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作家和批評家的關系，給人印象似乎有點水火不容，可兩者又很像一對歡喜冤家，不僅誰也離不開誰，而且，有時候他們還會活成彼此“討厭”的樣子。比如，年輕時的巴金對批評家批評的討厭是有名的，面對批評，他常常并不以為然，曾毫不客氣地說中國的文學批評界根本沒什么像樣的批評。等到他晚年寫《隨想錄》時，卻忽然變成了批評家，談電影、談小說、談文學的作用等。他的這些名為“隨想”的文章，實則為批評的“隨筆”（essay），夾敘夾議，富有深刻的思想，特別是對中國文化的深入思考和批判，至今讀來仍令人感慨。以至于有時讓人覺得，巴金這些批評的隨筆不比他的小說弱，甚至比他的小說還要具有現實的意義。與巴金相反的是，茅盾早年是個批評家，介紹外國作家，談小說寫作的ABC等，后來寫出了《子夜》這樣的巨著，成為一個與巴金“并列”的作家，可是他的批評因此不像當初那么有影響了。而巴金曾說，自己當年很喜歡茅盾的論文和批評文章，所以一直把他當作自己的老師。
這也說明，作家和批評家不僅可以共存共榮，還可以像羅馬的雙面神雅努斯一樣，把兩個身份合而為一。而且，作家和批評家也有點像雅努斯的兩張臉：一個面朝未來，一個審視過去。作家可以說是前者，總是立足現在創作出面向未來的作品，批評家可以說是后者，雖然也立足現在，卻習慣于運用過去形成的標準來評估作家的工作。正因為他們雖然同舟共濟卻多少有點南轅北轍，他們對彼此才會愛恨交加。
具體來說，作家和批評家所負的責任不同。作家是創造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創作出自己理想的世界，批評家是苛刻的質檢員，會用自己所了解的最高的標準來檢查作家構建的文學世界是不是完美。就像現在很多人都知道博爾赫斯曾把天堂構想成一個寧靜的圖書館，但可能少有人知道海明威把天堂構想成一個激情洋溢的火爆的斗牛場。而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奇思妙想，各自把天堂想象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模樣，既與他們的經歷有關，也與他們的性格有關。博爾赫斯是書齋型作家，做著圖書管理員，喜歡在黃卷青燈中鉤沉稽古、發微抉隱，以尋找素材創作出充滿哲理的小說，所以他把天堂想象成了一個圖書館；海明威是喜歡戶外運動的作家，喜歡從生活中汲取創作靈感，他到西班牙看斗牛，到意大利參加戰爭，到非洲打獵，所以他把天堂想象成自己最喜歡的令人血脈僨張的斗牛場。對于讀者來說，這兩種構想都是很有意思的或者讓人腦洞大開的想象。可對于批評家來說，他不能簡單地說好還是不好。他需要仔細考量一番，首先，他得看看博爾赫斯的圖書館天堂和海明威的斗牛場天堂“建設”得好不好；其次，他要把他們的作品和之前的作家所建立的眾多“圖書館”或“斗牛場”比較一下，考察他們是不是有新的發明和進步；最后，他還有個不能回避的問題，那就是他認為天堂到底是圖書館還是斗牛場，他得給出自己的理由，不僅提供給作家，也要提供給讀者參考。
其中，或許最讓作家多少有點憤憤不平或者認為“不公平”的是，作家創作的只是“單數的作品”，可批評家對其作品進行批評時，所運用的卻是“復數的批評”。也就是說，批評家會把作家的單個作品置于一個宏闊的文學史脈絡中進行“評估”，所以，有時難免讓作家感到“英雄氣短”而“怒發沖冠”。比如，同樣面對煙波浩渺的洞庭湖、登臨岳陽樓，不同的詩人有不同的感慨，唐代有很多詩人都在此留下了動人的詩句，后來的詩評家以為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和杜甫的《登岳陽樓》兩首詩成就最高，并且，還要在兩人的詩句中分出高低來，認為杜甫高于孟浩然。像宋代劉克莊就認為杜甫為孟浩然所不及，“岳陽城賦詠多矣，須推此篇獨步，非孟浩然輩所及”；明代胡應麟也說孟浩然的“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雖為“壯語”，但老杜的“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氣象過之”；清代查慎行則更認為杜甫此詩“近說到遠，闊大沉雄，千古絕唱”，孟浩然詩只能處于“下風”。真不知倘若“風流天下聞”的孟浩然泉下有知，知道后來的批評家這么說他又這么夸杜甫，會不會氣得跳腳，沖去和那些批評家決斗，或者干脆和杜甫來個對決？
由此，可以看到作家和批評家在文學中所追求的不同，作家主要追求的是在作品中表現出真實的情感和時代的精神，而批評家所追求的則是作品藝術的完美性和思想的深沉?？磥?，當作家不容易，當批評家也不容易。因為要成為一個作家，除了需要有一顆對生活敏感的心靈和對理想世界的熱情，最重要的就是有對藝術形式的把握能力，而對形式的理解和掌握需要千錘百煉才行；要成為一個批評家，也需要具有一顆對文學敏感的心靈，還需要文學史的知識和文藝理論的認識，以及冷靜的觀察能力的養成，這同樣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也正因為這樣，作家讀書是為了認識和掌握藝術的形式，他理解和掌握了形式，甚至就可以廢“書”不觀，去直面生活這本大書，賦予生活以形式；批評家卻不能率爾操觚，他要讀書破萬卷，然后才能做到“觀千劍而后識器”，對作家的作品予以別出機杼的評估。
宗白華曾在《哲學與藝術》中指出藝術家和哲學家的區別：“藝術家往往傾向于以形式為藝術的基本，因為他們的使命是將生命表現于形式之中。而哲學家則往往靜觀領略藝術品里心靈的啟示，以精神與生命的表現為藝術的價值。”作家和批評家同樣如此。也可以說，作家需要的是熱情，批評家需要的是冷靜。作家在創作時要突出自我，凡事皆著我之色彩，而批評家在批評時卻要克制自我，不能有太多的情感滲入其間。作家創作時，在自己之中；批評家批評時，在自己之外，用更為宏闊的眼睛來審視作家的作品。當然，好的作家一定是一個好的批評家，而好的批評家可以不一定是好的作家，也不必是好的作家，但需要是好的文學史家和好的理論家。
其實，作家和批評家所表現出的不同追求和才能完全可以匯聚于同一個人，中國現代文學的大家像魯迅、茅盾、巴金等都是這樣的人，國外的更是數不勝數，非一個博爾赫斯可以說盡。這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既具有作家所需要的感性的能力和形式的能力，也具有批評家所倚重的理性的精神，只不過有的人偏重于感性，有的人偏重于理性，因此大家或順勢而為，或反其道而行之，成了作家或批評家。
作家和批評家所擁有的能力，都是我們作為一個完整的人所固有的，同時也是我們所需要發揚的潛能。斯賓諾莎曾說，糖的概念不會給你甜味。且不談他這句話所表現出的哲學思想，在此就簡單借用這句話的字面意思來說，作家就是制糖的人，批評家就是從糖的甜味中提煉出概念的人。糖的甜味可以給我們感性的愉悅，糖的概念卻可以給我們理性的升華，這兩者對于我們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
當今時代，世界的內外交融，思想的紛繁創造，現實的豐富多變，技術飛速的演進，網絡的無所不在，媒體的瞬息萬變，還有人工智能的加速迭代，都使得所處這個時代的人對作家和批評家的要求越來越高，在作家和批評家各自發揮自己特長之外，更要求他們合二為一，雙向融合，成為“作家—批評家”或者“藝術家—哲學家”。因為，作家只有擁有批評家反思的能力，才能洞察無比復雜的現實，批評家只有擁有作家創造的力量，才能想象更加不可測的未來。只有這樣，才能深刻把握住這個時代的精神，才能創作出這個時代的偉大作品。
作者：張生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談到作家和批評家的關系，給人印象似乎有點水火不容，可兩者又很像一對歡喜冤家，不僅誰也離不開誰，而且，有時候他們還會活成彼此“討厭”的樣子。比如，年輕時的巴金對批評家批評的討厭是有名的，面對批評，他常常并不以為然，曾毫不客氣地說中國的文學批評界根本沒什么像樣的批評。等到他晚年寫《隨想錄》時，卻忽然變成了批評家，談電影、談小說、談文學的作用等。他的這些名為“隨想”的文章，實則為批評的“隨筆”（essay），夾敘夾議，富有深刻的思想，特別是對中國文化的深入思考和批判，至今讀來仍令人感慨。以至于有時讓人覺得，巴金這些批評的隨筆不比他的小說弱，甚至比他的小說還要具有現實的意義。與巴金相反的是，茅盾早年是個批評家，介紹外國作家，談小說寫作的ABC等，后來寫出了《子夜》這樣的巨著，成為一個與巴金“并列”的作家，可是他的批評因此不像當初那么有影響了。而巴金曾說，自己當年很喜歡茅盾的論文和批評文章，所以一直把他當作自己的老師。
這也說明，作家和批評家不僅可以共存共榮，還可以像羅馬的雙面神雅努斯一樣，把兩個身份合而為一。而且，作家和批評家也有點像雅努斯的兩張臉：一個面朝未來，一個審視過去。作家可以說是前者，總是立足現在創作出面向未來的作品，批評家可以說是后者，雖然也立足現在，卻習慣于運用過去形成的標準來評估作家的工作。正因為他們雖然同舟共濟卻多少有點南轅北轍，他們對彼此才會愛恨交加。
具體來說，作家和批評家所負的責任不同。作家是創造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創作出自己理想的世界，批評家是苛刻的質檢員，會用自己所了解的最高的標準來檢查作家構建的文學世界是不是完美。就像現在很多人都知道博爾赫斯曾把天堂構想成一個寧靜的圖書館，但可能少有人知道海明威把天堂構想成一個激情洋溢的火爆的斗牛場。而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奇思妙想，各自把天堂想象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模樣，既與他們的經歷有關，也與他們的性格有關。博爾赫斯是書齋型作家，做著圖書管理員，喜歡在黃卷青燈中鉤沉稽古、發微抉隱，以尋找素材創作出充滿哲理的小說，所以他把天堂想象成了一個圖書館；海明威是喜歡戶外運動的作家，喜歡從生活中汲取創作靈感，他到西班牙看斗牛，到意大利參加戰爭，到非洲打獵，所以他把天堂想象成自己最喜歡的令人血脈僨張的斗牛場。對于讀者來說，這兩種構想都是很有意思的或者讓人腦洞大開的想象。可對于批評家來說，他不能簡單地說好還是不好。他需要仔細考量一番，首先，他得看看博爾赫斯的圖書館天堂和海明威的斗牛場天堂“建設”得好不好；其次，他要把他們的作品和之前的作家所建立的眾多“圖書館”或“斗牛場”比較一下，考察他們是不是有新的發明和進步；最后，他還有個不能回避的問題，那就是他認為天堂到底是圖書館還是斗牛場，他得給出自己的理由，不僅提供給作家，也要提供給讀者參考。
其中，或許最讓作家多少有點憤憤不平或者認為“不公平”的是，作家創作的只是“單數的作品”，可批評家對其作品進行批評時，所運用的卻是“復數的批評”。也就是說，批評家會把作家的單個作品置于一個宏闊的文學史脈絡中進行“評估”，所以，有時難免讓作家感到“英雄氣短”而“怒發沖冠”。比如，同樣面對煙波浩渺的洞庭湖、登臨岳陽樓，不同的詩人有不同的感慨，唐代有很多詩人都在此留下了動人的詩句，后來的詩評家以為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和杜甫的《登岳陽樓》兩首詩成就最高，并且，還要在兩人的詩句中分出高低來，認為杜甫高于孟浩然。像宋代劉克莊就認為杜甫為孟浩然所不及，“岳陽城賦詠多矣，須推此篇獨步，非孟浩然輩所及”；明代胡應麟也說孟浩然的“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雖為“壯語”，但老杜的“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氣象過之”；清代查慎行則更認為杜甫此詩“近說到遠，闊大沉雄，千古絕唱”，孟浩然詩只能處于“下風”。真不知倘若“風流天下聞”的孟浩然泉下有知，知道后來的批評家這么說他又這么夸杜甫，會不會氣得跳腳，沖去和那些批評家決斗，或者干脆和杜甫來個對決？
由此，可以看到作家和批評家在文學中所追求的不同，作家主要追求的是在作品中表現出真實的情感和時代的精神，而批評家所追求的則是作品藝術的完美性和思想的深沉?？磥?，當作家不容易，當批評家也不容易。因為要成為一個作家，除了需要有一顆對生活敏感的心靈和對理想世界的熱情，最重要的就是有對藝術形式的把握能力，而對形式的理解和掌握需要千錘百煉才行；要成為一個批評家，也需要具有一顆對文學敏感的心靈，還需要文學史的知識和文藝理論的認識，以及冷靜的觀察能力的養成，這同樣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也正因為這樣，作家讀書是為了認識和掌握藝術的形式，他理解和掌握了形式，甚至就可以廢“書”不觀，去直面生活這本大書，賦予生活以形式；批評家卻不能率爾操觚，他要讀書破萬卷，然后才能做到“觀千劍而后識器”，對作家的作品予以別出機杼的評估。
宗白華曾在《哲學與藝術》中指出藝術家和哲學家的區別：“藝術家往往傾向于以形式為藝術的基本，因為他們的使命是將生命表現于形式之中。而哲學家則往往靜觀領略藝術品里心靈的啟示，以精神與生命的表現為藝術的價值。”作家和批評家同樣如此。也可以說，作家需要的是熱情，批評家需要的是冷靜。作家在創作時要突出自我，凡事皆著我之色彩，而批評家在批評時卻要克制自我，不能有太多的情感滲入其間。作家創作時，在自己之中；批評家批評時，在自己之外，用更為宏闊的眼睛來審視作家的作品。當然，好的作家一定是一個好的批評家，而好的批評家可以不一定是好的作家，也不必是好的作家，但需要是好的文學史家和好的理論家。
其實，作家和批評家所表現出的不同追求和才能完全可以匯聚于同一個人，中國現代文學的大家像魯迅、茅盾、巴金等都是這樣的人，國外的更是數不勝數，非一個博爾赫斯可以說盡。這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既具有作家所需要的感性的能力和形式的能力，也具有批評家所倚重的理性的精神，只不過有的人偏重于感性，有的人偏重于理性，因此大家或順勢而為，或反其道而行之，成了作家或批評家。
作家和批評家所擁有的能力，都是我們作為一個完整的人所固有的，同時也是我們所需要發揚的潛能。斯賓諾莎曾說，糖的概念不會給你甜味。且不談他這句話所表現出的哲學思想，在此就簡單借用這句話的字面意思來說，作家就是制糖的人，批評家就是從糖的甜味中提煉出概念的人。糖的甜味可以給我們感性的愉悅，糖的概念卻可以給我們理性的升華，這兩者對于我們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
當今時代，世界的內外交融，思想的紛繁創造，現實的豐富多變，技術飛速的演進，網絡的無所不在，媒體的瞬息萬變，還有人工智能的加速迭代，都使得所處這個時代的人對作家和批評家的要求越來越高，在作家和批評家各自發揮自己特長之外，更要求他們合二為一，雙向融合，成為“作家—批評家”或者“藝術家—哲學家”。因為，作家只有擁有批評家反思的能力，才能洞察無比復雜的現實，批評家只有擁有作家創造的力量，才能想象更加不可測的未來。只有這樣，才能深刻把握住這個時代的精神，才能創作出這個時代的偉大作品。
作者：張生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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