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陽貨》中記載了一段孔子勸導其子孔鯉讀詩的言論：“小子何莫學夫詩？……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意謂《詩經》中對于鳥獸草木等自然事物的書寫，可使讀者因物思義、觸物起情。錢穆對此進一步引申說：“對天地間鳥獸草木之名能多熟識，此小言之也。若大言之，則俯仰之間，萬物一體，鳶飛魚躍，道無不在，可以漸躋于化境……孔子教人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廣大其心，導達其仁。”由此可知，錢穆也認為孔子提出“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最終目的在于親近自然，開闊胸懷，臻于仁德之境——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相通互融、和合共生。
近日，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了一葦先生的《走出叢林——造字時代的人與動物》（以下簡稱《走出叢林》），便是以漢字為媒介，通過梳理漢字的起源與流變，帶領讀者走進漢字叢林中的動物世界。
人與動物復雜的情感糾葛
東漢文字學家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古人在造字之初，是“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揭示出漢字的產生與動物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正是動物圖景所激發的靈感，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古人造字的重要通道。先民在社會實踐中，通過持久、細致的觀察，將自然界中的猿啼鶴唳、虎嘯馬嘶一一印刻心間，進而以生動而簡明的形象勾畫出來，形諸文字。這些動物形象在古代漢字中的運用，不僅是表意指示的符號，更是古人對動物世界的一種理解與情感投射，既融入了中國古代文化之價值理念，也印證了中國人的思想世界始終不曾與現實世界具體形象分離的事實。
《走出叢林》作者認為，在造字時代，人類文明的脈絡中便交織著人與動物復雜的情感糾葛：一方面是企圖攀爬至主宰寶座的欲望，一方面是無法擺脫“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共生情結。這種矛盾的情感，體現著古人與動物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縱觀歷史，人類與動物的演化同頻共振、充滿互動，動物在人類的發展與文明的演進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著文明的形態與走向。基于人與動物的互動關系，對動物的研究實際上便是對人類本身自我問題的探討，若對動物的一系列問題都有清晰認知，那么對解決人類的問題自然也大有裨益，許多歷史難題或許也將迎刃而解。因此，作為一種全新的研究理念與方式，動物文字研究為更宏觀的古代社會研究提供了人類歷史中的動物因素這一新視角。
精神性崇拜與物質性依賴
作者一葦先生有著考古學的專業背景，曾任齊魯書社首席編輯，在出版界深耕多年，治學視野更是橫跨古文字學、中國哲學、宗教學、人類學諸領域，建樹可觀，故其著述于宏闊之外復能縱深，而本書即為代表。對公眾而言，考古學、文字學常常被視為象牙塔中的高深學問，讓人望而卻步，生僻的“動物考古”“章黃之學”更是艱深晦澀、曲高和寡。但是，一葦先生的這部新作，足以刷新公眾對考古學和古文字學抽象、刻板的印象，書中抽絲剝繭的文字疏解、異彩紛呈的考古發現、淹博精審的文獻征引、精彩絕倫的考訂思辨與簡潔疏朗的語言風格相得益彰，讓讀者領略到的是有趣的漢字文化，體味到的是奇妙的動物歷史，感悟到的是深刻的天人哲學。
通過閱讀本書，可知古人對動物的分類與現代動物學的分類相差懸遠。不同于現代動物學按動物的親緣關系與進化程度，將動物分為脊椎動物和非脊椎動物，古人則從動物的外部形態出發，以“五蟲”（羽蟲、毛蟲、甲蟲、鱗蟲、倮蟲）囊括包舉。從作者在書中拈出的諸如“四靈”“四象”“六畜”“十二生肖”等富有古典東方文化色彩與民族特色的動物組群中，足可看出遠古先民對動物的精神性崇拜與物質性依賴。
精神崇拜方面，如龍、鳳、龜、麒麟被歸為“四靈”，在古人的觀念里有著“上傳天意，下察民意”的作用。《說文解字》釋“龍”曰：“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投射于等級社會，古時天子禮服稱為“袞龍袍”，儀仗有“龍旗”，起居處叫“龍庭”，坐的位置叫“龍位”，史書中諸如劉媼感龍而生下劉邦這類有關“真龍天子”的粉飾之說更是屢見不鮮。古人以龍為尊，視其為權力和威嚴的象征，甚至是掌控自然力量的神靈、統御人類社會的圣王，所以“龍（龍）”的甲骨文、金文字形——頭戴王冠的異貌、遒勁威猛的身姿、勢吞云霓的巨口，便是此種文化心理的互文。《說文解字》對“鳳”的解釋是：“神鳥也……鴻前麐后，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虎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鳳凰被中國人視為神鳥，常和龍一起象征至高無上的地位。“龜”則以長壽的特征為人們所尊崇，除此之外，龜甲更是廣泛用于占卜、祭祀，達到上傳天意的作用。關于麒麟，《毛詩正義》中說：“麟，麋身，馬足，牛尾，黃毛，圓蹄，角端有肉。”麒麟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仁獸，有蹄不踏，有額不抵，有角不觸，不僅被視為天下太平的瑞兆，還被用來譬喻人品貴重的君子。
在科技尚不發達的遠古時期，耕作是中國人重要的謀生手段，所以除了希望通過超自然的意志力上傳天命之外，物質生產亦是人們生存方式中極為重要的一環，而常見的能維持人們生產生活的動物，便是“六畜”——馬、羊、牛、豬（豕）、狗（犬）、雞。無論是作為生產工具還是食物來源，古人的飲食起居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它們的，像牛、羊、豕之于祭祀，馬之于軍事交通，犬之于狩獵看家，雞之于司晨報曉，幾近涵蓋了古代生活的各個方面，由此，以不同動物之特質為標識的漢字應運而生。以牛部的“物”字為例，《說文解字》云：“物，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于牽牛。”意為天地萬物起于牽牛而耕。張舜徽《約注》進一步解釋說：“數猶事也，民以食為重，牛資農耕，事之大者，故引牛而耕，乃天地間萬事萬物根本。”還有羊部的“美”，《說文解字》云：“美，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也是相似的道理，羊在六畜之中是供給牲肉之主，自然在古人心中有著至高地位。正是因為動物在古代社會中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人們對其抱有尊崇與依賴的心理，而這種心理體現于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兩個維度。
動物的人文面目顯現
本書的寫作突破了釋形、審音、析義的狹義文字學研究的藩籬，避免了形式主義的膚泛之論，將重點放在對由不同動物涵攝的字族的挖掘與剖析上，比物聯類，前后映帶，論證考辨，絲絲入扣，故每章雖各成系統，卻氣脈貫通、渾融無間，讀來不僅無僵澀割裂之感，反而倒有食甘蔗漸入佳境之趣。作者對考古現況與前沿問題極為熟稔，相關材料驅遣自如、征引詳贍，同時又有十分敏銳的哲學思辨力，善于運用古代儒釋道典籍中的相關哲理，論述起來如水中著鹽，不露痕跡。這些動物文字以不同的外在形態與內部邏輯，展示著古人的精神世界、思想活動、情感狀態與社會風俗，作者以此為提挈，輔以豐富的圖片和灑落的文筆，熔辭采、考據與哲思于一爐，使得這些動物的人文面目在歷史長河中鮮活而具象地顯現出來。
本書雖是一部面向公眾的漢字文化的科普作品，但是作者秉持的態度卻是嚴肅的。在我國，傳統文化大眾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而只有秉持普及科學知識、倡導科學方法、傳播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的嚴正態度，才能真正推動傳統學術走出“荒江老屋”，走進公眾視野，進而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實現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賡續傳承。
可以說，《走出叢林》綜合了考古遺跡文物、甲骨金石簡帛文字、歷史文獻、古代哲學等多領域研究成果，分述了不同動物的前世今生，用全新的角度探究了漢字的產生演變及其背后的古人的精神信仰、審美情感、社會觀念、風俗習慣，重述了華夏民族與動物相處的漫長歷史。
作者借助地上地下“二重證據”，追溯歷史、解析文字、闡釋思想，既讓論述兼具科學性、嚴謹性與趣味性，也助益今人重新審視動物在古今社會中的價值與作用，進而對人與動物共生共榮、自然生態全域修復的愿景充滿希望。
《論語·陽貨》中記載了一段孔子勸導其子孔鯉讀詩的言論：“小子何莫學夫詩？……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意謂《詩經》中對于鳥獸草木等自然事物的書寫，可使讀者因物思義、觸物起情。錢穆對此進一步引申說：“對天地間鳥獸草木之名能多熟識，此小言之也。若大言之，則俯仰之間，萬物一體，鳶飛魚躍，道無不在，可以漸躋于化境……孔子教人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廣大其心，導達其仁。”由此可知，錢穆也認為孔子提出“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最終目的在于親近自然，開闊胸懷，臻于仁德之境——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相通互融、和合共生。
近日，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了一葦先生的《走出叢林——造字時代的人與動物》（以下簡稱《走出叢林》），便是以漢字為媒介，通過梳理漢字的起源與流變，帶領讀者走進漢字叢林中的動物世界。
人與動物復雜的情感糾葛
東漢文字學家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古人在造字之初，是“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揭示出漢字的產生與動物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正是動物圖景所激發的靈感，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古人造字的重要通道。先民在社會實踐中，通過持久、細致的觀察，將自然界中的猿啼鶴唳、虎嘯馬嘶一一印刻心間，進而以生動而簡明的形象勾畫出來，形諸文字。這些動物形象在古代漢字中的運用，不僅是表意指示的符號，更是古人對動物世界的一種理解與情感投射，既融入了中國古代文化之價值理念，也印證了中國人的思想世界始終不曾與現實世界具體形象分離的事實。
《走出叢林》作者認為，在造字時代，人類文明的脈絡中便交織著人與動物復雜的情感糾葛：一方面是企圖攀爬至主宰寶座的欲望，一方面是無法擺脫“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共生情結。這種矛盾的情感，體現著古人與動物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縱觀歷史，人類與動物的演化同頻共振、充滿互動，動物在人類的發展與文明的演進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著文明的形態與走向。基于人與動物的互動關系，對動物的研究實際上便是對人類本身自我問題的探討，若對動物的一系列問題都有清晰認知，那么對解決人類的問題自然也大有裨益，許多歷史難題或許也將迎刃而解。因此，作為一種全新的研究理念與方式，動物文字研究為更宏觀的古代社會研究提供了人類歷史中的動物因素這一新視角。
精神性崇拜與物質性依賴
作者一葦先生有著考古學的專業背景，曾任齊魯書社首席編輯，在出版界深耕多年，治學視野更是橫跨古文字學、中國哲學、宗教學、人類學諸領域，建樹可觀，故其著述于宏闊之外復能縱深，而本書即為代表。對公眾而言，考古學、文字學常常被視為象牙塔中的高深學問，讓人望而卻步，生僻的“動物考古”“章黃之學”更是艱深晦澀、曲高和寡。但是，一葦先生的這部新作，足以刷新公眾對考古學和古文字學抽象、刻板的印象，書中抽絲剝繭的文字疏解、異彩紛呈的考古發現、淹博精審的文獻征引、精彩絕倫的考訂思辨與簡潔疏朗的語言風格相得益彰，讓讀者領略到的是有趣的漢字文化，體味到的是奇妙的動物歷史，感悟到的是深刻的天人哲學。
通過閱讀本書，可知古人對動物的分類與現代動物學的分類相差懸遠。不同于現代動物學按動物的親緣關系與進化程度，將動物分為脊椎動物和非脊椎動物，古人則從動物的外部形態出發，以“五蟲”（羽蟲、毛蟲、甲蟲、鱗蟲、倮蟲）囊括包舉。從作者在書中拈出的諸如“四靈”“四象”“六畜”“十二生肖”等富有古典東方文化色彩與民族特色的動物組群中，足可看出遠古先民對動物的精神性崇拜與物質性依賴。
精神崇拜方面，如龍、鳳、龜、麒麟被歸為“四靈”，在古人的觀念里有著“上傳天意，下察民意”的作用。《說文解字》釋“龍”曰：“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投射于等級社會，古時天子禮服稱為“袞龍袍”，儀仗有“龍旗”，起居處叫“龍庭”，坐的位置叫“龍位”，史書中諸如劉媼感龍而生下劉邦這類有關“真龍天子”的粉飾之說更是屢見不鮮。古人以龍為尊，視其為權力和威嚴的象征，甚至是掌控自然力量的神靈、統御人類社會的圣王，所以“龍（龍）”的甲骨文、金文字形——頭戴王冠的異貌、遒勁威猛的身姿、勢吞云霓的巨口，便是此種文化心理的互文。《說文解字》對“鳳”的解釋是：“神鳥也……鴻前麐后，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虎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鳳凰被中國人視為神鳥，常和龍一起象征至高無上的地位。“龜”則以長壽的特征為人們所尊崇，除此之外，龜甲更是廣泛用于占卜、祭祀，達到上傳天意的作用。關于麒麟，《毛詩正義》中說：“麟，麋身，馬足，牛尾，黃毛，圓蹄，角端有肉。”麒麟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仁獸，有蹄不踏，有額不抵，有角不觸，不僅被視為天下太平的瑞兆，還被用來譬喻人品貴重的君子。
在科技尚不發達的遠古時期，耕作是中國人重要的謀生手段，所以除了希望通過超自然的意志力上傳天命之外，物質生產亦是人們生存方式中極為重要的一環，而常見的能維持人們生產生活的動物，便是“六畜”——馬、羊、牛、豬（豕）、狗（犬）、雞。無論是作為生產工具還是食物來源，古人的飲食起居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它們的，像牛、羊、豕之于祭祀，馬之于軍事交通，犬之于狩獵看家，雞之于司晨報曉，幾近涵蓋了古代生活的各個方面，由此，以不同動物之特質為標識的漢字應運而生。以牛部的“物”字為例，《說文解字》云：“物，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于牽牛。”意為天地萬物起于牽牛而耕。張舜徽《約注》進一步解釋說：“數猶事也，民以食為重，牛資農耕，事之大者，故引牛而耕，乃天地間萬事萬物根本。”還有羊部的“美”，《說文解字》云：“美，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也是相似的道理，羊在六畜之中是供給牲肉之主，自然在古人心中有著至高地位。正是因為動物在古代社會中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人們對其抱有尊崇與依賴的心理，而這種心理體現于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兩個維度。
動物的人文面目顯現
本書的寫作突破了釋形、審音、析義的狹義文字學研究的藩籬，避免了形式主義的膚泛之論，將重點放在對由不同動物涵攝的字族的挖掘與剖析上，比物聯類，前后映帶，論證考辨，絲絲入扣，故每章雖各成系統，卻氣脈貫通、渾融無間，讀來不僅無僵澀割裂之感，反而倒有食甘蔗漸入佳境之趣。作者對考古現況與前沿問題極為熟稔，相關材料驅遣自如、征引詳贍，同時又有十分敏銳的哲學思辨力，善于運用古代儒釋道典籍中的相關哲理，論述起來如水中著鹽，不露痕跡。這些動物文字以不同的外在形態與內部邏輯，展示著古人的精神世界、思想活動、情感狀態與社會風俗，作者以此為提挈，輔以豐富的圖片和灑落的文筆，熔辭采、考據與哲思于一爐，使得這些動物的人文面目在歷史長河中鮮活而具象地顯現出來。
本書雖是一部面向公眾的漢字文化的科普作品，但是作者秉持的態度卻是嚴肅的。在我國，傳統文化大眾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而只有秉持普及科學知識、倡導科學方法、傳播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的嚴正態度，才能真正推動傳統學術走出“荒江老屋”，走進公眾視野，進而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實現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賡續傳承。
可以說，《走出叢林》綜合了考古遺跡文物、甲骨金石簡帛文字、歷史文獻、古代哲學等多領域研究成果，分述了不同動物的前世今生，用全新的角度探究了漢字的產生演變及其背后的古人的精神信仰、審美情感、社會觀念、風俗習慣，重述了華夏民族與動物相處的漫長歷史。
作者借助地上地下“二重證據”，追溯歷史、解析文字、闡釋思想，既讓論述兼具科學性、嚴謹性與趣味性，也助益今人重新審視動物在古今社會中的價值與作用，進而對人與動物共生共榮、自然生態全域修復的愿景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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