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王俊 北京報道
數字技術深深嵌入到人類生產生活各個環節，新技術不斷迭代，隨之帶來治理方面的挑戰。如何平衡數字經濟發展與民生權益保障，考驗著司法智慧。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南財-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賀小榮，他指出，算法司法規制應當堅持算法公平公正、公開透明、向上向善原則，要通過典型案例、個案裁判加強示范引領。
并且，最高人民法院還將通過司法解釋等形式，重點解決超齡勞動者權益保護、轉包、分包、掛靠、混同用工等情形下的勞動關系認定；加強就業歧視調研，推進相關司法指導性文件制定，著力解決就業歧視維權難問題。
對于目前備受關注的網暴問題，賀小榮指出，充分發揮人格權禁令制度功能，保護網絡暴力受害人合法權益；綜合考慮侵權人過錯、情節嚴重程度等因素判斷是否支持精神損害賠償。
（受訪者供圖）
妥善平衡數字經濟發展和民生權益保護
21世紀：我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與之相關的民事案件逐年增多，既要依法保護數字民生權益，又要維護數字經濟健康有序發展，是民生司法保護重大課題。最高人民法院將如何統一有關裁判規則？
賀小榮：報告顯示，目前我國數字經濟規模超過50萬億元，占GDP比重提升至41.5%，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愈發緊密。在這一背景下，數據權益保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護、網絡消費者權益維護、算法技術規制等民生司法問題受到高度關注。
最高人民法院將持續堅持依法平衡保護，既依法保護數字民生權益，又注重促進數字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一是進一步明確涉數據權益民事案件的法律適用。在現有法律體系下區分不同情形的法律適用：涉自然人數據權益保護的，可以適用民法典關于個人信息保護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相關規定。涉及相關主體對數據編排整理，符合作品構成要件的，可以依照著作權法予以保護。涉及相關主體控制、持有數據符合商業秘密構成要件的，可以依照反不正當競爭法等規則予以保護。涉及不當抓取、使用其他主體控制、持有的數據，妨礙競爭秩序的，依照反不正當競爭法相關規則處理。涉及相關主體之間對數據進行市場交易或者存在數據侵權情形的，依照民法典合同編或者侵權責任編相關規則予以保護和處理。
二是完善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的重點規則。首先，對照勞動管理相關要素，綜合考量人格、經濟、組織從屬性，依法認定勞動關系；平臺企業或者平臺用工合作企業通過要求勞動者登記為個體工商戶等方式規避用工責任的，應當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依法認定用工法律關系。其次，根據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用工法律關系類型，適用相應責任承擔規則。勞動者因執行工作任務造成他人損害的，根據《民法典》第1191條等規定確定責任；勞動者執行用工合作企業指派的工作任務致人損害的，可以根據平臺企業過錯、控制、獲益程度等依法確定責任。推動完善新業態勞動者職業傷害保障制度，依法完善勞動者受到損害時平臺企業、用工合作企業的責任承擔機制。
三是健全網絡消費者權益保護重要規則。關于在線預訂，提供在線預定服務方應當履行協助退訂等合同附隨義務，否則應承擔違約責任，防止消費者權益被不當減損，促進在線預訂平臺經營模式健康發展。對于未成年人直播打賞效力以及款項返還存在爭議的，應當綜合考慮未成年人年齡、智力水平以及打賞金額等因素，能夠認定打賞行為超出與其年齡、智力相適宜的程度，應當返還打賞款項，依法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的網絡空間和法治環境。
四是加強網絡侵權民事司法應對。完善“通知—刪除”規則，行為人惡意發出錯誤通知，造成經營者損失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充分發揮人格權禁令制度功能，保護網絡暴力受害人合法權益；綜合考慮侵權人過錯、情節嚴重程度等因素判斷是否支持精神損害賠償。妥善審理涉及AI生成技術、個人信息保護等新類型網絡侵權糾紛案件，發揮裁判示范引領作用，切實保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明確民事主體行為邊界。
五是明確算法司法規制的基本規則。算法司法規制應當堅持算法公平公正、公開透明、向上向善原則。探索完善算法規則司法審查標準，包括平臺自治程序正當性審查；平臺決策的公平、公正性審查；要求對算法邏輯構造作出合理解釋；促推完善算法政策、技術監管、倫理準則等；逐步統一典型應用場景的司法規制規則。
加強勞動者合法權益保障
21世紀：去年以來，人民法院如何為保護勞動者權益、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提供司法保障？
賀小榮：就業是民生之本。最高人民法院積極為促進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
一是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進一步落實《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關于為穩定就業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會同人社部聯合發布新業態勞動爭議典型案例，對重點行業、重點用工模式勞動關系等認定標準予以明確。積極支持配合人社部發布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合同和書面協議示范文本，制定維護權益有關指引和指南意見，促進行業規范，促推訴源治理；積極支持配合人社部推廣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健全勞動者受到傷害的救濟機制。會同人社部暢通裁審銜接程序，印發一站式調解通知，推動發揮法官、律師、調解員等作用，實現一站式多元解紛。
二是制定司法解釋加強審判指導。最高人民法院起草勞動爭議司法解釋（二）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重點解決超齡勞動者權益保護、轉包、分包、掛靠、混同用工等情形下的勞動關系認定、未訂立勞動合同二倍工資、工作崗位調整、競業限制、不繳納社會保險費法律責任、特殊待遇等審判實踐疑難問題，并將根據社會各界意見進一步修改完善。持續做好反就業歧視調研，推進相關司法指導性文件制定，著力解決就業歧視維權難問題。
三是用好司法建議助推訴源治理。隨著老齡化社會加速到來，超齡勞動者權益保護領域還存在制度空白和規則沖突，為幫助解除超齡勞動者“老有所為”的后顧之憂，就加強超齡勞動者合法權益保障問題提出司法建議，協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推進勞動領域矛盾糾紛訴源治理工作。
四是鞏固拓展“根治欠薪”成果。與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發布涉欠薪糾紛典型案例，通過案例明晰欠薪糾紛多元化解決途徑，促進保障制度落實落細，從源頭遏制欠薪問題發生，健全根治欠薪長效機制，有效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和社會和諧穩定。
21世紀：在平臺用工領域，法院如何推動完善算法政策和法律規制等？
賀小榮：根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數據，目前全國職工總數4.02億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8400萬人。新業態勞動者已經成為一個新興群體，而算法成為新業態勞動管理的關鍵技術。當前，“最嚴算法”“算法控制”等問題和現象，已經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熱議話題，引發全社會廣泛關注。
去年以來，人民法院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推動完善有關政策，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促進平臺經濟有序發展，取得良好成效。
下一步，將堅持依法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與促進平臺經濟健康有序發展互促共進：
一是進一步明確算法控制下的新就業形態勞動關系認定標準。勞動關系的核心特征為“勞動管理”，應當結合以算法進行勞動控制和管理的特性，綜合考量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組織從屬性的有無及強弱，既要據實、綜合認定勞動關系，又要促進平臺經濟健康發展。例如，平臺企業的工作規則、勞動紀律、獎懲辦法等是否適用于勞動者，平臺企業是否通過制定規則、設定算法等對勞動過程進行管理控制；勞動者是否須按照平臺指令完成工作任務，能否自主決定工作時間、工作量等；平臺企業是否掌握勞動者從業所必需的數據信息等重要生產資料，是否允許勞動者商定服務價格；勞動者通過平臺獲得的報酬是否構成其重要收入來源等；勞動者是否被納入平臺企業組織體系當中，成為企業生產經營組織的有機部分，并以平臺名義對外提供服務等。
二是健全算法管理下的勞動者權益保障機制。一般情況下，符合勞動關系認定標準的，平臺企業或者用工合作企業應當履行用人單位責任，勞動者享有勞動者權益保障。如果平臺企業通過算法等技術手段對勞動者招錄辭退、訂單分配、計件單價、抽成比例、報酬構成及支付、工作時間、獎懲考核等進行管理，但是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可以推動將相關勞動者納入最低工資、休息、勞動安全等基本保障范圍。
三是推動完善算法綜合治理機制。平臺企業提供與勞動管理相關的算法規則，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違背公序良俗，不存在明顯不合理情形，以顯著方式告知勞動者并以適當方式公示其基本原理、目的意圖和主要運行機制等的，可以作為確定雙方權利義務的依據。要優化監管框架，實行全流程、全鏈條監管和分級分類管理。一要事前規制，平臺企業公開算法推薦服務相關規則，具有輿論屬性或者社會動員能力的平臺應當在提供算法推薦服務之日起十個工作日內交有關主管部門備案；二要事中監管，算法運行過程中依法開展安全評估、監督檢查、調整，由主管部門、工會等對算法進行評估和審計，主管部門對發現的問題及時提出整改意見并要求限期整改；三要事后問責，對違反法律規定的追究相關主體法律責任，同時可以由工會等組織向平臺企業或者市場監管部門發出建議，也可嘗試探索建立由工會代表勞動者提出訴訟的制度。
糾正民間資金“脫實向虛”不良傾向，引導更多社會資本流入實體經濟
21世紀：“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是一個世界性難題，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民間融資作為正規金融之外的融資渠道，請問有哪些特點？
賀小榮：作為多層次信貸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民間融資憑借其形式靈活、手續簡便、融資快捷等特點為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帶來了諸多便利，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滿足了社會多元化融資需求。
民間融資最主要表現形式是民間借貸。伴隨著民間金融的迅速發展，因高利率、不規范民間借貸行為引發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也大量涌入人民法院，近些年以每年200萬件左右數量穩居人民法院受理的各類案件之首。
為切實緩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最高人民法院調研發現，與扶危幫困的傳統定位相比，當前民間融資已經突破血緣、地緣關系，呈現以下典型特點：一是借貸金額龐大。近5年來，人民法院審理的民間借貸糾紛涉案金額大。而這還僅是因發生糾紛訴至法院的部分情況，可謂“冰山一角”，實際民間借貸數額遠高于此。二是參與主體多元。除傳統個人之間借貸外，民間借貸由傳統民事借貸演變為商事借貸，各類市場主體競相參與，其中不乏職業放貸人、融資中介掮客等。三是涉及范圍較廣。往往與婚姻家庭、其他合同糾紛相互交織，部分還與虛假訴訟、暴力討債等違法犯罪相關。四是運行規制有待完善。目前規范民間融資的法律或者制度機制不健全，利率標準、資金來源、資金去向、是否符合國家金融政策等問題凸顯，人民法院對民間借貸利率設置司法保護上限的標準也要從更好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更好服務和支撐中國式現代化而不斷調整完善。
21世紀：未來人民法院會在哪些方面繼續發力來規范民間融資？
賀小榮：人民法院將與相關監管部門協同發力，共同加強對民間融資活動的引導和監管，緊緊圍繞服務保障經濟高質量發展履職盡責。
一是在司法審判工作中為民間借貸回歸本源提供價值引領，糾正民間資金“脫實向虛”的不良傾向，引導更多社會資本流入實體經濟領域，助力提升實體企業科技研發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二是加大對民間借貸案件條線指導力度，準確厘清合法借款和非法放貸之間的界限，引領民間借貸回歸其作為民事主體生產生活臨時應急拆借功能的定位，推動綜合融資成本明顯下降，堅決否定高利放貸。
三是從破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角度做好審執工作。堅決落實黨中央保市場主體決策部署，助力在民間借貸中陷入高利借貸僵局的中小企業擺脫困境，恢復元氣，輕裝再出發。對于約定明顯高于當下企業利潤水平但確又在司法保護上限內的民間借貸案件，在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前提下，依法加大調解、和解力度，引導借貸雙方調整借貸回報預期。
四是堅決打擊職業放貸和轉貸等違法行為，加大對涉民間借貸虛假訴訟的整治力度，嚴懲涉民間借貸違法犯罪活動，建立健全涉刑民事案件移送銜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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