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盤軍而言，最迷茫的時刻是他40歲的時候。
那是2013年，他剛從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調入國家天文臺不久。曾經的學術軌跡仿佛遭遇了引力坍縮——自博士后階段開始的蓬勃上升態勢放緩了，取而代之的是難以突破的學術瓶頸。
盤軍從事的是統計宇宙學研究，他要用計算機來模擬一個跟現實世界特別相像的虛擬宇宙。初涉研究時，他覺得自己是創世的上帝，浩瀚宇宙盡在掌握之中。然而他很快意識到，單純提升模擬精度不過是機械重復，整個領域的研究范式已有十多年未見突破，余下的盡是技術細節的修修補補。
職業馬拉松才跑到一半就遇到瓶頸，怎么辦？對于一個研究員而言，如果做不到“從0到1”、享受不到那種創造性的快樂，他還要不要繼續跑下去？
盤軍在“格致論道”演講中。高光時刻
盤軍的職業生涯中有多個高光時刻，第一個高光時刻自然是1991年被北京大學錄取。
多年以后，他成為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中國天眼”）工程的工程經理部副經理。在項目所在地大窩凼（讀音為dàng，指塘或水坑）的圈梁上行走的時候，他還會記起那個來自廣西的山村少年背著行囊走出群山，坐上綠皮火車一路晃蕩到了北京。
他們那一屆的本科是5年。第一年需要在河南信陽軍訓，然后再回到北京。大三的時候，他選擇了天體物理專業。
他選擇學天文完全是偶然。當時北大在廣西招生的專業不多，盤軍在進入地球物理系后，就只能靠排除法在其中的5個專業中作選擇，最終選了最“弱小”的天文學。那時候，他完全沒有預料到以后的天文學研究是跟繁瑣的海量數據處理打交道，只是想當然覺得抱著一臺望遠鏡、發現一些新星體、拍一些漂亮的宇宙圖景就可以了。
學了天文之后，周圍不少人會拉著盤軍來給自己算命。然而盤軍是一個連十二星座都沒弄明白的人，哪里知道水逆該怎么辦。
他們那一屆只有5個學生，這也造就了師生關系的極度和諧。如果他們不想上課了就打電話給任課老師，這時候老師就會作出靈活的調整。
如今他們5個人中，有4個人在天文學領域。只有一人本科畢業后去讀了物理系的碩士，最后成為了碼農。
2002年，在拿到英國諾丁漢大學博士學位時，盤軍面臨人生抉擇。
彼時在盤軍的眼里，未來有無限的可能性。那時候一些倫敦的金融分析公司盛行去數學或物理專業挖人。待遇上，金融分析師比做博士后要高出至少一倍，再加上周圍朋友的“蠱惑”，他在這個掙錢的機會面前遲疑了好一陣子。
面對未來，他唯恐一腳踩錯，畢竟人生沒有回頭路。多年以后他想明白了：其實人生是長跑，拐個彎，到隔壁串個門，還可以再回來。
與金融分析公司簽約前的一周，美國夏威夷大學打來電話，給了他博士后的offer。夏威夷的山下有與世隔絕的沙灘和大海，能滿足自己浪漫主義的情結；山上則有先進的望遠鏡，是天文學界的“圣地”。他絲毫沒有遲疑就作出了選擇。
博士后導師對他很是放手。他經常會帶上午餐跳上公共汽車，丟進去一塊兩毛五，就到了海邊。接下來就是坐在沙灘上發呆。
在夏威夷，他完成了從學生到獨立的職業科學家的轉型，這個時期也是他最有成就感的一個階段。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據說在天文學界，有三分之一的人不會選擇讀博士，讀完博士的人中有三分之一不會去做博士后，而博士后又會淘汰三分之一。
第二個高光時刻是回國后。在夏威夷之后，他去諾丁漢大學又做了一段時間的博士后，然后于2006年回國到紫金山天文臺任研究員，并在2008年入選了中國科學院“引進國外杰出人才”計劃。
他沒料到的是，職業困惑在5年后就會迎面而至。
科研處處長
盤軍的困惑是多方面的。
他高估了科研轟轟烈烈的程度。如果能夠把虛擬宇宙的模擬提高到足夠高的精度，就可以淘汰掉天文學界大批的理論模型，從而更加接近終極答案。然而，這個模擬有著眾多的干擾因素。除了理論誤差，還有觀測數據的誤差，更有擬合誤差。某種意義上，虛擬宇宙精度提升如同西西弗斯推石。
現有科研評價體系里對年齡的限制是他的另一個困惑，因為很多帽子只面向特定年齡段的研究人員。當發現“杰青”的帽子離自己越來越遠，前有研究上的天花板，“硬骨頭咬不動，剩下的課題不感興趣”，后面緊追而來大批的年輕面孔的時候，他感到自己冒頭的機會越來越少了。
他覺得這是代際機遇使然。在他所在領域，“60后”趕上了天文學在現代技術刺激下的大爆發，研究范式和觀測數據都處于日新月異的上升期，工作成果自然會多一些；而“80后”和“90后”則趕上了人工智能的研究模式；只有他們“70后”兩頭都不靠，在數據處理中消耗了黃金年華。
總得干點讓自己覺得有意思的事情，他一直抱有這樣的想法。只是他萬萬沒想到，某一天他會跟科研處處長這樣的頭銜產生聯系。
在此前的認知里，他對科研處這樣的管理部門是不怎么高看的，總覺得只有科研能力不夠的人才會去這樣的崗位，并且管理水平難入他的“法眼”。
他很快轉變了思路：不如自己去把對的事情“立”起來，提高效率，改變風氣。當然另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是，“沒有玩過，想去玩玩”。
他從2013年年底開始上任，一干就是4年，也確實做了不少改變。最重要的一個改變就是，把科研處之前沒有管的事情管起來，實現從粗獷到精細的管理風格的轉變。
他是從研究人員自身的體會出發的。一線研究者喜歡有章可循，并且要特別簡明才行，“你要搞得特別復雜，他就不愿意弄了”。
科研處恰恰存在這樣的問題。比如大量的采購合同和業務合同，合同蓋章的審核特別亂，甚至管理人員也不清楚流程。
他革新了辦公理念，將繁瑣流程封裝進“管理黑箱”：科研人員只需遞交合同，后續流程由各部門協同完成。這種“科研經紀人”理念顛覆傳統，既提升效率，又解放創造力。
盤軍告訴科研處的幾個年輕人：“你就是門童，就是前臺。不管誰來辦事，他找到你了，你就得對他負責。若是人事部門該負責的事，你得把他帶到人事部門去交接?！?span style="display:none">Zpq流量資訊——探索最新科技、每天知道多一點LLSUM.COM
他經常給處里的年輕人“洗腦”：你們的一大半績效是哪來的？是從科研經費里提出來的。你應該去幫他們宣傳，把他們的項目“賣”個好價錢，你也就能多掙點錢。
科研處也會給一些項目雪中送炭。有的項目沒錢了，或者剛起步需要支持的時候，他們就需要去幫忙找實驗室空間、找經費。這類協調的工作極其瑣碎，但成就感也很足。
然而，“喜新厭舊”是盤軍改不了的秉性。當科研處處長的前兩年，有新鮮感也有成就感，到第三年他覺得有點無聊了，到第四年他覺得只剩下重復，“套路都熟了”。
他還發現，管理頭銜越大，個性就會被磨滅得越多。如何才能發揮自己的才能又不埋沒個性呢？
機會來了。剛剛竣工、正在調試階段的FAST需要一個協調工程師和天文學家的角色。
副經理
當時一個背景是，2009年6月通過國家驗收的郭守敬望遠鏡（LAMOST）尚未產出重大成果，而FAST的調試階段至少要4年，國家天文臺之外的天文學家沒辦法早點用上FAST，這就導致國家管理部門對天文科學大型裝置的建設信心不足。那時已經有幾個望遠鏡項目推進不順。
盤軍注意到，FAST首席科學家兼總工程師南仁東橫跨科學與工程，但因為身體原因無法進行日常管理，這就導致當時的工程隊伍中缺失了天文學家的角色。
2017年，他找到領導，主動請纓參與FAST調試的工作，擔任FAST工程經理部副經理。
FAST調試期本來不對國家天文臺之外的研究者開放。盤軍想，如果能夠讓更多天文學家加入到FAST的調試中來，既能加速項目的調試，也能讓外界對FAST有更多信心，還能對國內整個天文科學大型裝置的建設產生積極影響。他擔心的是，如果FAST做不好的話，可能以后的天文科學大型裝置申請都會舉步維艱，“大家就都沒飯吃了”。
怎么做呢？他們提出了“邊調試邊開放”的口號，邀請國內各家優秀的團隊使用FAST，包括中國科學院上海天文臺、中國科學院新疆天文臺、北京大學等多家機構都參與了進來。
在FAST項目上，盤軍沒有個人研究的利益沖突，雖然他看到這么龐大的裝置心里也會技癢。
“邊調試邊開放”的效果立竿見影。截止到2018年12月底，FAST已探測到74顆優質脈沖星候選體，其中55顆被證實為新脈沖星。處于調試期的FAST望遠鏡在脈沖星發現領域已達世界領先水平。
在這期間，他們還做了不少有價值的事情。不僅破格引進了兩名人才計劃入選者，還跟當地電網合作，為工程鋪設了雙回路電供電。
2019年，FAST工程調試團隊僅用時兩年就完成望遠鏡的調試任務，獲得了第二十三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集體”稱號。
隨著2020年1月FAST順利通過國家驗收，盤軍的歷史使命也完成了。他說，從2018年夏天正式到任，到2020年伊始離開，那種“事了拂衣去”的感覺也不錯。
他自己很開心，“這兩年比我做科研處處長的4年都更有價值”。雖然他的名字沒有列入各個獲獎名單，但他是把這個項目往正確的方向上推了一把的人。
秀麗的貴州山水，只是盤軍人生中的一站。當然，他以后會經常想起在大窩凼出沒的云霧，還有那里的米粉和黑山羊肉，以及灑下無數汗水的足球場。
哥白尼原理
FAST之后，盤軍的下一站是青海的冷湖。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市冷湖鎮，地處青藏高原戈壁深處的柴達木盆地，那里的賽什騰山即將成為亞洲規模最大的天文觀測研究基地。
2020年，盤軍參與了基地選址工作。在賽什騰山4200米選址點的簡易板屋門口，他會坐在簡易行軍椅上，望著山下浩瀚的戈壁。在大塊的單調純色中，在缺氧和沉重呼吸中，他琢磨著過往和未來。
今天看來，他在冷湖的工作是帶著一絲遺憾的。遺憾在于，他們沒有把這個基地做成中國科學院和青海當地共建的基地。
盤軍認為，就像當年FAST調試階段需要一個協調員一樣，如今的冷湖基地也需要一個天文學界和當地之間的協調員角色。
盤軍在青海冷湖賽什騰天文基地。帶著這點遺憾，盤軍于2022年秋天回到家鄉的桂林理工大學掛職，擔任學科建設辦公室主任，直到2024年夏天結束。之所以有這段經歷，一是因為他對高校的工作抱有很大好奇；二是離家近，可以照顧老人。
如今，盤軍又回到了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一頭扎入最熟悉的宇宙大尺度結構研究中。
他做宇宙學研究跟管理和工程有著一致的脈絡——他更愿意搭框架，而不愿意去追求細節。
他本來有著很大的野心。正如他在“格致論道”演講中提及的，“學天文最大的遺憾，就是我們不能在實驗室造個太陽玩一玩，也不能讓宇宙重新炸一次”。
他的看法是，在細節上消磨數倍的功夫，只獲得一點點進步，這可能是學生該干的事，因為他們需要學習和接受訓練；但是對于成熟的科研工作者來說，這是一種資源浪費。
談到自己的科研管理生涯，盤軍說，科學不限于埋頭做研究。做管理打輔助，為大家服務，貫徹自己的理念去促進學科的進步，也是科學的必要組成部分。
天文學已經滲透到了他的骨子里。即使偶爾為自己當初選擇天文學作為終生職業感到后悔，但也僅僅后悔那么一小會兒，很快他就又投入到新的工作當中了。他想，如果當年去做金融分析師而一去不回頭，才會真正后悔了。
學了天文學之后，他也把“宇宙里面眾生平等”悟得更透了。很早時候他就在琢磨：為什么自己不是人群中最受歡迎的那一個？后來，他發現幾乎所有人都跟自己有同樣的想法——原來自己沒那么聰明伶俐，也沒有那么漂亮帥氣。
他在天文學中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哥白尼原理。那是一種哲學陳述：人類在觀測宇宙時并非處于中心位置。這讓他認識到宇宙里眾生平等，乃至我們的地球、太陽、銀河系，在宇宙中都是平平無奇、非常平凡的。
或許不久，沉迷于折騰的盤軍又會啟程奔赴下一站。其實，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做有意思的事。
*文中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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