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我組織了不少中法文化交流活動，也推出了許多法國圖書，還把我多年來所寫的相關文章匯集成冊，取名為《巴黎獵書客》，交深圳出版社出版。書中既有我尋書訪書、洽談圖書版權的故事，也寫了我游走巴黎文壇、拜訪作家和出版人的經歷。驀然回首，那都是一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國加入國際版權組織不久，對國際圖書貿易還很陌生，許多出版單位都在觀望。從“拿來主義”到真金實銀的談判與付出，這一步并不容易邁出，至少是不習慣的。即使愿意，也缺乏平臺與經驗。但別無選擇，最后只能下海試水。我就是第一批到法國獵書的出版人之一。
從吃閉門羹到很受歡迎的人
獵書與淘書不同，獵書是主動的，有目標的，雖然與個人眼光有關，但還要考慮出版社自身的出版方針、選題方向和編輯、銷售實力，考慮國內圖書市場的接受程度和讀者的閱讀習慣，所以不完全是個人行為。我學習和翻譯法國文學多年，自認為對法國文學是了解的，但到了巴黎，陷入書的海洋，我才發現，我們所熟悉的，在法國早已過時，人家正在讀的，我們幾乎一無所知。我試圖敲開巴黎出版社的大門，對方一句“我們認識嗎？”或者是“我們有業務嗎？”就把我擋住了。那時互聯網還不普及，我給他們一家一家發傳真，幾乎都石沉大海。我們與西方出版界隔絕太久，缺乏了解，沒有合作，更沒有信任。
無奈之下，我只好向法國有關部門求助。法國出版行業協會和當時負責法國出版界對外聯絡和國際書展的FRANCE EDITION （現法國對外出版局）聽了我的訴求之后，在內刊上發表了一篇《中國南方的法國文學情人》（因為我來自中國南方，又譯過杜拉斯的《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對我進行了熱情介紹和推薦。很快，傳真就得到了回復，電話鈴也響起來了。巴黎的出版社開始對我敞開大門，我一家一家走訪，書一箱一箱扛回住處。每次房東都會驚訝地說：“法國的書很貴的，你買這么多書啊？”
去了出版社，我們首先談的是作家，是文學。生意嘛，好說。當時的法國出版界，典型的法式人情社會。談得投機了，書隨便挑，價格是象征性的。負責國際版權的大多是老太太，對自己的出版物了如指掌，哪怕出版社有百年歷史、數萬種書。她們愛書、讀書，也尊重懂書、懂她們的文學的人。有一次，在一家出版社，我說起喜歡法國的一本叫做《文學雜志》的刊物，但價格對我來說太貴，加上郵費就更貴了。版權部經理馬上寫了一個地址和名字給我，說您去找這個人，她會幫你。我按照地點找到那個人，一個眼睛有點問題的老太太，戴著很厚的眼鏡，也許是書看多了。她就是雜志社的負責人，聽說我喜歡他們的雜志，馬上抱給我一摞，并要我留下地址，說以后每個月都會把雜志寄到中國去。這一寄就是十年。完全免費！在另一家出版社，版權部主任跟我談著談著，突然激動起來，拿起桌上的電話，給法國文化部的一個官員打電話，說你們應該見見這個中國出版人，他很懂我們的文學，對我們很重要。那時尋求法國方面的版權資助也非常方便，沒有什么手續和程序，在飯桌上跟書籍與閱讀管理部門的主管把酒言歡，勾選書名，然后把合同復印件直接寄給他們就完事了。一切都在給我們大開綠燈。
那些難忘的訪談是我畢生的財富
為了更好地了解當時的法國文學，我又提出來想見一些著名作家。法國文化部、外交部和出版社都很支持，積極配合，安排我們見面。最難忘的是拜訪被稱為“龔古爾夫人”的埃德蒙德·夏爾-魯，當時的龔古爾獎評委會主席，已經86歲。負責聯系的出版社同行對我說，“抓緊啊！”言下之意是你下次來不一定能見到她了。但老太太命硬，活到了96歲。她住在塞納河左岸一條窄窄的巷子里，從繁華的圣日耳曼大街拐進去，世界頓時安靜了下來，仿佛走進了歷史。我找到她家，推開陳舊的雙扉木門，映入眼簾的是一個滿是青苔和爬藤的小院。一個小門，已有年頭，樓梯間漆黑一團，走到二樓，燈突然亮了，一個蒼老但熱情的聲音從三樓傳來：“小心腳下啊！樓梯不大好走。”
她拿出好茶招待我。我們談了很久。我問起大家關心的一些問題：作為法國最重要的文學獎，龔古爾獎是怎么評出來的？這么多書，十大評委看得過來嗎，有沒有人情因素在里面？龔古爾在遺囑中不是說要獎給年輕人嗎，為什么現在得獎的作者年紀都不小了？我問她哪些當代作家值得翻譯和推薦，她問我羅布-格里耶在中國是否很出名，當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后，她說，有的作家就是這樣，要出名，你攔都攔不住，顯然有些妒忌。我們談起《母豬女郎》的作者達里厄塞克，我說她越寫越自我封閉，失去了不少讀者。她說讀者少不一定是作者的錯，說不定是讀者的錯呢！提到剛剛以《基本粒子》轟動文壇的烏埃勒貝克，她說只要她當主席，就不會把龔古爾獎頒給他，“他總不能半夜里喝得醉醺醺的，提著酒瓶，牽著狗來敲評委門吧？龔古爾獎這么嚴肅的一個獎，得講點形象吧？”我問她跟薩特和加繆有交往嗎？她說：“我跟加繆更近一些，跟薩特也熟。波伏瓦嘛，一個了不起的女人！”聽得出來，她話中有話。
夏爾-魯出身名門，父親是法國駐外大使。二戰爆發時，她不到20歲就上了戰場，兩次負傷，險些喪命。我說您家人舍得讓您這么一個小女子上前線嗎？她說他們都很愛國，父親聽說她要參軍，只輕說了這么一句：“好吧，女兒，再見！”好像她是去旅行似的。她后來從事寫作，投稿無門，是阿拉貢幫了她，不但讓出版社接受她的書稿，還不準他們擅改書名。阿拉貢，就是那個寫《艾爾莎的眼睛》的詩人？對，他跟馬雅可夫斯基的秘書艾爾莎的愛情被傳為佳話。夏爾-魯本人的愛情也轟轟烈烈，快到50歲時候，丘比特之箭才射中她。射手不是別人，正是馬賽市當時的市長，未來法國總統密特朗的摯友加斯東。加斯東已婚，但為了愛情，他不惜拋棄一切，包括市長的職位，追到巴黎……夏爾-魯的故事太多太多，幾天幾夜也講不完。
另一場難忘的見面，是拜訪午夜出版社的掌門人蘭東。見他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在法國文壇有那么高的威望，所以當他傲慢地接待我時，我有點不愉快，談話一度陷入僵局。但很快，我們就找到了共同的話題，他是杜拉斯的“伯樂”，杜拉斯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是他出版的，而我翻譯和介紹過不少杜拉斯的小說，那次去，就是想洽談兩本有關杜拉斯的書。說起杜拉斯，他臉上就放光了，跟我談起了杜拉斯“隱私”：失意時的慘狀，成功時的忘形，如何向他討要稿費，如何要他給她買衣服、買皮鞋……
蘭東是完全有資本驕傲的。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培養了一大批作家，我們可以列出一大串響當當的名字：貝克特、羅布-格里耶、克洛德·西蒙、娜塔莉·薩洛特……其中有兩位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獲龔古爾獎的就更多了。沒有他，就沒有新小說派，那批小眾作家可能就會默默無聞，世界文壇就會少了一個重要的流派。他每年只出20本書，卻有100多種書被譯成外文……
我把這次采訪稱作“搶救性采訪”，因為在我采訪一年之后，蘭東就去世了，況且，他平時不太見生人。他曾對我說，他不接受采訪，不做廣告，不參加書展，對任何獎項都不感興趣。我很幸運，不知那天他為什么會突然給我打電話，約我見面。
遺憾總是難免的 幸運之神卻也不會遲到
但采訪皮沃就沒那么順利了。皮沃是法國《讀書》雜志前主編，后接替夏爾-魯擔任龔古爾獎評委會主席，但他真正被法國大眾所熟悉和認可還是因為他發起了全國法語聽寫（現已擴大到法語國家），主持了法國電視臺的讀書欄目。那檔叫做“apostrophes”（中文無譯，姑且叫“文化訪談”吧）的節目每周五晚上直播，每期75分鐘，第二天，法國人聚會聚餐的話題往往就是前一天晚上這檔節目談到的書和作者。皮沃點到的書必火，談到的人必紅，所以有人說，哪個作家如果沒上過他的欄目，就好像不存在似的，杜拉斯寫作多年，一直不火，上了他的欄目之后，《情人》一炮打響，得了龔古爾獎，成為法國最暢銷的當代小說之一；連納博科夫、諾曼·梅勒、昆德拉、埃科、索爾仁尼琴、蘇珊·桑塔格這些外國名家也爭相上他的欄目，而且，兩屆法國總統（密特朗和德斯坦）都來蹭場。我知道皮沃，還是他當《讀書》雜志主編的時候。那時工資低，一期雜志加國際郵費要花我半個月工資，但因為實在喜歡，仍義無反顧地訂閱多年，直到后來發現雜志的風格變了，文章不好看了。原來，雜志換主編了，皮沃專心做電視節目去了。
對于這樣一位文壇“爺叔”，我豈能不見？然而卻屢遭拒絕，連電視臺的總裁都見我了，他仍然不肯露面。后來見到他女兒，才知道他為了做節目，每天要花十幾個小時看書，根本沒有時間見人。他有他的三原則：不待客、不看展、不看電影，直到2018年，我才通過接替他擔任《讀書》主編的著名作家阿蘇里跟他建立起直接聯系。2019年，我出版了他與女兒塞西爾合著的《與皮沃父女左岸讀書》，邀請他來中國與讀者見面，但他說年齡大了，身體不好，經不起長途旅行的顛簸。他題簽了一些書，讓塞西爾帶給我，我回贈他一些中國工藝品，他說中國人就是心靈手巧。今年5月，皮沃病故。法國總統馬克龍白天與到訪的我國領導人會晤，晚上還不忘在推特上悼念皮沃，稱他為法國文化的“擺渡人”。
當然，我想見而沒能見到的作家還有很多，比如杜拉斯、薩岡、吉魯……但通過他們的親朋好友，我仍挖掘出很多資料，獵得很多好書。不過，有時好書得來也全不費工夫。侯麥的《六個道德故事》就是我順手“撿”來的。那天我去一家出版學術著作的出版社談一本關于杜拉斯的論文集，偶然看見書架上有這本書，由于我剛看過這六個故事的電影，所以對此書很感興趣。開始我還以為是他們自己買來閱讀，順便放在書架上的，因為這類書怎么也不該由這家出版社出版呀。但一問，還就是他們出的。女總編得意地對我說，是她撿漏兒撿的。我說那我也撿個漏兒。我們當即就談妥了條件，起草合同。一本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好書就這樣被收入囊中。
同樣，波伏瓦的《長征》也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得到的。2006年，我陪波伏瓦的好友戈培爾夫人在國內五大城市的大學作巡回講學，一路上，只要有空，她就拿出一本舊書來看。我好奇地瞄了一眼封面，竟然是波伏瓦的“中國紀行”——《長征》。我聽說過這本書，但一直沒能找到。于是，我們一路共讀，巡講結束，書也讀得差不多了。我馬上向法國的伽利瑪出版社要版權，他們說這本書你怎么找到的，我們都多年不印了。很快，合同簽完，動手翻譯，不久就順利出版。
憶往昔，最憶是那份溫暖的友情
20多年來，我幾乎跑遍了巴黎的主要出版社，拜訪了幾十位作家、出版人和文化名人，引進出版了數百種圖書，但我覺得最值得的，是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可惜，他們當中的不少人已陸續退休甚至去世：馬班，法國外交部書籍與閱讀處負責人，我在巴黎的堅實后盾和“保護人”。法韋羅夫人，A.M.出版社對外版權部主任，我還記得第一次去她辦公室，她問我找什么樣的選題，我說了三個條件：要有故事情節，但不落俗套；要有新意，但不要現代派；要有文學性，但不能太晦澀。她說那我向你推薦諾冬。我忍不住驚叫：我正是為她而來！真是心有靈犀啊。之后，我們便成了很好的朋友，她甚至把兒子送到中國我工作的單位來實習。保爾，P.O.L.出版社老板，我跟法國出版社簽的第一個合同就是他的《母豬女郎》，那本書讓我一炮打響；昂格雷米，著名作家、外交官、中法文化年法方主席，他后來竟然跑到深圳來看我。讓妮娜，比利時詩人卡雷姆紀念館館長（也是守護了詩人一生的情人），每年巴黎書展都會在展臺上等我，塞我幾包比利時最好的巧克力，然后滿意地目送我遠去……
現在，法國的版權貿易已經美國化、商業化了，代理人多了，出版人之間直接接觸的機會少了，這是很遺憾的事。如今法國方面負責版權的大多都是漂亮的小姑娘，熱情有余，專業不足，最缺乏的是情懷和理解，公事公辦，溝通困難。也許是時代在前進，是我落后了，但我確實懷念當年那些飽讀詩書、善解人意的老太太。圖書版權貿易，不僅僅是生意，更是一種文化交流。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我組織了不少中法文化交流活動，也推出了許多法國圖書，還把我多年來所寫的相關文章匯集成冊，取名為《巴黎獵書客》，交深圳出版社出版。書中既有我尋書訪書、洽談圖書版權的故事，也寫了我游走巴黎文壇、拜訪作家和出版人的經歷。驀然回首，那都是一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國加入國際版權組織不久，對國際圖書貿易還很陌生，許多出版單位都在觀望。從“拿來主義”到真金實銀的談判與付出，這一步并不容易邁出，至少是不習慣的。即使愿意，也缺乏平臺與經驗。但別無選擇，最后只能下海試水。我就是第一批到法國獵書的出版人之一。
從吃閉門羹到很受歡迎的人
獵書與淘書不同，獵書是主動的，有目標的，雖然與個人眼光有關，但還要考慮出版社自身的出版方針、選題方向和編輯、銷售實力，考慮國內圖書市場的接受程度和讀者的閱讀習慣，所以不完全是個人行為。我學習和翻譯法國文學多年，自認為對法國文學是了解的，但到了巴黎，陷入書的海洋，我才發現，我們所熟悉的，在法國早已過時，人家正在讀的，我們幾乎一無所知。我試圖敲開巴黎出版社的大門，對方一句“我們認識嗎？”或者是“我們有業務嗎？”就把我擋住了。那時互聯網還不普及，我給他們一家一家發傳真，幾乎都石沉大海。我們與西方出版界隔絕太久，缺乏了解，沒有合作，更沒有信任。
無奈之下，我只好向法國有關部門求助。法國出版行業協會和當時負責法國出版界對外聯絡和國際書展的FRANCE EDITION （現法國對外出版局）聽了我的訴求之后，在內刊上發表了一篇《中國南方的法國文學情人》（因為我來自中國南方，又譯過杜拉斯的《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對我進行了熱情介紹和推薦。很快，傳真就得到了回復，電話鈴也響起來了。巴黎的出版社開始對我敞開大門，我一家一家走訪，書一箱一箱扛回住處。每次房東都會驚訝地說：“法國的書很貴的，你買這么多書啊？”
去了出版社，我們首先談的是作家，是文學。生意嘛，好說。當時的法國出版界，典型的法式人情社會。談得投機了，書隨便挑，價格是象征性的。負責國際版權的大多是老太太，對自己的出版物了如指掌，哪怕出版社有百年歷史、數萬種書。她們愛書、讀書，也尊重懂書、懂她們的文學的人。有一次，在一家出版社，我說起喜歡法國的一本叫做《文學雜志》的刊物，但價格對我來說太貴，加上郵費就更貴了。版權部經理馬上寫了一個地址和名字給我，說您去找這個人，她會幫你。我按照地點找到那個人，一個眼睛有點問題的老太太，戴著很厚的眼鏡，也許是書看多了。她就是雜志社的負責人，聽說我喜歡他們的雜志，馬上抱給我一摞，并要我留下地址，說以后每個月都會把雜志寄到中國去。這一寄就是十年。完全免費！在另一家出版社，版權部主任跟我談著談著，突然激動起來，拿起桌上的電話，給法國文化部的一個官員打電話，說你們應該見見這個中國出版人，他很懂我們的文學，對我們很重要。那時尋求法國方面的版權資助也非常方便，沒有什么手續和程序，在飯桌上跟書籍與閱讀管理部門的主管把酒言歡，勾選書名，然后把合同復印件直接寄給他們就完事了。一切都在給我們大開綠燈。
那些難忘的訪談是我畢生的財富
為了更好地了解當時的法國文學，我又提出來想見一些著名作家。法國文化部、外交部和出版社都很支持，積極配合，安排我們見面。最難忘的是拜訪被稱為“龔古爾夫人”的埃德蒙德·夏爾-魯，當時的龔古爾獎評委會主席，已經86歲。負責聯系的出版社同行對我說，“抓緊啊！”言下之意是你下次來不一定能見到她了。但老太太命硬，活到了96歲。她住在塞納河左岸一條窄窄的巷子里，從繁華的圣日耳曼大街拐進去，世界頓時安靜了下來，仿佛走進了歷史。我找到她家，推開陳舊的雙扉木門，映入眼簾的是一個滿是青苔和爬藤的小院。一個小門，已有年頭，樓梯間漆黑一團，走到二樓，燈突然亮了，一個蒼老但熱情的聲音從三樓傳來：“小心腳下啊！樓梯不大好走。”
她拿出好茶招待我。我們談了很久。我問起大家關心的一些問題：作為法國最重要的文學獎，龔古爾獎是怎么評出來的？這么多書，十大評委看得過來嗎，有沒有人情因素在里面？龔古爾在遺囑中不是說要獎給年輕人嗎，為什么現在得獎的作者年紀都不小了？我問她哪些當代作家值得翻譯和推薦，她問我羅布-格里耶在中國是否很出名，當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后，她說，有的作家就是這樣，要出名，你攔都攔不住，顯然有些妒忌。我們談起《母豬女郎》的作者達里厄塞克，我說她越寫越自我封閉，失去了不少讀者。她說讀者少不一定是作者的錯，說不定是讀者的錯呢！提到剛剛以《基本粒子》轟動文壇的烏埃勒貝克，她說只要她當主席，就不會把龔古爾獎頒給他，“他總不能半夜里喝得醉醺醺的，提著酒瓶，牽著狗來敲評委門吧？龔古爾獎這么嚴肅的一個獎，得講點形象吧？”我問她跟薩特和加繆有交往嗎？她說：“我跟加繆更近一些，跟薩特也熟。波伏瓦嘛，一個了不起的女人！”聽得出來，她話中有話。
夏爾-魯出身名門，父親是法國駐外大使。二戰爆發時，她不到20歲就上了戰場，兩次負傷，險些喪命。我說您家人舍得讓您這么一個小女子上前線嗎？她說他們都很愛國，父親聽說她要參軍，只輕說了這么一句：“好吧，女兒，再見！”好像她是去旅行似的。她后來從事寫作，投稿無門，是阿拉貢幫了她，不但讓出版社接受她的書稿，還不準他們擅改書名。阿拉貢，就是那個寫《艾爾莎的眼睛》的詩人？對，他跟馬雅可夫斯基的秘書艾爾莎的愛情被傳為佳話。夏爾-魯本人的愛情也轟轟烈烈，快到50歲時候，丘比特之箭才射中她。射手不是別人，正是馬賽市當時的市長，未來法國總統密特朗的摯友加斯東。加斯東已婚，但為了愛情，他不惜拋棄一切，包括市長的職位，追到巴黎……夏爾-魯的故事太多太多，幾天幾夜也講不完。
另一場難忘的見面，是拜訪午夜出版社的掌門人蘭東。見他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在法國文壇有那么高的威望，所以當他傲慢地接待我時，我有點不愉快，談話一度陷入僵局。但很快，我們就找到了共同的話題，他是杜拉斯的“伯樂”，杜拉斯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是他出版的，而我翻譯和介紹過不少杜拉斯的小說，那次去，就是想洽談兩本有關杜拉斯的書。說起杜拉斯，他臉上就放光了，跟我談起了杜拉斯“隱私”：失意時的慘狀，成功時的忘形，如何向他討要稿費，如何要他給她買衣服、買皮鞋……
蘭東是完全有資本驕傲的。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培養了一大批作家，我們可以列出一大串響當當的名字：貝克特、羅布-格里耶、克洛德·西蒙、娜塔莉·薩洛特……其中有兩位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獲龔古爾獎的就更多了。沒有他，就沒有新小說派，那批小眾作家可能就會默默無聞，世界文壇就會少了一個重要的流派。他每年只出20本書，卻有100多種書被譯成外文……
我把這次采訪稱作“搶救性采訪”，因為在我采訪一年之后，蘭東就去世了，況且，他平時不太見生人。他曾對我說，他不接受采訪，不做廣告，不參加書展，對任何獎項都不感興趣。我很幸運，不知那天他為什么會突然給我打電話，約我見面。
遺憾總是難免的 幸運之神卻也不會遲到
但采訪皮沃就沒那么順利了。皮沃是法國《讀書》雜志前主編，后接替夏爾-魯擔任龔古爾獎評委會主席，但他真正被法國大眾所熟悉和認可還是因為他發起了全國法語聽寫（現已擴大到法語國家），主持了法國電視臺的讀書欄目。那檔叫做“apostrophes”（中文無譯，姑且叫“文化訪談”吧）的節目每周五晚上直播，每期75分鐘，第二天，法國人聚會聚餐的話題往往就是前一天晚上這檔節目談到的書和作者。皮沃點到的書必火，談到的人必紅，所以有人說，哪個作家如果沒上過他的欄目，就好像不存在似的，杜拉斯寫作多年，一直不火，上了他的欄目之后，《情人》一炮打響，得了龔古爾獎，成為法國最暢銷的當代小說之一；連納博科夫、諾曼·梅勒、昆德拉、埃科、索爾仁尼琴、蘇珊·桑塔格這些外國名家也爭相上他的欄目，而且，兩屆法國總統（密特朗和德斯坦）都來蹭場。我知道皮沃，還是他當《讀書》雜志主編的時候。那時工資低，一期雜志加國際郵費要花我半個月工資，但因為實在喜歡，仍義無反顧地訂閱多年，直到后來發現雜志的風格變了，文章不好看了。原來，雜志換主編了，皮沃專心做電視節目去了。
對于這樣一位文壇“爺叔”，我豈能不見？然而卻屢遭拒絕，連電視臺的總裁都見我了，他仍然不肯露面。后來見到他女兒，才知道他為了做節目，每天要花十幾個小時看書，根本沒有時間見人。他有他的三原則：不待客、不看展、不看電影，直到2018年，我才通過接替他擔任《讀書》主編的著名作家阿蘇里跟他建立起直接聯系。2019年，我出版了他與女兒塞西爾合著的《與皮沃父女左岸讀書》，邀請他來中國與讀者見面，但他說年齡大了，身體不好，經不起長途旅行的顛簸。他題簽了一些書，讓塞西爾帶給我，我回贈他一些中國工藝品，他說中國人就是心靈手巧。今年5月，皮沃病故。法國總統馬克龍白天與到訪的我國領導人會晤，晚上還不忘在推特上悼念皮沃，稱他為法國文化的“擺渡人”。
當然，我想見而沒能見到的作家還有很多，比如杜拉斯、薩岡、吉魯……但通過他們的親朋好友，我仍挖掘出很多資料，獵得很多好書。不過，有時好書得來也全不費工夫。侯麥的《六個道德故事》就是我順手“撿”來的。那天我去一家出版學術著作的出版社談一本關于杜拉斯的論文集，偶然看見書架上有這本書，由于我剛看過這六個故事的電影，所以對此書很感興趣。開始我還以為是他們自己買來閱讀，順便放在書架上的，因為這類書怎么也不該由這家出版社出版呀。但一問，還就是他們出的。女總編得意地對我說，是她撿漏兒撿的。我說那我也撿個漏兒。我們當即就談妥了條件，起草合同。一本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好書就這樣被收入囊中。
同樣，波伏瓦的《長征》也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得到的。2006年，我陪波伏瓦的好友戈培爾夫人在國內五大城市的大學作巡回講學，一路上，只要有空，她就拿出一本舊書來看。我好奇地瞄了一眼封面，竟然是波伏瓦的“中國紀行”——《長征》。我聽說過這本書，但一直沒能找到。于是，我們一路共讀，巡講結束，書也讀得差不多了。我馬上向法國的伽利瑪出版社要版權，他們說這本書你怎么找到的，我們都多年不印了。很快，合同簽完，動手翻譯，不久就順利出版。
憶往昔，最憶是那份溫暖的友情
20多年來，我幾乎跑遍了巴黎的主要出版社，拜訪了幾十位作家、出版人和文化名人，引進出版了數百種圖書，但我覺得最值得的，是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可惜，他們當中的不少人已陸續退休甚至去世：馬班，法國外交部書籍與閱讀處負責人，我在巴黎的堅實后盾和“保護人”。法韋羅夫人，A.M.出版社對外版權部主任，我還記得第一次去她辦公室，她問我找什么樣的選題，我說了三個條件：要有故事情節，但不落俗套；要有新意，但不要現代派；要有文學性，但不能太晦澀。她說那我向你推薦諾冬。我忍不住驚叫：我正是為她而來！真是心有靈犀啊。之后，我們便成了很好的朋友，她甚至把兒子送到中國我工作的單位來實習。保爾，P.O.L.出版社老板，我跟法國出版社簽的第一個合同就是他的《母豬女郎》，那本書讓我一炮打響；昂格雷米，著名作家、外交官、中法文化年法方主席，他后來竟然跑到深圳來看我。讓妮娜，比利時詩人卡雷姆紀念館館長（也是守護了詩人一生的情人），每年巴黎書展都會在展臺上等我，塞我幾包比利時最好的巧克力，然后滿意地目送我遠去……
現在，法國的版權貿易已經美國化、商業化了，代理人多了，出版人之間直接接觸的機會少了，這是很遺憾的事。如今法國方面負責版權的大多都是漂亮的小姑娘，熱情有余，專業不足，最缺乏的是情懷和理解，公事公辦，溝通困難。也許是時代在前進，是我落后了，但我確實懷念當年那些飽讀詩書、善解人意的老太太。圖書版權貿易，不僅僅是生意，更是一種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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