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座殿堂，有一部‘鎮館之寶’。”
近日，南開大學圖書館獲評全國高校“最美圖書館”。其中，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鎮館之寶”——南宋版《麗澤論說集錄》成為眾多學子“在南開，愛上圖書館”的重要理由之一。
實際上，連同這一“鎮館之寶”，南開大學圖書館擁有各類古籍特藏文獻近30萬冊。為了給這些古籍不斷注入生命力，并讓學生們和它們“零距離”接觸，在南開大學圖書館，有這么一群人每天都在默默努力著。
讓古籍“隨手而起”
2020年，“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中心南開大學傳習所”獲批在南開大學圖書館成立。該所成為全國高校中第四個獲批成立的古籍修復技藝傳習所。
南開大學傳習所正式成立后，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派遣天津圖書館研究館員、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導師萬群作為授課導師。此后，傳習所延續“師徒傳承、口手相授”的形式，開展規范化的古籍修復人才培養。
“第一次看到我們工作場景的人肯定會覺得特別新鮮：一本書爛到這種地步，經過修復老師們的處理后，竟然還能重現于讀者眼前！”南開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部館員郭侃不無自豪地說。
明人周嘉胄所撰的《裝潢志》中有言：“前代書畫，傳歷至今，未有不殘脫者。茍欲改裝，如病篤延醫。醫善，則隨手而起；醫不善，則隨劑而斃。”傳習所修復人員正是南開大學圖書館館藏古籍的獨家“良醫”，讓古籍“隨手而起”是他們的工作目標。
古籍常見的“病癥”包括蟲蛀，霉變，紙張酸化、老化造成的書葉脆化和破損等。“如果遇到撕裂、破損的書葉，我們會選擇相應材質、薄厚的紙張，將其重新固定起來；如果是糨糊開裂，就重新補糨糊。”郭侃介紹。
在諸多“病癥”中，蟲蛀是最讓郭侃頭痛的。“一冊書如果被蟲子咬過，這個蟲眼就可能會從封皮貫穿到封底。很多古籍都是‘筒子葉’，一張紙對折成兩張為一葉，如果一冊書有50個筒子葉，就要補100次蟲眼。”
每個小小的蟲眼都需要郭侃低頭伏案重復修補，這無疑是一項枯燥且勞累的工作。不過對他來說，每一部經手修復的古籍都是特別的記憶。“有時候接觸到一些善本，能看出歷代收藏者都曾精心維護，想到自己的工作也能讓這些古籍以更好的版本流傳于世，就非常有成就感。”
古籍修復技能遠不止“補蟲眼”這么簡單。
在古籍修復技藝傳習所，修復人員的工作不僅有書本層面的修補，還有裝幀層面的維修與替換，以及對古籍的日常保護。保護層面，修復人員需要從儲存環境、運輸等多方面對古籍進行妥善處理，并開展定期除塵等維護工作。在裝潢方面，需掌握各種形式的書籍裝幀知識、書畫揭裱方法，以便為古籍重新制作函套、囊匣等裝具，防止酸性較大的舊有黃草紙板對古籍造成傷害。
“古籍是有壽命的。”在郭侃看來，古籍保護和修復就是為古籍不斷注入生命力。
“在我們館里，有很多古籍是獨家館藏。如果得不到妥善的保存和修復，這些獨家館藏就可能永遠缺失了。”郭侃介紹，許多較為完好的古籍，也是因為得到歷代珍愛才能流傳至今。“可以說，在文明的傳承過程中，古籍修復這門技藝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體驗一本線裝書的誕生過程
在我國，高校圖書館擁有著僅次于公共圖書館的巨大古籍館藏量，但許多高校圖書館長期定位于服務本校師生，向全社會開放程度有限。
郭侃介紹，南開大學圖書館館藏的善本、普通古籍、民國書等，不僅向校內師生提供在館閱覽，也接待有閱覽需求的其他高校人員乃至社會研究人員。“想要來館的人員一般會提前打電話預約，我們都會做好準備。”
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間，一些讀者不方便入館，南開大學圖書館古籍部也會通過其他方式為其提供幫助。除了向社會開放，古籍部也不斷深耕校園，努力實現古籍修復與育人的有機結合。
比如，每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前后，古籍部都會依托南開大學圖書館平臺舉辦面向全校同學的體驗活動，讓古籍與學生“零距離”接觸。
活動中，古籍修復老師會手把手帶領學生裁紙、打孔、上皮、系結、訂線、貼書簽，完整體驗一本線裝書的誕生過程。
“穿針引線是門技術活，原來古籍裝幀中光是穿線就有這么多講究，長知識了！”參與線裝書制作體驗活動的學生這樣寫道。
“我們日常接觸到的大多是無機的文物，像這種紙質文物在課內是接觸不到的。來了古籍部后，我發現參與古籍修復能夠彌補我們課程中的一些空白，讓自己更見多識廣。”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考古學專業碩士生王紫玉擔任古籍部學生助管已有3年。對她來說，觸摸手中的古籍是視角“從內容延伸到載體”，也是學習“從理論走向實踐”。
除了文史背景的學生，古籍體驗活動也吸引了部分理工科學生加入。王紫玉告訴《中國科學報》：“理工科同學平時較少接觸文史方面的知識，對他們來說，古籍體驗活動是一個了解歷史文化的契機。有的同學在活動中被古籍所吸引，會在課下主動探索古籍、歷史和傳統文化方面的知識。”
了解傳統文化的窗口
“隔著屏幕做研究，總覺得冷冰冰的。摸一摸紙質書，調動身體融入到歷史典籍中去，能更真切地感受古籍背后承載的文化魅力。”在王紫玉看來，具象化的古籍像一座橋梁，能在讀者與抽象的文化精神之間建立起連接。
不僅是學生，對于全社會而言，古籍也是了解傳統文化的一個窗口。在談及古籍與大眾日常生活的聯系時，王紫玉想起一個印象深刻的例子。
“前段時間大熱的電影《長安三萬里》中，李白吟誦《將進酒》的片段堪稱經典，很多人都被那段飲酒賦詩的激昂畫面所打動。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這版廣為流傳的《將進酒》很可能并不是原始版本，敦煌考古出土的‘敦煌遺書’中就有其他版本的記載。”她說。
1000多年前那個舉杯狂飲的夜晚，詩仙李白究竟吟誦著怎樣的詩句？隨著更多古籍珍本的出土和研究，越來越多的文化資源將被更深入地挖掘出來。
在王紫玉看來，如今，古籍逐漸走下“高閣”，擺脫“老掉牙”的刻板印象，在傳統文化傳承與傳播中煥發新的生命力。
“隨著近年來‘國學熱’的升溫，很多人開始對古籍感興趣，因為許多耳熟能詳的經典文本都和古籍分不開，比如我們從小背誦的《三字經》《弟子規》《百家姓》等。”王紫玉舉例說。
“即便從物質載體的層面看，修復古籍、制作裝幀等動手活動也十分有趣。”王紫玉補充說，“近年來，《我在故宮修文物》等文化節目和各種考古類文創產品的火熱，說明很多年輕人開始喜歡文物。文物是中華文明的物質載體，喜歡文物，也就打開了探索中華傳統文化的窗口。”
無論是嘗試親手修補，讓古籍重煥新顏，還是僅僅進行簡單的翻閱，讀一讀其中歷久彌新的文字，對人們來說，與古籍的接觸都是一種全新的文化體驗。
“這種文化體驗重塑了許多人對古籍的觀念，讓大家從不同角度愛上古籍、愛上傳統文化。”王紫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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