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不斷變化的生活敞開
當我11歲時，開始做文學夢，大洋彼岸已有人在新出版的《影響的焦慮：一種詩歌理論》（以下簡稱《影響的焦慮》）中炸響了“審美自主性”原則，并強調文學批評是一門藝術，它關注的是經典，而人只有調動自身的審美力量才能滲入經典，這個力量包括認知能力、原創性以及豐富的語匯等。這本書的作者就是五六歲就立志成為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終其一生都在反對包括解構主義和哈利·波特文學在內的文壇斗士，人稱“抬杠批評家”的哈羅德·布魯姆。其時他43歲，正是意氣風發的年紀。
在書中，他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傳統對創作的多重影響，指出前輩詩人因先進入歷史，不免對后輩的創作形成阻礙，并使之產生焦慮。后輩若要克服這種“影響的焦慮”，就必須努力把前輩及其作品從傳統中分離出來。記得博爾赫斯《卡夫卡及其先驅者》曾稱，每位作家都創造了自己的先驅者，作家的勞作能改變人對過去甚至未來的理解，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也認為，已有的不朽之作聯成一體，一旦新作加入這個體系，就意味著與傳統達成一致。但布魯姆顛覆了他們的說法。在他看來，傳統不是一個完美的體系，后輩承繼前輩也并非文學沿革的常態。事實是，他們不可能因循守舊，相反，只有藉焦慮激發的動力去找尋新路，以向不斷變化的生活敞開。準此，他認為一部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詩歌史，就是壓抑與反壓抑、焦慮與反焦慮的歷史。
“選擇一條英雄之路”
多年后，我在課堂上引用這個觀點，心里有一種特別通透的爽快感。當時的認識，傳統可不就是既有過去性又有現在性。因為傳統，后輩作家才得以將自己置身于和前輩并存的秩序中，當然，他會因此感到壓力山大。對此，布魯姆用“弗洛伊德式的掙扎”來形容。他特別呼吁后者要有創造力，認為這種創造力不是對過去的感激之情，一個偉大的作者若想與傳統先驅或自己的文學祖先競爭，就必須有所創造，像撒旦一樣“選擇一條英雄之路，去經歷地獄之苦，去探索在地獄里可能還有什么作為”。他認為彌爾頓就是這樣的人，他用有意藏拙和隱藏原型的方式來抵御焦慮、對抗影響，《失樂園》的主題因此就成了他與撒旦之間的爭斗，正如《哈姆雷特》的主題是莎士比亞與哈姆雷特之間的爭斗一樣。此外，先賢與前輩大多高明，決定了與之正面相搏必須是隱蔽的，所以他進一步提出應用反諷、提喻、夸張等手段來實現誤讀，用偏離前輩和虛化自我等策略來修正原作，以便使它們脫出時間的挾制，以獨立的姿態接受后人的審視，直至這個后人最后削弱與消解從前人處所承繼的影響。
為此他鼓勵后輩應勇敢地與前輩的權威文本爭奪影響，認為文學正是有抱負的作者在面對偉大前輩時，因害怕失去創造力而內心焦慮的集中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主張的“影響力的焦慮”，實際是作者對創作靈感的一種特殊祈求方式和回應方式，而“誤讀”因此也與“焦慮”一起，成為他理論中最重要的關鍵字。如前所說，他稱西方詩歌史是一部壓抑與反壓抑、焦慮與反焦慮的歷史。至此，他則進一步指出，它還是一部“詩人中的強者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間而相互‘誤讀’對方的詩的歷史”。直到31年后，他編選大型詩歌選本《最佳英語詩歌：從喬叟到弗羅斯特》，仍堅持認為詩的歷史形成于后輩詩人對先驅的誤讀與曲解。在為此撰寫的導讀《讀詩的藝術》中，他稱詩的本質是一種“隱喻性的語言”，而偉大的詩尤其能讓人察覺到一種“殊異”，從而助人成為“我們自己的自由藝術家”。
為強調這一點，他甚至無意撇清這種自我成長與將對象“妖魔化”的關系，認為所謂影響正意味著一個詩人對另一個詩人的“妖魔化”的誤讀或曲解，所有的閱讀和批評實際上都是誤讀或曲解，文學本質上就是作者在反抗傳統的過程中，通過語言展現無限創造力與無窮生命力的活動。可以想象，這種義無反顧的徹底的主張，對一個尚處在遏制不住奇思異想、獨任自我時的我有多大的吸引力。它鼓勵了我，讓我相信在將要到來的歲月里，自己對一切偉大經典的閱讀與批評是可以恭順謙和與桀驁不馴并存的，并且有時候唯桀驁不馴才是真正的恭順謙和。
說起來，誤讀現象在中外文學史上都很普遍。不過在西方，人們對它的認識通常從讀者出發，以對偏見的分析作為闡釋與論說的起點，來證明有此現象實屬必然。當然也有從文本出發，結合語言的差異性與修辭性，從反方向證明正讀之不可能的。但布魯姆不這樣，他從作者角度切入,用弗洛伊德家庭羅曼史理論，結合尼采超人意志論、希伯來神秘哲學、保羅·德·曼的文本誤讀和彌爾頓以來英美浪漫主義的詩學實踐，將作者因閱讀前輩產生的心理焦慮看作是誤讀發生的根本原因，突出強調誤讀所隱含的否定性價值和創造性品質，由此創設出那個時代最大膽、最有創見的理論，“震動了所有人的神經”，一時主張以批評介入社會的女性主義和種族理論批評等流派，都不得不避其鋒芒。在隨后推出的“詩的誤讀”四部曲的后續三部曲《誤讀的地圖》《卡巴拉與批評》《詩歌與壓抑》里，他不斷豐富、修正自己的理論，最終確立了以“對抗式批評”為宗旨的詩的誤讀理論。其間，作為猶太移民的后裔，他與美國主流社會的緊張關系，為他的諸多觀點定下了個性鮮明的基調。這種基調在此后的發展中不僅不斷凸顯著僅屬于他個人的文化身份與訴求，更昭示了他批評理論的人文主義本質。所以，他被稱為西方傳統中最具天賦和原創性、煽動性的批評家。《紐約時報》書評版主編薩姆·坦儂豪斯稱他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文學界最為多才多藝，也是最刺激的存在之一”“兼具學者、教師、評論家、散文家、檄文執筆者等身份的奇異品種”。詩人、評論家、翻譯家，在向英語讀者介紹現代法國詩和實驗小說方面極具影響的普利策詩歌獎獲得者理查德·霍華德，甚至直陳長時間以來西方人一直在接受他的教育，并稱他是“活的百科全書”。而我只有感嘆，當自己為這樣的百科全書深深著迷，已在20年后了。
用全部的身心來讀
近些年，關于他的著作，個人心有戚戚焉的更是在這個技術時代，他對必須閱讀文學經典的一系列論述。體認到批評不僅為獲取文學知識，還是一種社會參與行動，其最終目的是要教育大眾影響社會，自20世紀90年代起，他更多面向大眾，不斷向人強調文學經典的原創性、陌生性和審美自主性的意義與價值，呼吁人在經歷了對文學做道德化、政治化的過多解讀后，能重新回到經典本身，甚至總結出閱讀公式，教人如何發揚審美主體性，在體認經典的創造中實現屬于自己的審美有效性。他告訴人們，藝術來到你身邊的時候意圖很坦誠，就是要賦予你的時間以最高的質量，因此閱讀的目的就在于“尋到更真實的自己”，從而增強和改善自己，實現“內在自我的擴展”，為此他寫了著名的《西方正典》一書，通過對莎士比亞等26位偉大作家的解讀，揭示經典的奧秘。
在第一篇《論經典》中，他明確表達了自己以審美價值為核心的經典觀。眾所周知，英文“正典”一詞來源于希臘文，原指織工木匠使用的校準棒，后延伸指法律或藝術的尺度規范。他認為經典之于今人仍具有范式意義，所以之后又寫了《如何讀，為什么讀》《天才：創造性心靈的一百位典范》和《影響的剖析：文學作為生活方式》等書，不遺余力地呼吁人“必須有能力用人性來讀，用你的全部身心來讀”。直到暮年，《記憶縈回》這本文學回憶錄仍收錄了他對《圣經》等80段文本的解讀。書中盡管《影響的焦慮》中常見的焦慮、誤讀等關鍵詞不再出現，但它們所指涉的意義并未消散，相反，因仍致力于揭示“對抗與經典”和“陌生與崇高”之間的內在聯系，他終究將誤讀理論貫徹到了最后。這份堅持，讓腦子里始終有各種主義在跑馬的我欽佩不已。
在《批評的剖析》一書中他寫道：“我繼續寫作是因為心中有一個史蒂文斯式的愿望，也就是希望我們內心偉大的聲音可以往上升，與惠特曼的聲音和莎士比亞創造的幾百個聲音匯合。對我的學生和永無謀面機會的讀者，我總是力勸他們努力實現讀者的崇高，要求他們只對能夠讓他們覺得永遠無法窮盡的作家進行正面接觸。”他和在耶魯大學聽過他課的詩人王敖聊中國詩，問的也是“中國當代有沒有能夠繼承偉大儒家傳統的詩人”，而不喜歡朦朧詩，這似乎可用來證明他希望與中國的偉大詩人“正面接觸”。什么是“正面接觸”？當然不是指找經典作品來讀，而是指把自己放進去，并與之短兵相接。在我看來，這可不又是他終其一生都堅持直面偉大前輩，在經典影響和激勵下發揚審美自主性，過一種精神性生活的表征？所以，他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朗吉努斯的崇拜者。
以審美力作對抗式的批評
現在，我同樣任教于大學，從事著與他一樣的文學研究與詩歌研究。我幾乎有他所有重要的著作，能感同身受地體認他對文學批評越來越分裂為低水平的媒體批評和學院批評的不滿，并對越來越多的研究生只讀拉康、福柯或德里達，卻不讀斯賓塞、莎士比亞或彌爾頓感到失望。還有，與他一樣，也時常感嘆批評不討好，許多作家確實如他所說，“面對文學批評家甚至比對小說家或詩人還不自在”，但他仍能堅持立場，從未停止過批評，對此我真的佩畏不已，常懷有深深的敬意。他感嘆在自己四十年的研究生涯里見過太多潮流來了又去，晚年終于能辨別出“哪些是轉瞬即逝的水面漣漪，哪些是水底深處的水流，或者貨真價實的變化”，我因此好希望自己也能有此慧眼。只是不敢確定，盡管自己從來崇拜純美，但能不能像他一樣雖千萬人而獨往，不顧一切地堅持唯美與浪漫的立場。
說到底，通過《影響的焦慮》一書，他教會了我重新認識文學批評首先應具備文學性，要既具個人色彩，又富有無限的激情。因為它不是哲學、政治或宗教，它滲透著批評者對生活的參悟，最需要智慧，甚至就是智慧本身。因為它所親近的文學反映的并不一定是生活中最好的部分，而只是生活本身，甚至是生活最糟糕的部分。所以當黑暗襲來，價值破碎，就是需要人以自主的審美力作對抗式批評。
所以我愿意晚年與這個“幸存的古跡”為伴，相信他最適任經典文學的布道者，他關于經典的那些著作就是個人的福音書。這樣，我就有可能不受來自文學外部甚至內部任何因素的影響——從消費文化的濫情到精英文化的固執，活到老，讀到老，從而免于成為被他嘲諷過的那種人，他們雖然一直研究文學，其實既不喜歡文學，也不懂文學。
汪涌豪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和美學的教學與研究，兼及傳統史學、哲學與當代文藝批評。著有《中國文學批評范疇及體系》等專著13種，主編有四卷本《中國詩學》等8種。另有書評集《書生言》、演講集《文明的垂顧》、新詩集《云誰之思》和舊體詩集《巢云樓詩鈔》等。
向不斷變化的生活敞開
當我11歲時，開始做文學夢，大洋彼岸已有人在新出版的《影響的焦慮：一種詩歌理論》（以下簡稱《影響的焦慮》）中炸響了“審美自主性”原則，并強調文學批評是一門藝術，它關注的是經典，而人只有調動自身的審美力量才能滲入經典，這個力量包括認知能力、原創性以及豐富的語匯等。這本書的作者就是五六歲就立志成為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終其一生都在反對包括解構主義和哈利·波特文學在內的文壇斗士，人稱“抬杠批評家”的哈羅德·布魯姆。其時他43歲，正是意氣風發的年紀。
在書中，他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傳統對創作的多重影響，指出前輩詩人因先進入歷史，不免對后輩的創作形成阻礙，并使之產生焦慮。后輩若要克服這種“影響的焦慮”，就必須努力把前輩及其作品從傳統中分離出來。記得博爾赫斯《卡夫卡及其先驅者》曾稱，每位作家都創造了自己的先驅者，作家的勞作能改變人對過去甚至未來的理解，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也認為，已有的不朽之作聯成一體，一旦新作加入這個體系，就意味著與傳統達成一致。但布魯姆顛覆了他們的說法。在他看來，傳統不是一個完美的體系，后輩承繼前輩也并非文學沿革的常態。事實是，他們不可能因循守舊，相反，只有藉焦慮激發的動力去找尋新路，以向不斷變化的生活敞開。準此，他認為一部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詩歌史，就是壓抑與反壓抑、焦慮與反焦慮的歷史。
“選擇一條英雄之路”
多年后，我在課堂上引用這個觀點，心里有一種特別通透的爽快感。當時的認識，傳統可不就是既有過去性又有現在性。因為傳統，后輩作家才得以將自己置身于和前輩并存的秩序中，當然，他會因此感到壓力山大。對此，布魯姆用“弗洛伊德式的掙扎”來形容。他特別呼吁后者要有創造力，認為這種創造力不是對過去的感激之情，一個偉大的作者若想與傳統先驅或自己的文學祖先競爭，就必須有所創造，像撒旦一樣“選擇一條英雄之路，去經歷地獄之苦，去探索在地獄里可能還有什么作為”。他認為彌爾頓就是這樣的人，他用有意藏拙和隱藏原型的方式來抵御焦慮、對抗影響，《失樂園》的主題因此就成了他與撒旦之間的爭斗，正如《哈姆雷特》的主題是莎士比亞與哈姆雷特之間的爭斗一樣。此外，先賢與前輩大多高明，決定了與之正面相搏必須是隱蔽的，所以他進一步提出應用反諷、提喻、夸張等手段來實現誤讀，用偏離前輩和虛化自我等策略來修正原作，以便使它們脫出時間的挾制，以獨立的姿態接受后人的審視，直至這個后人最后削弱與消解從前人處所承繼的影響。
為此他鼓勵后輩應勇敢地與前輩的權威文本爭奪影響，認為文學正是有抱負的作者在面對偉大前輩時，因害怕失去創造力而內心焦慮的集中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主張的“影響力的焦慮”，實際是作者對創作靈感的一種特殊祈求方式和回應方式，而“誤讀”因此也與“焦慮”一起，成為他理論中最重要的關鍵字。如前所說，他稱西方詩歌史是一部壓抑與反壓抑、焦慮與反焦慮的歷史。至此，他則進一步指出，它還是一部“詩人中的強者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間而相互‘誤讀’對方的詩的歷史”。直到31年后，他編選大型詩歌選本《最佳英語詩歌：從喬叟到弗羅斯特》，仍堅持認為詩的歷史形成于后輩詩人對先驅的誤讀與曲解。在為此撰寫的導讀《讀詩的藝術》中，他稱詩的本質是一種“隱喻性的語言”，而偉大的詩尤其能讓人察覺到一種“殊異”，從而助人成為“我們自己的自由藝術家”。
為強調這一點，他甚至無意撇清這種自我成長與將對象“妖魔化”的關系，認為所謂影響正意味著一個詩人對另一個詩人的“妖魔化”的誤讀或曲解，所有的閱讀和批評實際上都是誤讀或曲解，文學本質上就是作者在反抗傳統的過程中，通過語言展現無限創造力與無窮生命力的活動。可以想象，這種義無反顧的徹底的主張，對一個尚處在遏制不住奇思異想、獨任自我時的我有多大的吸引力。它鼓勵了我，讓我相信在將要到來的歲月里，自己對一切偉大經典的閱讀與批評是可以恭順謙和與桀驁不馴并存的，并且有時候唯桀驁不馴才是真正的恭順謙和。
說起來，誤讀現象在中外文學史上都很普遍。不過在西方，人們對它的認識通常從讀者出發，以對偏見的分析作為闡釋與論說的起點，來證明有此現象實屬必然。當然也有從文本出發，結合語言的差異性與修辭性，從反方向證明正讀之不可能的。但布魯姆不這樣，他從作者角度切入,用弗洛伊德家庭羅曼史理論，結合尼采超人意志論、希伯來神秘哲學、保羅·德·曼的文本誤讀和彌爾頓以來英美浪漫主義的詩學實踐，將作者因閱讀前輩產生的心理焦慮看作是誤讀發生的根本原因，突出強調誤讀所隱含的否定性價值和創造性品質，由此創設出那個時代最大膽、最有創見的理論，“震動了所有人的神經”，一時主張以批評介入社會的女性主義和種族理論批評等流派，都不得不避其鋒芒。在隨后推出的“詩的誤讀”四部曲的后續三部曲《誤讀的地圖》《卡巴拉與批評》《詩歌與壓抑》里，他不斷豐富、修正自己的理論，最終確立了以“對抗式批評”為宗旨的詩的誤讀理論。其間，作為猶太移民的后裔，他與美國主流社會的緊張關系，為他的諸多觀點定下了個性鮮明的基調。這種基調在此后的發展中不僅不斷凸顯著僅屬于他個人的文化身份與訴求，更昭示了他批評理論的人文主義本質。所以，他被稱為西方傳統中最具天賦和原創性、煽動性的批評家。《紐約時報》書評版主編薩姆·坦儂豪斯稱他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文學界最為多才多藝，也是最刺激的存在之一”“兼具學者、教師、評論家、散文家、檄文執筆者等身份的奇異品種”。詩人、評論家、翻譯家，在向英語讀者介紹現代法國詩和實驗小說方面極具影響的普利策詩歌獎獲得者理查德·霍華德，甚至直陳長時間以來西方人一直在接受他的教育，并稱他是“活的百科全書”。而我只有感嘆，當自己為這樣的百科全書深深著迷，已在20年后了。
用全部的身心來讀
近些年，關于他的著作，個人心有戚戚焉的更是在這個技術時代，他對必須閱讀文學經典的一系列論述。體認到批評不僅為獲取文學知識，還是一種社會參與行動，其最終目的是要教育大眾影響社會，自20世紀90年代起，他更多面向大眾，不斷向人強調文學經典的原創性、陌生性和審美自主性的意義與價值，呼吁人在經歷了對文學做道德化、政治化的過多解讀后，能重新回到經典本身，甚至總結出閱讀公式，教人如何發揚審美主體性，在體認經典的創造中實現屬于自己的審美有效性。他告訴人們，藝術來到你身邊的時候意圖很坦誠，就是要賦予你的時間以最高的質量，因此閱讀的目的就在于“尋到更真實的自己”，從而增強和改善自己，實現“內在自我的擴展”，為此他寫了著名的《西方正典》一書，通過對莎士比亞等26位偉大作家的解讀，揭示經典的奧秘。
在第一篇《論經典》中，他明確表達了自己以審美價值為核心的經典觀。眾所周知，英文“正典”一詞來源于希臘文，原指織工木匠使用的校準棒，后延伸指法律或藝術的尺度規范。他認為經典之于今人仍具有范式意義，所以之后又寫了《如何讀，為什么讀》《天才：創造性心靈的一百位典范》和《影響的剖析：文學作為生活方式》等書，不遺余力地呼吁人“必須有能力用人性來讀，用你的全部身心來讀”。直到暮年，《記憶縈回》這本文學回憶錄仍收錄了他對《圣經》等80段文本的解讀。書中盡管《影響的焦慮》中常見的焦慮、誤讀等關鍵詞不再出現，但它們所指涉的意義并未消散，相反，因仍致力于揭示“對抗與經典”和“陌生與崇高”之間的內在聯系，他終究將誤讀理論貫徹到了最后。這份堅持，讓腦子里始終有各種主義在跑馬的我欽佩不已。
在《批評的剖析》一書中他寫道：“我繼續寫作是因為心中有一個史蒂文斯式的愿望，也就是希望我們內心偉大的聲音可以往上升，與惠特曼的聲音和莎士比亞創造的幾百個聲音匯合。對我的學生和永無謀面機會的讀者，我總是力勸他們努力實現讀者的崇高，要求他們只對能夠讓他們覺得永遠無法窮盡的作家進行正面接觸。”他和在耶魯大學聽過他課的詩人王敖聊中國詩，問的也是“中國當代有沒有能夠繼承偉大儒家傳統的詩人”，而不喜歡朦朧詩，這似乎可用來證明他希望與中國的偉大詩人“正面接觸”。什么是“正面接觸”？當然不是指找經典作品來讀，而是指把自己放進去，并與之短兵相接。在我看來，這可不又是他終其一生都堅持直面偉大前輩，在經典影響和激勵下發揚審美自主性，過一種精神性生活的表征？所以，他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朗吉努斯的崇拜者。
以審美力作對抗式的批評
現在，我同樣任教于大學，從事著與他一樣的文學研究與詩歌研究。我幾乎有他所有重要的著作，能感同身受地體認他對文學批評越來越分裂為低水平的媒體批評和學院批評的不滿，并對越來越多的研究生只讀拉康、福柯或德里達，卻不讀斯賓塞、莎士比亞或彌爾頓感到失望。還有，與他一樣，也時常感嘆批評不討好，許多作家確實如他所說，“面對文學批評家甚至比對小說家或詩人還不自在”，但他仍能堅持立場，從未停止過批評，對此我真的佩畏不已，常懷有深深的敬意。他感嘆在自己四十年的研究生涯里見過太多潮流來了又去，晚年終于能辨別出“哪些是轉瞬即逝的水面漣漪，哪些是水底深處的水流，或者貨真價實的變化”，我因此好希望自己也能有此慧眼。只是不敢確定，盡管自己從來崇拜純美，但能不能像他一樣雖千萬人而獨往，不顧一切地堅持唯美與浪漫的立場。
說到底，通過《影響的焦慮》一書，他教會了我重新認識文學批評首先應具備文學性，要既具個人色彩，又富有無限的激情。因為它不是哲學、政治或宗教，它滲透著批評者對生活的參悟，最需要智慧，甚至就是智慧本身。因為它所親近的文學反映的并不一定是生活中最好的部分，而只是生活本身，甚至是生活最糟糕的部分。所以當黑暗襲來，價值破碎，就是需要人以自主的審美力作對抗式批評。
所以我愿意晚年與這個“幸存的古跡”為伴，相信他最適任經典文學的布道者，他關于經典的那些著作就是個人的福音書。這樣，我就有可能不受來自文學外部甚至內部任何因素的影響——從消費文化的濫情到精英文化的固執，活到老，讀到老，從而免于成為被他嘲諷過的那種人，他們雖然一直研究文學，其實既不喜歡文學，也不懂文學。
汪涌豪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和美學的教學與研究，兼及傳統史學、哲學與當代文藝批評。著有《中國文學批評范疇及體系》等專著13種，主編有四卷本《中國詩學》等8種。另有書評集《書生言》、演講集《文明的垂顧》、新詩集《云誰之思》和舊體詩集《巢云樓詩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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