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京中藏書大家姜德明先生舊藏拍賣，激起不少漣漪。追憶與姜先生一次次聊天，他興致勃勃談的都是書前書后的故事，印裝的精美，對插圖和設(shè)計的贊不絕口……這讓我多少品味出拾掇舊書刊的三昧：那不是數(shù)鈔票，得有一點情調(diào)，才不辜負這些飽經(jīng)歲月風塵的舊書刊。為了這么一點小趣味小情調(diào)，我愿不時翻起那些有各種圖畫的舊書，由此向往昔時光進發(fā)。
拾掇舊書總得有一點情調(diào)
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魯迅譯契訶夫的小說，竟然說：“這回的翻譯的主意，與其說為了文章，倒不如說是因為插畫；德譯本的出版，好像也是為了插畫的。這位插畫家瑪修丁（V．N．Massiutin），是將木刻最早給中國讀者賞鑒的人，《未名叢刊》中《十二個》的插圖，就是他的作品，離現(xiàn)在大約已有十多年了。”“老頭子”不惜自貶身價，說自己的翻譯不過是“插圖的說明”：“契訶夫的這一類的小說，我已經(jīng)紹介過三篇。這種輕松的小品，恐怕中國是早有譯本的，但我卻為了別一個目的：原本的插畫，大概當然是作品的裝飾，而我的翻譯，則不過當作插畫的說明。”（《〈壞孩子和別的奇聞〉譯者后記》，《魯迅全集》1981年版第406頁）如此買櫝還珠，魯迅可謂超級玩家。東施效顰，我流連于書肆，常常是為了插畫而買書。一些小冊子，不要說收藏家了，一般人都看不上眼，我照收不誤，且不避什么過時和應(yīng)時，回家捧著這些發(fā)黃的書頁看得津津有味。
當年舊事，豪華的插畫陣容
魯迅愛圖畫的舊事，說的人太多了，不必再說。我想說，那一代文人的審美都在線，有很多愛好也是共通的。比如巴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辦平明出版社，譯世界名著，雖然標榜為平民出書，可是，書出得不寒磣，很多名著都精選了插圖，盡管當時印刷條件大大限制了圖像的印制效果，可是精美的插圖與優(yōu)美的文字渾然一體，還是讓人愛不釋手。我就比較喜歡他印的《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譯，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9月初版），里面配有法國Pierre Laprade作插圖，看樣子像是鋼筆線描畫，細部密不透風，疏處又可以空曠跑馬，與世界名著的格調(diào)和文字很搭，常把我誘至小說人物內(nèi)心深處。平明出版社為巴金妻子蕭珊所出的譯作《別爾金小說集》，配有俄國的水彩插圖，讓人翻開便感覺到普希金筆下的大風雪。
那個時代的畫家也都放下身段放下潤筆，肯為書刊配圖。這種風氣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還很興盛，后來大家便默不作聲了。黃永玉的版畫集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他給文學作品所配的插圖。1959年，中國出版界一次壯觀的豪舉就是為郭沫若的《百花齊放》出版了木刻插圖本（人民日報出版社1959年4月版）。劉峴、李樺、力群、黃永玉、王琦、馬克……這些木刻家在今天冠以“大師”的名號，人們都不會有意見吧，他們?yōu)樵摷?01首詩都配了插圖，就像一個盛大的畫展，難怪作者在后記中寫道：“我要特別提到《人民日報》編輯部同志們的鼓舞，我還要感謝他們動員了好些同志作插圖。”并非只有郭沫若這個級別的作者才能享受這樣的待遇，當時的書刊插圖幾乎是標配，且薄薄的小冊子很多，出版社并未因為小、薄就輕慢它們，相反每個環(huán)節(jié)都很用心。《新兒女英雄傳》，當時算是流行小說吧，我手頭的這本海燕書店1950年10月第八版的封面和扉頁上“袁靜、孔厥合著”并排的是“彥涵插圖”，可見插圖是該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秦牧的一本《巨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8月版）封面和插圖都是畫家袁運甫。袁先生的畫，明快的線條中不乏現(xiàn)代感，很有裝飾性，適合做插畫。
艾蕪的《南行記續(xù)篇》（作家出版社1964年9月版），文前赫然有插圖目次，原來也是豪華陣容：野牛寨（吳冠中作）、芒景寨（蔣正鴻作）、姐哈寨（徐啟雄作）、邊疆女教師（姚有多作）、邊寨人家的歷史（袁運甫作）、霧（柳成蔭作）、群山中（柳成蔭作)。像吳冠中這樣的后來在市場上畫價奇昂的畫家，畫作被用來做插圖，在當年也是平常事。《郭小川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12月第2版）的插圖就是吳冠中。遺憾的是，這些書包括很多世界名著后來重印、改排新版后，里面的插圖都不見蹤影，當年編輯和畫家的心血付之東流。近幾年，風氣轉(zhuǎn)變，插圖本、珍藏本紛至沓來，插畫似有卷土重來之勢。我不滿足的是，這都是豪華裝、“珍藏版”，不像是給平常人讀的，甚至只打算讓人“珍藏”，不像要人日常閱讀。其實，美應(yīng)當在日常生活中煥發(fā)生命力，也只有這樣才最有生命力。我還是懷念那些普通的小冊子、平裝本，從中照樣能夠享受到豪華的、精心的裝幀陣容。在冬日的午后，沏一杯熱茶，有心無心地翻起來，那才愜意。
賞心悅目的題圖和尾花
不僅僅是插圖，環(huán)襯、題圖、尾花這些美術(shù)元素的加入，增強了一本書的美感和藝術(shù)性，這樣的小書捧在手里，文圖相得益彰，翻開讓人有一種收獲感。圖書的裝幀設(shè)計，不只有封面、版式，它還體現(xiàn)在諸多細節(jié)中，是一個整體設(shè)計。比如扉頁、環(huán)襯，現(xiàn)在很多書都是“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凈”，只有墨豬一般呆滯的書名等信息。別忘了，這也是一本書的臉面啊，就像推了家門走進來的第一眼所見。辛笛的詩集《印象·花束》（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6月版），攤開扉頁，左右相連，深綠色襯底，書名和出版社分居右上和左下，鋪滿頁面的是凌亂又有所表達的線條，像抽象的“印象”，又似具象的花束。袁運甫為秦牧設(shè)計封面、作插圖的《巨手》，扉頁上部是一個田字格，書名和作者名占了對角的兩格，另外兩個是設(shè)計者精心繪制的線描畫，封面藝術(shù)氣息濃厚。
現(xiàn)在幾乎已經(jīng)絕跡的題圖和尾花也非常值得懷念，雖然都是比較簡單的裝飾性圖案，但是，它們的存在讓單調(diào)、呆板的文字頁面有了活氣，猶如在一堵密不透風的墻上開了一扇窗。這些零零碎碎的小圖，常常不過是閑花野草，然而，卻是裝幀者手繪，它的手工感又讓機械的印刷中留下人的蹤跡，使一本書變得親切可感。這些年，遇到這種有題圖、尾花的小書，我甚至都不關(guān)心內(nèi)容，直接拿下。袁運甫為楊朔作插畫的《生命泉》（作家出版社1964年6月版），不過100多頁的小書，卻讓人有精美絕倫之感。裝飾風格極強的書裝不說，每篇文章的題圖，作者一絲不肯馬虎，緊扣文意，又畫出了自己的特色，使全書在文字之外，又多了一套可以欣賞的系統(tǒng)。
百花文藝出版社的那套小開本散文集，作者和內(nèi)容自然引人矚目，我還很喜歡它們的題圖、尾花這些小裝飾，書卷氣之外不乏靈動，小細節(jié)中提高了全書的品位。小小開本，因為這些，翻開書仿佛讓人置身花草繁盛的原野，自有一番別樣的感受。葉圣陶的《小記十篇》1979年5月第二版書前《再版說明》中說：“初版時所刊的照片，再版時全部撤銷，改為每篇加題頭圖一幅。”我認為這是一個高明的決定，手繪題圖的藝術(shù)感遠勝照片。孫犁的《秀露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3月版）很多文末都有小小的尾花，采用的是小花小草，不復(fù)雜，有自然氣息，跟孫犁平淡、自然的文風十分契合，給人賞心悅目之感。
當年的書刊也有很明顯的短板：紙張很差，印制技術(shù)也無法與現(xiàn)在相比，特殊的工藝更是鳳毛麟角。然而，在今天各項基礎(chǔ)條件都要比過去好的情形下，我們的圖書又缺了至關(guān)重要的藝術(shù)感、手工感和書卷氣，都變成電腦制作、流水線上的標準件，未免乏味，也缺少情調(diào)。這也是我又扮九斤老太越發(fā)喜歡去翻閱那些時間越來越推遠的出版物的原因。
近日京中藏書大家姜德明先生舊藏拍賣，激起不少漣漪。追憶與姜先生一次次聊天，他興致勃勃談的都是書前書后的故事，印裝的精美，對插圖和設(shè)計的贊不絕口……這讓我多少品味出拾掇舊書刊的三昧：那不是數(shù)鈔票，得有一點情調(diào)，才不辜負這些飽經(jīng)歲月風塵的舊書刊。為了這么一點小趣味小情調(diào)，我愿不時翻起那些有各種圖畫的舊書，由此向往昔時光進發(fā)。
拾掇舊書總得有一點情調(diào)
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魯迅譯契訶夫的小說，竟然說：“這回的翻譯的主意，與其說為了文章，倒不如說是因為插畫；德譯本的出版，好像也是為了插畫的。這位插畫家瑪修丁（V．N．Massiutin），是將木刻最早給中國讀者賞鑒的人，《未名叢刊》中《十二個》的插圖，就是他的作品，離現(xiàn)在大約已有十多年了。”“老頭子”不惜自貶身價，說自己的翻譯不過是“插圖的說明”：“契訶夫的這一類的小說，我已經(jīng)紹介過三篇。這種輕松的小品，恐怕中國是早有譯本的，但我卻為了別一個目的：原本的插畫，大概當然是作品的裝飾，而我的翻譯，則不過當作插畫的說明。”（《〈壞孩子和別的奇聞〉譯者后記》，《魯迅全集》1981年版第406頁）如此買櫝還珠，魯迅可謂超級玩家。東施效顰，我流連于書肆，常常是為了插畫而買書。一些小冊子，不要說收藏家了，一般人都看不上眼，我照收不誤，且不避什么過時和應(yīng)時，回家捧著這些發(fā)黃的書頁看得津津有味。
當年舊事，豪華的插畫陣容
魯迅愛圖畫的舊事，說的人太多了，不必再說。我想說，那一代文人的審美都在線，有很多愛好也是共通的。比如巴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辦平明出版社，譯世界名著，雖然標榜為平民出書，可是，書出得不寒磣，很多名著都精選了插圖，盡管當時印刷條件大大限制了圖像的印制效果，可是精美的插圖與優(yōu)美的文字渾然一體，還是讓人愛不釋手。我就比較喜歡他印的《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譯，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9月初版），里面配有法國Pierre Laprade作插圖，看樣子像是鋼筆線描畫，細部密不透風，疏處又可以空曠跑馬，與世界名著的格調(diào)和文字很搭，常把我誘至小說人物內(nèi)心深處。平明出版社為巴金妻子蕭珊所出的譯作《別爾金小說集》，配有俄國的水彩插圖，讓人翻開便感覺到普希金筆下的大風雪。
那個時代的畫家也都放下身段放下潤筆，肯為書刊配圖。這種風氣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還很興盛，后來大家便默不作聲了。黃永玉的版畫集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他給文學作品所配的插圖。1959年，中國出版界一次壯觀的豪舉就是為郭沫若的《百花齊放》出版了木刻插圖本（人民日報出版社1959年4月版）。劉峴、李樺、力群、黃永玉、王琦、馬克……這些木刻家在今天冠以“大師”的名號，人們都不會有意見吧，他們?yōu)樵摷?01首詩都配了插圖，就像一個盛大的畫展，難怪作者在后記中寫道：“我要特別提到《人民日報》編輯部同志們的鼓舞，我還要感謝他們動員了好些同志作插圖。”并非只有郭沫若這個級別的作者才能享受這樣的待遇，當時的書刊插圖幾乎是標配，且薄薄的小冊子很多，出版社并未因為小、薄就輕慢它們，相反每個環(huán)節(jié)都很用心。《新兒女英雄傳》，當時算是流行小說吧，我手頭的這本海燕書店1950年10月第八版的封面和扉頁上“袁靜、孔厥合著”并排的是“彥涵插圖”，可見插圖是該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秦牧的一本《巨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8月版）封面和插圖都是畫家袁運甫。袁先生的畫，明快的線條中不乏現(xiàn)代感，很有裝飾性，適合做插畫。
艾蕪的《南行記續(xù)篇》（作家出版社1964年9月版），文前赫然有插圖目次，原來也是豪華陣容：野牛寨（吳冠中作）、芒景寨（蔣正鴻作）、姐哈寨（徐啟雄作）、邊疆女教師（姚有多作）、邊寨人家的歷史（袁運甫作）、霧（柳成蔭作）、群山中（柳成蔭作)。像吳冠中這樣的后來在市場上畫價奇昂的畫家，畫作被用來做插圖，在當年也是平常事。《郭小川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12月第2版）的插圖就是吳冠中。遺憾的是，這些書包括很多世界名著后來重印、改排新版后，里面的插圖都不見蹤影，當年編輯和畫家的心血付之東流。近幾年，風氣轉(zhuǎn)變，插圖本、珍藏本紛至沓來，插畫似有卷土重來之勢。我不滿足的是，這都是豪華裝、“珍藏版”，不像是給平常人讀的，甚至只打算讓人“珍藏”，不像要人日常閱讀。其實，美應(yīng)當在日常生活中煥發(fā)生命力，也只有這樣才最有生命力。我還是懷念那些普通的小冊子、平裝本，從中照樣能夠享受到豪華的、精心的裝幀陣容。在冬日的午后，沏一杯熱茶，有心無心地翻起來，那才愜意。
賞心悅目的題圖和尾花
不僅僅是插圖，環(huán)襯、題圖、尾花這些美術(shù)元素的加入，增強了一本書的美感和藝術(shù)性，這樣的小書捧在手里，文圖相得益彰，翻開讓人有一種收獲感。圖書的裝幀設(shè)計，不只有封面、版式，它還體現(xiàn)在諸多細節(jié)中，是一個整體設(shè)計。比如扉頁、環(huán)襯，現(xiàn)在很多書都是“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凈”，只有墨豬一般呆滯的書名等信息。別忘了，這也是一本書的臉面啊，就像推了家門走進來的第一眼所見。辛笛的詩集《印象·花束》（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6月版），攤開扉頁，左右相連，深綠色襯底，書名和出版社分居右上和左下，鋪滿頁面的是凌亂又有所表達的線條，像抽象的“印象”，又似具象的花束。袁運甫為秦牧設(shè)計封面、作插圖的《巨手》，扉頁上部是一個田字格，書名和作者名占了對角的兩格，另外兩個是設(shè)計者精心繪制的線描畫，封面藝術(shù)氣息濃厚。
現(xiàn)在幾乎已經(jīng)絕跡的題圖和尾花也非常值得懷念，雖然都是比較簡單的裝飾性圖案，但是，它們的存在讓單調(diào)、呆板的文字頁面有了活氣，猶如在一堵密不透風的墻上開了一扇窗。這些零零碎碎的小圖，常常不過是閑花野草，然而，卻是裝幀者手繪，它的手工感又讓機械的印刷中留下人的蹤跡，使一本書變得親切可感。這些年，遇到這種有題圖、尾花的小書，我甚至都不關(guān)心內(nèi)容，直接拿下。袁運甫為楊朔作插畫的《生命泉》（作家出版社1964年6月版），不過100多頁的小書，卻讓人有精美絕倫之感。裝飾風格極強的書裝不說，每篇文章的題圖，作者一絲不肯馬虎，緊扣文意，又畫出了自己的特色，使全書在文字之外，又多了一套可以欣賞的系統(tǒng)。
百花文藝出版社的那套小開本散文集，作者和內(nèi)容自然引人矚目，我還很喜歡它們的題圖、尾花這些小裝飾，書卷氣之外不乏靈動，小細節(jié)中提高了全書的品位。小小開本，因為這些，翻開書仿佛讓人置身花草繁盛的原野，自有一番別樣的感受。葉圣陶的《小記十篇》1979年5月第二版書前《再版說明》中說：“初版時所刊的照片，再版時全部撤銷，改為每篇加題頭圖一幅。”我認為這是一個高明的決定，手繪題圖的藝術(shù)感遠勝照片。孫犁的《秀露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3月版）很多文末都有小小的尾花，采用的是小花小草，不復(fù)雜，有自然氣息，跟孫犁平淡、自然的文風十分契合，給人賞心悅目之感。
當年的書刊也有很明顯的短板：紙張很差，印制技術(shù)也無法與現(xiàn)在相比，特殊的工藝更是鳳毛麟角。然而，在今天各項基礎(chǔ)條件都要比過去好的情形下，我們的圖書又缺了至關(guān)重要的藝術(shù)感、手工感和書卷氣，都變成電腦制作、流水線上的標準件，未免乏味，也缺少情調(diào)。這也是我又扮九斤老太越發(fā)喜歡去翻閱那些時間越來越推遠的出版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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