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陸銘建言：數字經濟領域要穩慎出臺收縮性政策
澎湃新聞記者 彭艷秋
“各級政府應以自身比較優勢和產業基礎為支撐制定數字經濟產業規劃。此外，出臺政策要穩慎，避免因輿情的壓力出臺產業的收縮性政策。”
近日，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在接受澎湃新聞等媒體采訪時說道。
今年全國兩會，陸銘帶來《關于進一步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建議》。他表示，數字經濟發展仍面臨挑戰，需要探索降低制度成本、激發市場活力，進一步促進激發創新活力，切實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數字經濟產業政策制定必須緊密結合當地實際情況
“一些地區的數字經濟產業規劃重點不夠突出，如某中等城市將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高端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5G通訊與新一代物聯網、集成電路、產業互聯網等都作為重點發展領域。”
陸銘指出，這種大而全的發展規劃反映出，很多地方的數字經濟規劃可能并沒有從自身比較優勢出發，缺乏構建數字經濟生態意識。
而有些縣城的數字經濟支持政策對于數字經濟企業和項目落地等均有財政補貼，缺乏對于區域的數字經濟發展規劃，還容易使得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進行過度競爭導致資源浪費。
陸銘建議，地方政府在制定數字經濟產業政策時，必須緊密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充分考慮地方特色、資源稟賦、市場需求以及產業基礎等多方面因素。通過深入調研和分析，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產業政策，明確發展目標和方向，以構建產業生態為抓手，推動數字經濟規劃與實體經濟現狀深度融合。同時，在中央和省級層面應該對相關政策的執行情況進行評估和監督，增強地區間的政策協調性，避免項目盲目上馬、資源浪費以及低水平重復建設等問題。
“要區分前沿性的數字經濟創新和具有普惠性的數字化轉型，前沿性的更多由市場推動，客觀上集中在少數城市和少數企業，普惠性的則由政府和企業共同推動，政府更多提供基礎設施，并為城市和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提供支持，企業自主選擇數字化轉型模式與路徑。”陸銘指出，數字經濟有一些是創新性的，有一些是普惠性的，越是頭部的城市越有條件去做創新性的數字經濟，非頭部城市就要更加注重普惠式的產業數字化轉型，形成差異化更新的格局。
他表示，創新活動的集聚程度比經濟和人口的集中程度還要高。絕大多數的三四線城市、中小城市，發展創新性的、引領性的企業，基本上不太符合當地的比較優勢。“需要地方政府好好思考，一味的盲目而上肯定不是一個最佳的選擇。“陸銘說。
穩慎出臺收縮性政策
領軍數字平臺企業在數字經濟上下游中扮演關鍵樞紐角色，為行業提供創新能力、平臺、資金、應用經驗和人才資源等，但這部分頭部企業，近年來出現創新業務減少、對外投資減少、市值減少、大規模裁員等情況。
為進一步激發數字經濟市場活力，陸銘建議，放寬多個重點領域的市場準入，明確重點敏感行業和非敏感行業的區分管理，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以負面清單管理和法治化為基礎促進民營企業大膽投資。在制度層面，破除對于民營科技企業的隱形歧視，避免損害民營科技企業的活力與競爭力，推動帶動該領域的創新技術積累、帶動就業等。
陸銘認為，要加大輿論宣傳力度，塑造民營科技企業相關典型案例，積極協助民營企業和平臺企業回應社會輿論關切，為民營企業營造良好輿論環境。
“需要重視關于民營科技企業相關的社會輿情，避免因為非理性的負面輿情形成緊縮性政策。與其通過不發展來回避問題，不如在發展中去解決問題。政策的出臺需要更多考慮有針對性地解決具體的問題。盡量避免進行全行業、全產品、全鏈路一刀切式的管制。”
陸銘建議，對于新興的事物需要更加的包容和多元化。同時，在相關政策實施過程當中，提高效率和反應速度。
“新的商業模式，的確有可能帶來很多傳統的商業模式沒有的業態和行為，還是要加強研究。在達成共識之前，對新產生出來的功效，要審慎、包容。一旦不謹慎，形成負面的約束性機制，很可能對相關業態的成長產生不利的影響。”
陸銘建議，正向的鼓勵政策，比如重點行業做數字化的轉型，可以設立專項資金進行扶持。負向政策，要稍微放松一點，尤其在經濟下行、中美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下，負面約束性政策要穩慎推出，避免對于產業發展形成不可逆的傷害。
充分相信市場，充分相信企業
對于在數字經濟領域可提升的空間，陸銘指出，中國在人才儲備特別是最前沿的工程師的儲備、社會和政策的開放性包容度、融資方面，都還有一定的空間。
“比如，美國擁有來自全球的人才，形成了人才高地。美國的資本市場也形成了開放式的經營模式，對新興行業的估值容易反映其未來的增長趨勢，資金也可以大量地投入。”
另外，大語言模型方面，英語的確有非常強大的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優勢，數據來源是全球性。大量前沿的科學性內容，實際上是以英語的語言形式存在的。數據越豐富，精準性越高，用來訓練模型所產生的效果越好。
“我國資本市場相對來說開放性包容性還是不夠，再疊加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經濟形勢并不是非常好，有實力的資金，現在對于投資中國也有猶豫。”
對此，陸銘建議，如果不是一個很特殊的行業或戰略性領域，政府要把它交給市場去做。陸銘表示，新興領域，如果還采取傳統模式的標準化、流程化，給企業或個人打一個標簽，很有可能最后適得其反，導致該鼓勵的市場緊缺人才，進入盲區，政府優惠政策鼓勵的，市場卻并不緊缺。
“還是要充分相信市場，充分相信企業。”陸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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