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浩渺長河中，考古學宛如一座燈塔，穿透歲月的迷霧，照亮人類往昔的征程。它不僅是對古老遺跡和文物的探尋，更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連接著過去、現在與未來。
與《考古學是什么》的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陳勝前教授的深度交流，為我們徐徐展開考古學的斑斕畫卷。
從田野間的辛勤發掘，到實驗室里的細微甄別；從理論框架的精心構建，到歷史故事的生動演繹，考古學的每一個環節都充滿了智慧與挑戰。它如同一部無聲的史詩，在一磚一瓦、一器一物中，蘊藏著先輩們的智慧與情感，見證著文明的興衰榮辱。
歷史的“原始講述者”
古器物不只是歷史的物質遺留，更是文化精神的傳承載體
讀書周刊：考古學書籍琳瑯滿目的當下，您的新作《考古學是什么》備受矚目。本書想寫的是對考古學的新理解，而不是國內外既有基礎知識的匯編，您能否為我們總結，新理解都是什么？新在哪些地方？
陳勝前：在這本書里，我構建了一個涵蓋考古學五個關鍵步驟的體系，這是對考古學的新理解。
首先是獲取考古材料，這是基礎且關鍵的起始點。每一件器物、每一處遺跡都承載著特定時期的信息，是打開古代社會大門的鑰匙。
接著是重建過去，這需要整合多學科知識與技術。通過地層學分析確定遺址的年代序列，依據類型學對器物進行分類排比以追溯文化演變，結合環境考古學探究古代生態環境對人類活動的影響。
解釋階段則引入豐富的理論框架，從不同理論視角分析考古發現，比如運用文化生態學解釋某種文化現象與環境的相互關系，用社會復雜化理論探討古代社會結構的演進。這有助于挖掘考古材料背后隱藏的社會、經濟、文化邏輯。
理解層面要求站在宏觀歷史進程中，綜合考量全球范圍內的考古發現與文化發展脈絡，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與特殊路徑，思考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融合與分化。
最后是保護和應用，強調將考古成果轉化為社會文化資源。一方面，通過法律、技術手段保護遺址與文物免受自然侵蝕和人為破壞；另一方面，積極推動考古成果在文化教育、旅游產業、歷史研究等領域的應用，讓公眾共享考古學帶來的文化財富。
與傳統考古學著作相比，這種架構更具系統性和連貫性，清晰呈現了考古學從基礎資料收集到深度研究、再到社會價值實現的全過程，打破了以往各環節相對孤立闡述的局限。
在考古學目的上，傳統認知側重于揭示真實的過去以重塑人們的世界觀，而我提出的“器以載道”理念進一步深化了這一目的。古器物不只是歷史的物質遺留，更是文化精神的傳承載體。
讀書周刊：您在書中也多次提及“器以載道”，在實際研究中，古器物究竟是如何具體地增強我們對歷史和文明的理解的呢？為什么說談社會、談國家，都必須先從器物說起？
陳勝前：古器物作為歷史和文化的直接物化表現，相較于文獻資料具有獨特優勢。文獻在傳承過程中易受人為因素干擾，如抄錄錯誤、主觀篡改、時代局限下的解讀偏差等，而古器物則是歷史的“原始講述者”。
以良渚玉器為例，其獨特的造型、精美的工藝與神秘的紋飾，不僅反映了當時高超的手工藝水平，更蘊含著深刻的宗教信仰、社會等級觀念與審美意識。琮、璧等玉器的形制與紋飾，可能與良渚人的天地觀、神靈崇拜緊密相連，通過對這些玉器的深入研究，我們能穿越時空觸摸到良渚社會的精神內核。
再看陶寺遺址，其年代在距今四千二三百年之間，與后世中華文化有著緊密的文化傳承線索。其中，天文歷法知識的傳承尤為突出。通過對遺址中特定建筑布局、觀測設施以及相關器物的研究，發現其天文觀測與計時方法與后世中華文化中的天文歷法體系存在顯著的連貫性。例如，某些建筑的朝向、結構可能與天文現象觀測相關，表明當時人們已掌握精確的天文觀測技術，并將其應用于農業生產、宗教儀式等社會活動中。這讓我們深刻認識到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與文化傳承的強大力量，打破了對古代文明的孤立認知。
把文物背后的故事講出來
在考古表達中，推理是基礎，而想象則是一種能讓考古成果更好展示出來的方式
讀書周刊：在您多年的考古生涯中，最激動的一刻是怎樣的？
陳勝前：在考古學的漫長發展歷程中，19世紀可謂大發現的輝煌時代，卡特發現圖坦蒙墓、斯蒂芬探尋瑪雅文明、謝里曼找到特洛伊遺址等，這些重大發現震撼世界，成為考古學史上的璀璨篇章。然而，隨著時間推移，考古學逐漸走向職業化，那種全民矚目的驚天發現雖已減少，但在個人研究領域，依然會有許多令人激動的時刻與新奇的發現。
在研究中國農業起源時，我有了一個重要發現：農業起源并非簡單地在華北或南方地區直線式發展，而是存在復雜的分化進程。以往學者多關注黃土高原在農業起源中的關鍵作用，像何炳棣先生的《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就著重探討了這一關聯。但通過對大量考古材料的深入分析，我們發現華北地區早期農業起源實則在小盆地和山麓區域，隨后才向華北平原拓展。以山西為代表的黃土高原核心區，其農業發展相對較晚，是仰韶文化傳播的結果，至今尚未發現比仰韶更早的農業遺址。
在南方，長江中下游與嶺南地區（兩廣一帶）的情況也十分有趣。在距今1萬年前后，兩廣地區的發展進程與長江中下游近乎同步，早早出現了陶器和磨制石器，看似即將步入農業時代。但奇怪的是，其真正的農業發展卻滯后許多，在距今6000年左右才從長江中下游傳入。這是因為長江中下游處于野生水稻邊緣地帶，對稻作農業需求迫切，而兩廣地區隨著全新世升溫轉變為熱帶季風氣候，草木繁茂，開展農業的難度劇增，且豐富的野生食物資源降低了發展農業的必要性。
在研究舊石器時代石球時，同樣充滿了探索的趣味。最初在漢中、洛南等陜南地區發現大量制作規整、年代久遠（疑似距今二三十萬年甚至更早）的石球時，著實令人驚訝。因其外觀與想象中的舊石器時代產物差異較大，甚至有人曾懷疑是否是明朝張獻忠部隊的土炮炮彈。但經地層分析等研究手段確定其古老來源后，我們開展了實驗。研究發現，石球直徑約9厘米，與成年男性虎口第一指節及手指平均寬度相近，推測是古人的狩獵工具。使用時，人們可能用皮條甩動石球攻擊在鹽堿地喝水舔鹽的動物，其打擊力度強、射程遠，彌補了徒手投擲的不足。在山西徐家窯等地也有大量此類石球，使用石球的人群可能與尼安德特人有一定關聯，從尼安德特人化石上的傷痕推測，他們可能也采用類似打傷動物后近身搏殺的狩獵方式。此外，石球多選用白色石英制作，經實驗發現白色石英質地脆，易于加工，深色石英因難以加工而很少被選用，這也推翻了此前一些關于石球用途的不實猜測，如與祭祀或神秘水晶球相關的說法。
讀書周刊：看同樣的一批考古材料，不同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會對它們的定性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嗎？
陳勝前：這種現象在當前考古學界依然普遍存在，其根源主要在于不同的理論立場和研究范式。
以殷墟的殉人坑研究為例，在過去階級斗爭理論盛行時期，研究者多從階級壓迫視角出發，將殉人坑視為奴隸主殘酷迫害奴隸的鐵證，關注的重點是社會矛盾的激化與階級對立的表現。然而，隨著考古學理論的發展，從過程考古學立場來看，殉人坑被看作社會分化的一種體現。通過對殉人坑的分布規律、埋葬方式、尸骨特征等進行系統分析，挖掘其背后隱藏的社會結構信息，如不同階層人群的埋葬差異、社會身份與死亡方式的關聯等，以此探討古代社會的組織形式、階層差異和社會變遷動態，研究視角從單純的階級壓迫拓展到社會結構與變遷的深度剖析。
在研究范式方面，文化歷史考古范式與過程考古范式對相同材料的關注點和解讀方式截然不同。在文化歷史考古范式下，研究陶器時主要聚焦于其形態特征，包括器型的分類、紋飾的風格、質地的差異等。而在過程考古的功能主義范式下，更注重陶器內的殘留物分析。運用化學分析、顯微鏡觀察等技術手段，檢測陶器內殘留的食物殘渣、植物纖維、動物組織等成分，以此推斷陶器的功能用途，如是否用于烹飪特定食物、儲存何種物品、是否參與祭祀儀式等。
即使在同一范式內，由于研究者對材料挖掘深度不同，結論也會有所差異。例如在文化歷史考古范式中，部分研究者可能僅停留在對陶器形態的表面描述與簡單分類，而深入的研究者則會進一步探究陶器制作工藝的技術傳承、與當時社會文化背景的內在聯系，如陶器生產與社會組織分工、宗教信仰、審美觀念的互動關系等，從而得出更全面、深入且具有啟發性的結論。這就要求考古研究者保持開放思維，積極借鑒多元視角與方法，綜合分析考古材料，以趨近歷史真相。
讀書周刊：考古實證上，是否也有許多不能回答的問題？
陳勝前：從哲學層面看，實證主義在考古學中的應用面臨困境。自20世紀60年代起，科學哲學界就認識到理論與材料的緊密交織關系，純粹實證主義追求的絕對客觀材料驗證在考古學中難以實現。由于時間不可逆，我們無法回到古代進行直接觀察，考古研究必然基于一定的理論前提。
在實際研究中，考古材料面臨諸多問題。首先，材料保存狀況不佳，受自然侵蝕、地質變動、微生物腐蝕等因素影響，許多文物受損嚴重，信息缺失或模糊。例如，一些古代紡織品、木質文物因長期埋藏地下，出土時已腐朽不堪，難以獲取完整信息。其次，考古發掘過程存在局限性，無法保證全面獲取與歷史事件相關的所有證據。受發掘技術、人力、物力及遺址復雜程度等因素制約，可能遺漏重要遺跡或遺物。再次，當代社會文化背景與研究者個人認知水平會影響對考古發現的解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者可能因思維方式、價值觀差異對同一材料有不同理解，個人知識儲備、研究經驗與學術偏見也會干擾結論的客觀性。因此，考古研究需正視實證的相對性與復雜性，不斷完善理論與方法，提升研究的科學性與可靠性。
讀書周刊：在考古學的研究中，想象力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陳勝前：想象力在考古表達中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在談論考古表達，或者是博物館、展覽相關話題時，常常會思考為什么有的博物館展覽不吸引人，而有的卻特別吸引人。其實關鍵就在于，展覽最終是要與人產生共鳴的，畢竟能打動人的是故事背后的人，而非單純的展品，所以要把文物背后蘊含的故事講出來。
就拿安陽的殷墟博物館來說，那里有個很不錯的展覽是關于亞長的墓。經過研究發現，亞長這個人來自河南的東南部一帶，通過同位素檢測等科學手段，是能夠知曉他故鄉所在的。而且他的墓里還有好幾個殉人，經過考證，這些殉人也是來自那個地方，應該是他的下屬。
另外，從亞長的骨骼上那些傷痕可以推斷出，他很可能是打仗戰死的。他戰死之后，下屬全都為他殉葬了，這聽起來確實有點殘忍，但這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故事。這個故事是有科學分析作為依據的，從當時的社會情況來看，作為王的下屬，是需要聽從調遣派兵打仗，跟隨商王一起征戰的。而在對這個故事呈現的時候，其實是帶有想象成分的，但這種想象絕不是毫無根據的。也正是因為融入了合理的想象，這個展覽才會讓人印象特別深刻。所以說，在考古表達中，推理是基礎，而想象則是一種能讓考古成果更好展示出來的方式。
通過研究物而得到知識
想了解一個地方，首先就得去看看它的博物館，博物館看得多了，對文物有興趣了，自然就會想了解考古
讀書周刊：近年來，“考古”成為一個熱詞，從電視節目《我在故宮修文物》《中國考古大會》到現場直播三星堆遺址的發掘，從各大刊物上的考古欄目到自媒體的考古公眾號，為什么考古受到公眾的廣泛關注？
陳勝前：當下博物館可熱鬧了，很多博物館預約的難度相當高，購物中心都特別羨慕博物館能有這么大的人流量。那為什么現在博物館突然就火起來了？這確實是個很值得琢磨的現象。
在我個人看來，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公眾開始有了很強的文化生活需求，產生了這樣的社會需要。博物館恰好就像是一個城市的客廳、一個地方的名片，要是想了解一個地方，首先就得去看看它的博物館，博物館看得多了，對文物有興趣了，自然就會想了解考古。
讀書周刊：在許多人的眼中，考古就是探險、發掘，是一群興趣獨特、愛冒險的人從事的活動。
陳勝前：如果只是這樣的話，就不會存在考古學這樣一門學科了。
現代考古學經歷一兩百年的發展，其淵源還要更加古老，它已經形成了獨立的學科理論與方法，并有了成熟的實踐，這些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而當代考古學其實并不僅僅研究古代的物質遺存，其觸角已經深入當代社會，比如有工業考古、垃圾考古等。
更進一步，考古學成為一門研究物的學科。我不禁想起一個我們的傳統詞語“格物”，格物致知，通過研究物而得到知識，進而幫助我們理解世界，更好地生活。當然，格物是一個比考古學廣泛得多的概念，不過其中如何去“格”物，對于我們研究考古學來說，還是很有啟發的。
科學是格物的一種主要途徑。明朝的王陽明年少時與朋友一起格竹子，格了幾天幾夜，結果生病了。他們如果掌握了科學這個途徑，估計會成為植物學家。事實上，科學并不是唯一的途徑，如果是文學家、歷史學家、藝術家來格竹子，他們無疑更關注竹子所產生的文化、歷史、社會的關聯。“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蘇東坡從竹子那里獲得精神熏陶，中國歷代文人畫竹、詠竹，大多是從人文意義上來理解竹子的。我們把竹子擴充到所有的物（包括物質遺存），其研究的途徑都包括科學與人文兩條路徑，這也是當代考古學理論方法的基本分野。
讀書周刊：作為一門探尋人類過去的學科，考古學對普通大眾有著怎樣的重要意義？它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和社會認知中發揮作用的？
陳勝前：考古學對普通大眾具有深遠且多層面的重要意義。首先，它是人類認識自身起源與發展的關鍵窗口。通過考古發現，我們會了解人類從遠古時期的原始狀態逐步進化、發展的歷程，知曉我們的祖先如何制造工具、獲取食物、建造住所、形成社會組織等。這些考古成果讓我們對人類的進化軌跡有了清晰的認識，明白我們從何而來，增強了人類的自我認知與身份認同感。
其次，考古學揭示了社會發展的規律與變遷機制。從古代社會的簡單部落結構到復雜國家形態的演變，考古學提供了實證研究。這有助于我們理解現代社會的結構與制度是如何逐步形成的，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歷史基礎與借鑒。
再次，考古學在文化傳承與認同方面發揮著核心作用。每個民族和國家的文化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淵源，考古發現的文物、遺址是這些文化的物質載體。如中國的長城、兵馬俑等標志性遺存，承載著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與文化精神，成為民族文化的象征符號。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認同尤為重要，考古學幫助人們堅守本土文化根源，抵御文化同質化的沖擊。
讓人們參與其中
鼓勵年輕人發揮創意，以新穎的方式活化歷史，讓考古學走進當代生活
讀書周刊：現代技術尤其是AI技術的興起，給考古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您認為AI在考古學領域將引發哪些具體變革和提供哪些幫助？
陳勝前：AI技術在考古學領域的應用，有著多方面的重要影響和極大幫助。
在解讀考古材料方面，考古學一直面臨著構建有效解讀模型的難題，不過AI技術憑借強大的數據處理與分析能力，給出了新的解決辦法。就拿野外發現的陶片來說，要是考古工作者專業知識不太夠或者是非專業人員，那要準確判斷陶片的相關信息可不容易。但AI系統就不一樣了，它可以先學習大量已有的考古陶片數據，像陶片的形態、紋飾、質地以及出土環境等多維度信息。之后面對新發現的陶片時，它就能快速提取特征并進行比對，進而預測出陶片的年代范圍、所屬文化類型以及可能的功能用途等。這樣一來，大大提高了解讀考古材料的效率和準確性，也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
在傳播表達方面，AI為博物館等文化機構帶來了全新的展示和互動方式，讓觀眾的參與度與體驗感顯著增強。比如鄂爾多斯歷史博物館，利用AI結合虛擬現實（VR）和增強現實（AR）技術，能依據觀眾的長相，通過面部識別和三維建模技術模擬出觀眾在古代的模樣，讓觀眾很有身份代入感。觀眾還可以借助VR技術，在虛擬場景里全方位觀察古代器物和遺址，從不同角度欣賞文物細節，甚至能與虛擬環境中的古代人物、事物互動。這種身臨其境的體驗，彌補了傳統文字、圖片展示的不足，能讓觀眾更直觀、更深入地理解考古文化內涵，激發公眾對考古學的興趣和好奇心，也為考古文化傳播開拓了新途徑。
在創造性闡釋方面，人類思維在闡釋考古現象時，常常會受傳統觀念、學科局限以及思維慣性的束縛，容易陷入定式。而AI技術強大的計算能力和數據分析能力，有助于突破這種創造性限制。例如在研究古代文化傳播和交流路徑時，AI能夠綜合分析不同地區考古遺址中出土的相似器物、建筑風格、喪葬習俗等多方面信息，構建出復雜的文化傳播網絡模型，為考古學家提供全新的研究思路和解釋視角，推動考古學在理論和認知上不斷創新發展，對整個考古學科的進步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讀書周刊：如今，是否喜歡考古學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了？考古學如何能夠吸引年輕人？
陳勝前：要吸引年輕人投身考古學，關鍵在于讓他們參與其中。一方面，鼓勵年輕人參與考古工作志愿者活動，目前這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效，許多年輕人在實際參與中逐漸對考古學產生濃厚興趣。另一方面，利用自媒體平臺進行考古知識的闡釋和傳播是一個極具潛力的途徑。自媒體具有獨特的優勢，它允許人們從不同角度講述文物故事。
比如有天津的女孩將相聲元素融入文物講解，使內容幽默風趣；還有將馬踏飛燕等文物制作成表情包，賦予其新的時代意義，這些創意都激發了大眾對考古文化的興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鼓勵年輕人發揮創意，以新穎的方式活化歷史，讓考古學走進當代生活，豐富大眾的文化生活。同時，對于自媒體傳播，雖然其監管難度相對較大，但只要立足于考古學研究基礎，就能在保證科學性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其傳播優勢，為考古學的普及和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歷史的浩渺長河中，考古學宛如一座燈塔，穿透歲月的迷霧，照亮人類往昔的征程。它不僅是對古老遺跡和文物的探尋，更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連接著過去、現在與未來。
與《考古學是什么》的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陳勝前教授的深度交流，為我們徐徐展開考古學的斑斕畫卷。
從田野間的辛勤發掘，到實驗室里的細微甄別；從理論框架的精心構建，到歷史故事的生動演繹，考古學的每一個環節都充滿了智慧與挑戰。它如同一部無聲的史詩，在一磚一瓦、一器一物中，蘊藏著先輩們的智慧與情感，見證著文明的興衰榮辱。
歷史的“原始講述者”
古器物不只是歷史的物質遺留，更是文化精神的傳承載體
讀書周刊：考古學書籍琳瑯滿目的當下，您的新作《考古學是什么》備受矚目。本書想寫的是對考古學的新理解，而不是國內外既有基礎知識的匯編，您能否為我們總結，新理解都是什么？新在哪些地方？
陳勝前：在這本書里，我構建了一個涵蓋考古學五個關鍵步驟的體系，這是對考古學的新理解。
首先是獲取考古材料，這是基礎且關鍵的起始點。每一件器物、每一處遺跡都承載著特定時期的信息，是打開古代社會大門的鑰匙。
接著是重建過去，這需要整合多學科知識與技術。通過地層學分析確定遺址的年代序列，依據類型學對器物進行分類排比以追溯文化演變，結合環境考古學探究古代生態環境對人類活動的影響。
解釋階段則引入豐富的理論框架，從不同理論視角分析考古發現，比如運用文化生態學解釋某種文化現象與環境的相互關系，用社會復雜化理論探討古代社會結構的演進。這有助于挖掘考古材料背后隱藏的社會、經濟、文化邏輯。
理解層面要求站在宏觀歷史進程中，綜合考量全球范圍內的考古發現與文化發展脈絡，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與特殊路徑，思考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融合與分化。
最后是保護和應用，強調將考古成果轉化為社會文化資源。一方面，通過法律、技術手段保護遺址與文物免受自然侵蝕和人為破壞；另一方面，積極推動考古成果在文化教育、旅游產業、歷史研究等領域的應用，讓公眾共享考古學帶來的文化財富。
與傳統考古學著作相比，這種架構更具系統性和連貫性，清晰呈現了考古學從基礎資料收集到深度研究、再到社會價值實現的全過程，打破了以往各環節相對孤立闡述的局限。
在考古學目的上，傳統認知側重于揭示真實的過去以重塑人們的世界觀，而我提出的“器以載道”理念進一步深化了這一目的。古器物不只是歷史的物質遺留，更是文化精神的傳承載體。
讀書周刊：您在書中也多次提及“器以載道”，在實際研究中，古器物究竟是如何具體地增強我們對歷史和文明的理解的呢？為什么說談社會、談國家，都必須先從器物說起？
陳勝前：古器物作為歷史和文化的直接物化表現，相較于文獻資料具有獨特優勢。文獻在傳承過程中易受人為因素干擾，如抄錄錯誤、主觀篡改、時代局限下的解讀偏差等，而古器物則是歷史的“原始講述者”。
以良渚玉器為例，其獨特的造型、精美的工藝與神秘的紋飾，不僅反映了當時高超的手工藝水平，更蘊含著深刻的宗教信仰、社會等級觀念與審美意識。琮、璧等玉器的形制與紋飾，可能與良渚人的天地觀、神靈崇拜緊密相連，通過對這些玉器的深入研究，我們能穿越時空觸摸到良渚社會的精神內核。
再看陶寺遺址，其年代在距今四千二三百年之間，與后世中華文化有著緊密的文化傳承線索。其中，天文歷法知識的傳承尤為突出。通過對遺址中特定建筑布局、觀測設施以及相關器物的研究，發現其天文觀測與計時方法與后世中華文化中的天文歷法體系存在顯著的連貫性。例如，某些建筑的朝向、結構可能與天文現象觀測相關，表明當時人們已掌握精確的天文觀測技術，并將其應用于農業生產、宗教儀式等社會活動中。這讓我們深刻認識到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與文化傳承的強大力量，打破了對古代文明的孤立認知。
把文物背后的故事講出來
在考古表達中，推理是基礎，而想象則是一種能讓考古成果更好展示出來的方式
讀書周刊：在您多年的考古生涯中，最激動的一刻是怎樣的？
陳勝前：在考古學的漫長發展歷程中，19世紀可謂大發現的輝煌時代，卡特發現圖坦蒙墓、斯蒂芬探尋瑪雅文明、謝里曼找到特洛伊遺址等，這些重大發現震撼世界，成為考古學史上的璀璨篇章。然而，隨著時間推移，考古學逐漸走向職業化，那種全民矚目的驚天發現雖已減少，但在個人研究領域，依然會有許多令人激動的時刻與新奇的發現。
在研究中國農業起源時，我有了一個重要發現：農業起源并非簡單地在華北或南方地區直線式發展，而是存在復雜的分化進程。以往學者多關注黃土高原在農業起源中的關鍵作用，像何炳棣先生的《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就著重探討了這一關聯。但通過對大量考古材料的深入分析，我們發現華北地區早期農業起源實則在小盆地和山麓區域，隨后才向華北平原拓展。以山西為代表的黃土高原核心區，其農業發展相對較晚，是仰韶文化傳播的結果，至今尚未發現比仰韶更早的農業遺址。
在南方，長江中下游與嶺南地區（兩廣一帶）的情況也十分有趣。在距今1萬年前后，兩廣地區的發展進程與長江中下游近乎同步，早早出現了陶器和磨制石器，看似即將步入農業時代。但奇怪的是，其真正的農業發展卻滯后許多，在距今6000年左右才從長江中下游傳入。這是因為長江中下游處于野生水稻邊緣地帶，對稻作農業需求迫切，而兩廣地區隨著全新世升溫轉變為熱帶季風氣候，草木繁茂，開展農業的難度劇增，且豐富的野生食物資源降低了發展農業的必要性。
在研究舊石器時代石球時，同樣充滿了探索的趣味。最初在漢中、洛南等陜南地區發現大量制作規整、年代久遠（疑似距今二三十萬年甚至更早）的石球時，著實令人驚訝。因其外觀與想象中的舊石器時代產物差異較大，甚至有人曾懷疑是否是明朝張獻忠部隊的土炮炮彈。但經地層分析等研究手段確定其古老來源后，我們開展了實驗。研究發現，石球直徑約9厘米，與成年男性虎口第一指節及手指平均寬度相近，推測是古人的狩獵工具。使用時，人們可能用皮條甩動石球攻擊在鹽堿地喝水舔鹽的動物，其打擊力度強、射程遠，彌補了徒手投擲的不足。在山西徐家窯等地也有大量此類石球，使用石球的人群可能與尼安德特人有一定關聯，從尼安德特人化石上的傷痕推測，他們可能也采用類似打傷動物后近身搏殺的狩獵方式。此外，石球多選用白色石英制作，經實驗發現白色石英質地脆，易于加工，深色石英因難以加工而很少被選用，這也推翻了此前一些關于石球用途的不實猜測，如與祭祀或神秘水晶球相關的說法。
讀書周刊：看同樣的一批考古材料，不同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會對它們的定性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嗎？
陳勝前：這種現象在當前考古學界依然普遍存在，其根源主要在于不同的理論立場和研究范式。
以殷墟的殉人坑研究為例，在過去階級斗爭理論盛行時期，研究者多從階級壓迫視角出發，將殉人坑視為奴隸主殘酷迫害奴隸的鐵證，關注的重點是社會矛盾的激化與階級對立的表現。然而，隨著考古學理論的發展，從過程考古學立場來看，殉人坑被看作社會分化的一種體現。通過對殉人坑的分布規律、埋葬方式、尸骨特征等進行系統分析，挖掘其背后隱藏的社會結構信息，如不同階層人群的埋葬差異、社會身份與死亡方式的關聯等，以此探討古代社會的組織形式、階層差異和社會變遷動態，研究視角從單純的階級壓迫拓展到社會結構與變遷的深度剖析。
在研究范式方面，文化歷史考古范式與過程考古范式對相同材料的關注點和解讀方式截然不同。在文化歷史考古范式下，研究陶器時主要聚焦于其形態特征，包括器型的分類、紋飾的風格、質地的差異等。而在過程考古的功能主義范式下，更注重陶器內的殘留物分析。運用化學分析、顯微鏡觀察等技術手段，檢測陶器內殘留的食物殘渣、植物纖維、動物組織等成分，以此推斷陶器的功能用途，如是否用于烹飪特定食物、儲存何種物品、是否參與祭祀儀式等。
即使在同一范式內，由于研究者對材料挖掘深度不同，結論也會有所差異。例如在文化歷史考古范式中，部分研究者可能僅停留在對陶器形態的表面描述與簡單分類，而深入的研究者則會進一步探究陶器制作工藝的技術傳承、與當時社會文化背景的內在聯系，如陶器生產與社會組織分工、宗教信仰、審美觀念的互動關系等，從而得出更全面、深入且具有啟發性的結論。這就要求考古研究者保持開放思維，積極借鑒多元視角與方法，綜合分析考古材料，以趨近歷史真相。
讀書周刊：考古實證上，是否也有許多不能回答的問題？
陳勝前：從哲學層面看，實證主義在考古學中的應用面臨困境。自20世紀60年代起，科學哲學界就認識到理論與材料的緊密交織關系，純粹實證主義追求的絕對客觀材料驗證在考古學中難以實現。由于時間不可逆，我們無法回到古代進行直接觀察，考古研究必然基于一定的理論前提。
在實際研究中，考古材料面臨諸多問題。首先，材料保存狀況不佳，受自然侵蝕、地質變動、微生物腐蝕等因素影響，許多文物受損嚴重，信息缺失或模糊。例如，一些古代紡織品、木質文物因長期埋藏地下，出土時已腐朽不堪，難以獲取完整信息。其次，考古發掘過程存在局限性，無法保證全面獲取與歷史事件相關的所有證據。受發掘技術、人力、物力及遺址復雜程度等因素制約，可能遺漏重要遺跡或遺物。再次，當代社會文化背景與研究者個人認知水平會影響對考古發現的解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者可能因思維方式、價值觀差異對同一材料有不同理解，個人知識儲備、研究經驗與學術偏見也會干擾結論的客觀性。因此，考古研究需正視實證的相對性與復雜性，不斷完善理論與方法，提升研究的科學性與可靠性。
讀書周刊：在考古學的研究中，想象力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陳勝前：想象力在考古表達中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在談論考古表達，或者是博物館、展覽相關話題時，常常會思考為什么有的博物館展覽不吸引人，而有的卻特別吸引人。其實關鍵就在于，展覽最終是要與人產生共鳴的，畢竟能打動人的是故事背后的人，而非單純的展品，所以要把文物背后蘊含的故事講出來。
就拿安陽的殷墟博物館來說，那里有個很不錯的展覽是關于亞長的墓。經過研究發現，亞長這個人來自河南的東南部一帶，通過同位素檢測等科學手段，是能夠知曉他故鄉所在的。而且他的墓里還有好幾個殉人，經過考證，這些殉人也是來自那個地方，應該是他的下屬。
另外，從亞長的骨骼上那些傷痕可以推斷出，他很可能是打仗戰死的。他戰死之后，下屬全都為他殉葬了，這聽起來確實有點殘忍，但這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故事。這個故事是有科學分析作為依據的，從當時的社會情況來看，作為王的下屬，是需要聽從調遣派兵打仗，跟隨商王一起征戰的。而在對這個故事呈現的時候，其實是帶有想象成分的，但這種想象絕不是毫無根據的。也正是因為融入了合理的想象，這個展覽才會讓人印象特別深刻。所以說，在考古表達中，推理是基礎，而想象則是一種能讓考古成果更好展示出來的方式。
通過研究物而得到知識
想了解一個地方，首先就得去看看它的博物館，博物館看得多了，對文物有興趣了，自然就會想了解考古
讀書周刊：近年來，“考古”成為一個熱詞，從電視節目《我在故宮修文物》《中國考古大會》到現場直播三星堆遺址的發掘，從各大刊物上的考古欄目到自媒體的考古公眾號，為什么考古受到公眾的廣泛關注？
陳勝前：當下博物館可熱鬧了，很多博物館預約的難度相當高，購物中心都特別羨慕博物館能有這么大的人流量。那為什么現在博物館突然就火起來了？這確實是個很值得琢磨的現象。
在我個人看來，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公眾開始有了很強的文化生活需求，產生了這樣的社會需要。博物館恰好就像是一個城市的客廳、一個地方的名片，要是想了解一個地方，首先就得去看看它的博物館，博物館看得多了，對文物有興趣了，自然就會想了解考古。
讀書周刊：在許多人的眼中，考古就是探險、發掘，是一群興趣獨特、愛冒險的人從事的活動。
陳勝前：如果只是這樣的話，就不會存在考古學這樣一門學科了。
現代考古學經歷一兩百年的發展，其淵源還要更加古老，它已經形成了獨立的學科理論與方法，并有了成熟的實踐，這些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而當代考古學其實并不僅僅研究古代的物質遺存，其觸角已經深入當代社會，比如有工業考古、垃圾考古等。
更進一步，考古學成為一門研究物的學科。我不禁想起一個我們的傳統詞語“格物”，格物致知，通過研究物而得到知識，進而幫助我們理解世界，更好地生活。當然，格物是一個比考古學廣泛得多的概念，不過其中如何去“格”物，對于我們研究考古學來說，還是很有啟發的。
科學是格物的一種主要途徑。明朝的王陽明年少時與朋友一起格竹子，格了幾天幾夜，結果生病了。他們如果掌握了科學這個途徑，估計會成為植物學家。事實上，科學并不是唯一的途徑，如果是文學家、歷史學家、藝術家來格竹子，他們無疑更關注竹子所產生的文化、歷史、社會的關聯。“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蘇東坡從竹子那里獲得精神熏陶，中國歷代文人畫竹、詠竹，大多是從人文意義上來理解竹子的。我們把竹子擴充到所有的物（包括物質遺存），其研究的途徑都包括科學與人文兩條路徑，這也是當代考古學理論方法的基本分野。
讀書周刊：作為一門探尋人類過去的學科，考古學對普通大眾有著怎樣的重要意義？它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和社會認知中發揮作用的？
陳勝前：考古學對普通大眾具有深遠且多層面的重要意義。首先，它是人類認識自身起源與發展的關鍵窗口。通過考古發現，我們會了解人類從遠古時期的原始狀態逐步進化、發展的歷程，知曉我們的祖先如何制造工具、獲取食物、建造住所、形成社會組織等。這些考古成果讓我們對人類的進化軌跡有了清晰的認識，明白我們從何而來，增強了人類的自我認知與身份認同感。
其次，考古學揭示了社會發展的規律與變遷機制。從古代社會的簡單部落結構到復雜國家形態的演變，考古學提供了實證研究。這有助于我們理解現代社會的結構與制度是如何逐步形成的，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歷史基礎與借鑒。
再次，考古學在文化傳承與認同方面發揮著核心作用。每個民族和國家的文化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淵源，考古發現的文物、遺址是這些文化的物質載體。如中國的長城、兵馬俑等標志性遺存，承載著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與文化精神，成為民族文化的象征符號。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認同尤為重要，考古學幫助人們堅守本土文化根源，抵御文化同質化的沖擊。
讓人們參與其中
鼓勵年輕人發揮創意，以新穎的方式活化歷史，讓考古學走進當代生活
讀書周刊：現代技術尤其是AI技術的興起，給考古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您認為AI在考古學領域將引發哪些具體變革和提供哪些幫助？
陳勝前：AI技術在考古學領域的應用，有著多方面的重要影響和極大幫助。
在解讀考古材料方面，考古學一直面臨著構建有效解讀模型的難題，不過AI技術憑借強大的數據處理與分析能力，給出了新的解決辦法。就拿野外發現的陶片來說，要是考古工作者專業知識不太夠或者是非專業人員，那要準確判斷陶片的相關信息可不容易。但AI系統就不一樣了，它可以先學習大量已有的考古陶片數據，像陶片的形態、紋飾、質地以及出土環境等多維度信息。之后面對新發現的陶片時，它就能快速提取特征并進行比對，進而預測出陶片的年代范圍、所屬文化類型以及可能的功能用途等。這樣一來，大大提高了解讀考古材料的效率和準確性，也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
在傳播表達方面，AI為博物館等文化機構帶來了全新的展示和互動方式，讓觀眾的參與度與體驗感顯著增強。比如鄂爾多斯歷史博物館，利用AI結合虛擬現實（VR）和增強現實（AR）技術，能依據觀眾的長相，通過面部識別和三維建模技術模擬出觀眾在古代的模樣，讓觀眾很有身份代入感。觀眾還可以借助VR技術，在虛擬場景里全方位觀察古代器物和遺址，從不同角度欣賞文物細節，甚至能與虛擬環境中的古代人物、事物互動。這種身臨其境的體驗，彌補了傳統文字、圖片展示的不足，能讓觀眾更直觀、更深入地理解考古文化內涵，激發公眾對考古學的興趣和好奇心，也為考古文化傳播開拓了新途徑。
在創造性闡釋方面，人類思維在闡釋考古現象時，常常會受傳統觀念、學科局限以及思維慣性的束縛，容易陷入定式。而AI技術強大的計算能力和數據分析能力，有助于突破這種創造性限制。例如在研究古代文化傳播和交流路徑時，AI能夠綜合分析不同地區考古遺址中出土的相似器物、建筑風格、喪葬習俗等多方面信息，構建出復雜的文化傳播網絡模型，為考古學家提供全新的研究思路和解釋視角，推動考古學在理論和認知上不斷創新發展，對整個考古學科的進步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讀書周刊：如今，是否喜歡考古學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了？考古學如何能夠吸引年輕人？
陳勝前：要吸引年輕人投身考古學，關鍵在于讓他們參與其中。一方面，鼓勵年輕人參與考古工作志愿者活動，目前這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效，許多年輕人在實際參與中逐漸對考古學產生濃厚興趣。另一方面，利用自媒體平臺進行考古知識的闡釋和傳播是一個極具潛力的途徑。自媒體具有獨特的優勢，它允許人們從不同角度講述文物故事。
比如有天津的女孩將相聲元素融入文物講解，使內容幽默風趣；還有將馬踏飛燕等文物制作成表情包，賦予其新的時代意義，這些創意都激發了大眾對考古文化的興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鼓勵年輕人發揮創意，以新穎的方式活化歷史，讓考古學走進當代生活，豐富大眾的文化生活。同時，對于自媒體傳播，雖然其監管難度相對較大，但只要立足于考古學研究基礎，就能在保證科學性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其傳播優勢，為考古學的普及和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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