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盧陶然 北京報道
“雖然所需的資金規模巨大,但國際社會可動員的資金是充分的,關鍵在于如何進行資本的再配置。應通過跨部門協調機制有效整合國家自主貢獻(NDC)規劃,以保持政策一致性,并激勵私人資本的流動。”近日,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COP29)“為凈零未來解鎖資金”邊會上,聯合國亞太經社會(UN ESCAP)宏觀經濟政策和發展融資司部門主管Suba Sivakumaran表示。
(“為凈零未來解鎖資金”邊會現場,主辦方供圖)
在上述邊會上,Sivakumaran總結了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在財政空間、私人資本動員和多邊開發銀行合作方面的需求和挑戰。
第一是財政空間。Sivakumaran表示,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太地區的國家面臨著高債務風險,許多國家已經逼近債務困境。有觀點認為,用于吸引或動員綠色、可持續金融的財政空間已經很有限。然而,若將那些不利于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發展的補貼、關稅激勵措施與激勵資金向SDGs流動的相比,便可以看到問題的根源在于財政空間配置不當。
第二是私人資本動員。私人資本動員是一個廣闊的領域,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討論中非常關注這項議題。存款銀行是亞太地區最大的資金池,它們不能承擔新興市場所面臨的風險。正如次國家級平臺的減碳愿景需要與NDC、SDGs等進行整合,政府在搭建長期框架以促進私人資本在能源和清潔能源領域的投資時,需要確保政策一致性。
“發達國家越來越善于利用國際公共資金來調動私人資金。因此私營部門的參與確實至關重要,發達國家調動資金的能力與中國巨大的制造能力相結合,可以更有效地推動這一進程。”Sivakumaran表示。
最后是多邊開發銀行(MDBs)需要與私人融資合作,特別是在更具挑戰性的市場中。
Sivakumaran指出,盡管全球GSS+債券市場(包括綠色、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債券以及轉型債券)的增長巨大,但事實是總體排放量仍在上升。亞洲開發銀行(ADB)在亞太-東盟市場發布的數據顯示,GSS+債券只占整體債券市場的2.3%,占歐洲市場約8%。
在次國家級平臺的角度,一方面,若要吸引資金投入到城市基礎設施、綠色建筑等領域,資金的使用規劃、法規和政策需要保持一致性;另一方面,若要建立一個新的綠色資本中心,比如證券交易所等,需要培育可持續金融生態系統,要為資產管理者、資產所有者、項目所有者和標準制定者等建立標準。
(本報記者李德尚玉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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