。這場始于清華園的景泰藍改良運動，最終讓這項技藝煥發新生，為后世的遺產保護樹立了守正創新的典范。
國徽設計：新舊文化的調和
1949年開國大典前夕，國徽設計成為一項極為緊迫的任務。作為清華國徽設計小組的核心成員，王遜以其深厚的藝術史造詣，為這項國家象征的創作注入了獨特的文化思考。
在最初的設計方案中，王遜力主以大孔玉璧為主體圖案，他認為玉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象征著和平與美德，大孔璧更能體現“召人以瑗”的團結寓意。清華設計團隊采納了這一思路，并在玉璧上融入五星、齒輪、嘉禾等新元素，力求實現“新舊文化的調和”。
在王遜執筆的《擬制國徽圖案說明》中，詳細闡述了這一設計理念：“設計人在本圖案里盡量采用了中國數千年藝術的傳統，以表現我們的民族文化；同時努力將象征新民主主義中國政權的新母題配合，求其由古代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新的圖案；彩色僅用金、玉、紅三色；目的在求其形成一個莊嚴典雅而不浮夸不艷俗的圖案，以表示中國新舊文化之繼續與調和。”這種“古今交融”的設計理念，與王遜在景泰藍改造中倡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原則一脈相承。
盡管方案最終未能完全實現，但王遜的思考仍在后續設計中得到延續。當設計轉向以天安門為核心時，主體圖案保留下了玉璧的輪廓。王遜在國徽設計中不僅關注圖案的美學效果，更注重每個元素的文化內涵，展現了獨特的學術視角與不凡的眼界。
奠基人：創建中國美術史學科
白色的展墻上展示著一幅醒目的彩色歷史照片：1954年7月，王遜正在給米伯爾等外國留學生講解名畫《長江萬里圖》，他們此時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央美術學院的民族美術研究所。民族美術研究所是1954年至1957年由王遜主要負責的中國美術研究權威機構。
1952年，王遜調入中央美術學院，次年開始參與籌建中央美術學院附設的中國繪畫研究所。他起草的建所方案明確提出兩大任務：系統整理古代繪畫遺產、培養專業研究人才。這份方案獲得文化部批準后，研究所于1954年1月正式成立，并更名為“民族美術研究所”。改名背后深刻體現了王遜的藝術主張——研究傳統是為了反思傳統，為新中國創造新美術。
建所初期，王遜帶領團隊開展全國范圍的美術資料收集工作。他們走訪各地畫家、民間藝人進行訪談調研，在全國范圍內收集保存了大量古今美術作品，建立起了新中國第一個專業美術研究檔案庫。
人才培養是王遜非常重視的工作，他設計的培養方案為中央美術學院培養了第一代美術史學者，并為全國藝術院校培養了新中國最早一批美術史師資隊伍。
為了讓研究成果惠及大眾，王遜推動建造了新中國第一座專業美術館。這座風格中西合璧的展館一直被使用到2008年，至今坐落在中央美院校尉營舊址。
到1957年研究所轉并之時，王遜已經在此完成了創建美術史學科的準備工作——完備的資料庫、全面系統的美術史教材、專業的美術展館和成熟的人才培養模式。同年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的建立標志著美術史在中國終于發展成為獨立學科，王遜也因此成為新中國美術史學的奠基人。
扛鼎之作：1950版《中國美術史》講義
王遜寫作的中國美術史教材，在建立新的中國美術史學體系中具有開創意義，在現代中國美術史學發展中具有里程碑地位。本次展覽呈現了有關王遜美術史寫作的部分實物。王遜的美術史寫作始于講義，經過數次修訂與印行，留下了多種版本的本冊。王遜的美術史寫作有兩個不同的版本系統，一為1950年代版，一為1960年代版。
1950版《中國美術史》目前已見有4種，最早可追溯至1950年，最初是以單篇講義的形式呈現。1953年，各地藝術院校急需美術史教材，文化部委托王遜主持召開“中國美術史教材編寫研討會”，王遜將原先的單篇講義形成《中國美術史簡論提綱》，以明確編寫原則、歷史分期、教材體例等問題。1954年，王遜以“提綱”為基礎，完成了內容較為完整的教材初稿，即《中國美術史提綱草稿》。1956年，藝術院校與文博系統皆迫切需要中國美術史教材，正好同年中央美院正籌備創辦美術史系，對教材也有迫切需求，故內部印行了少量《中國美術史講義》。《講義》相較于《草稿》的內容更加充實，補充了大量新發現與最新的研究成果，可見王遜對教材編寫工作的持續推進。
“文革”結束后，薄松年、陳少豐兩位先生在“講義”基礎上，補全著者生前未完成的明清“建筑”“工藝”兩節，整理出一本較為完備的《中國美術史》，1985年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后又于1989年重新編排出版了此書。
未竟巨著：1960版《中國美術史》稿
展廳的白墻上陳列著十余冊油印講義，這些散佚六十余年的本冊經王涵多年的考證尋覓，終使王遜1960年代重新編寫的中國美術史教材重現部分原貌。泛黃的紙頁上深淺不一的墨跡，見證了這部未竟巨著的坎坷傳承之路。
上世紀60年代初，王遜將教學工作與編寫教材工作同步進行。1961年，中宣部會同教育部、文化部在京召開“全國文科教材會”，會上提出全國美術院校計劃編寫18種教材，其中“中國古代美術史”部分由中央美院美術史系承擔，王遜為編寫主力。該教材經過多次審查與修訂，又多次補充了大量考古新發現與新研究。
1960版《中國美術史》包含1960至1964年零散的各個講義版本，體量遠超于1950版。這些零散講義經搜集整理，編匯成《中國美術史稿》，2022年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問世。
《中國美術史》教材在不斷地修訂、輯佚與出版中也逐漸顯示出王遜美術史寫作的特點：以新實在論為基礎的人的美術史；大美術觀，尤重民間美術和工藝美術；科學實證：推動現代美術考古學、書畫鑒定學的建立；以作品為中心的個案研究；奠定了教科書編撰范式。
通信與著書：王遜遺著整理研究
展覽第五單元集中展示了王遜遺著整理工作的相關成果，展品涵蓋手稿、書信及出版物等珍貴資料。其中一封1981年陳少豐致薄松年的親筆信，記錄了老一輩學者在整理王遜遺著過程中傾注的學術熱忱與嚴謹態度。
陳少豐自1956年負笈北上，以進修教師身份追隨王遜治學問道。1962年，王遜將其借調至北京協助編寫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教材，負責明代繪畫部分的撰寫。其間陳少豐全程旁聽王遜講授的《中國古代書畫理論》課程，詳實記錄課堂筆記，于上世紀80年代整理刻印，后成為整理出版《中國書畫理論》一書的重要依據。1963年王遜病重時，將未完成的《元明清的美術》及修改手稿托付陳少豐，后者在廣州美院刻印資料并精心保存手稿，使這批浸潤著學術體溫的手稿得以穿越浩劫存世至今。
薄松年曾擔任王遜的助教，在美術史系成立之初便在王遜的安排下承擔宋元美術以及民間美術的教學和研究。改革開放后，在陳、薄二位先生的共同努力下，1950版《中國美術史》教材終于得以惠及全國萬千學子。
李松、張薔二位學者多年來也投入了大量時間系統整理王遜遺作和教學筆記，經過反復校對，將部分重要內容進行整理發表，在學術界引起廣泛反響。
以陳少豐、薄松年、王涵以及有心學術的研究者所代表的中國美術史研究學術者們嘔心瀝血，廣為搜集，為王遜遺著的整理出版奉獻了年華，這項工作不僅鐫刻著尊師重道的學人風骨，更彰顯出學脈傳人的歷史擔當。
今年1月，王涵口述的新著《上水船：王遜與現代中國的藝術理想》由三聯書店出版。該書立足作者三十余年對王遜相關史料的發掘，以學術評傳的形式還原了王遜曾被遮蔽和遺忘的思想軌跡與卓越貢獻。該書與本次展覽相輔相成，共同成為“發現王遜”這一工作面向大眾的全面匯報。
正如王涵在書中所言：“作為曾在新中國美術史上產生過廣泛影響的美術家，王遜的藝術理論和藝術實踐，代表著他本人或一群人的藝術理想、代表著前人努力探索過的一種方向。”本次“為了趨向美玉的藝術——紀念王遜誕辰110周年史料輯佚展”透過王遜的藝術理論和藝術實踐，折射出一代學人在時代激流中對藝術理想的求索，表達了后世學人對王遜先生學術精神與藝術貢獻的深刻緬懷。
這位新中國美術史學奠基人的思想光芒，將持續照亮藝術求真之路，激勵后學在追尋美的歷程中接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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