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盧陶然、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李德尚玉 北京報道
2024年我國開啟了ESG強制披露的時代。在中國證監會的指導下，滬深北三大交易所發布《上市公司持續監管指引——可持續發展報告》（以下簡稱《指引》），所有A股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披露都將以《指引》為準，部分公司則按《指引》規定被強制要求披露2025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梳理，截至2025年1月7日，《指引》圈定的強制披露名單涉及約468家公司，市值占比 51%。這些公司中有427家披露了2023年度ESG報告，31家未披露，披露率為91.24%。
上海財經大學特聘教授、清華大學管理實踐訪問教授，中國證監會原首席會計師及原國際部主任、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原理事張為國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表示，如果這些政策都能夠落實到位，那么預計從2025年初開始的2024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披露季起，未來幾年，我國可持續信息披露的成效將高于預期，報告披露信息的量和質，包括可比性，都會比往年有較大的提高。
張為國認為，ESG指標對于投資者決策的影響力還有待時間檢驗，而企業披露可持續發展信息的最關鍵驅動力不在于合規，而應該是避免風險、抓住機遇。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原理事張為國，受訪者供圖
可持續信披成效將高于預期
《21世紀》：2024年三大交易所出臺的ESG政策，如《指引》《指南》，對我國可持續信息披露有著怎樣的意義？
張為國：在中國證監會的指導下，滬深北三大交易所發布了《指引》，在《指引》基礎之上又推出了一系列腳踏實地的工作，包括11月發布了編制報告的《指南》，中上協也發布了《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工作指南》。此外，讓我感到欣喜的是，上交所還頒布了《推動提高滬市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質量三年行動方案》。這些都是扎扎實實的有助于可持續信息披露發展的政策。
ESG實踐以及ESG的披露是一個價值鏈，需要由數據集成商、評級機構和其他的機構聯動起來，最后呈現出的信息才能被投資者決策使用。
如果這些政策都能夠落實到位，那么從今年初開始的2024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起的未來幾年，大量上市公司的披露框架就會與三個交易所發布的《指引》《指南》靠近。我國的大型國企和金融機構，以及頭部的民營企業許多都在香港上市，在披露細節方面可能會參照ISSB等準則。
我認為，我國可持續信息披露的成效將高于預期，所披露信息的數量和品質，包括信息的可靠性、可比性、可理解性等都會比往年有較大的提高。
《21世紀》：《指引》圈定的強制披露范圍在不斷地變動，例如上證180成分每半年調整一次，如何判定企業是否被ESG強制披露？
張為國：《指引》要求報告期內被持續納入上證180、科創50、深證100和創業板指數樣本公司以及境內外同時上市的公司，應在2026年4月30日前發布2025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這一名單中涉及的公司是會變動的，這種變化是正常的。例如從2024年2月初文件發布后，又有幾家A股上市公司成功在香港上市，便會加入名單中，它們自然被納入強制披露范圍；反之，如果在香港退市，便不在名單范圍，公司也不會用負面的心態處理可持續發展信息的披露。類似地，被調出某一指數的公司我估計多數仍會按《指引》要求披露，因為它們早就有了披露的思想準備，也已采取切實的措施做好披露的工作，證監會或交易所也會與出現此類變動的公司進行溝通。
此外，《指引》圈定的強制披露范圍，實際上一定程度考慮了境外上市的因素。我國香港市場主要由中資上市公司構成，香港聯交所已提出強制披露ESG報告的要求，且在一般披露要求和氣候相關信息披露方面與ISSB準則趨同。根據過往的經驗，這些公司在國內市場也會披露相同或相似的信息，避免差異。
根據重要性決定披露重點
《21世紀》：目前A股5384家企業中2227家披露了ESG報告，3157家未披露，信披率41.37%。你如何看待當前A股市場41.37%的ESG報告披露率？與國際市場的披露率相比如何？
張為國：在將披露率進行國際比較時，要格外小心。
第一，我們不能簡單地與中國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小的經濟體去做比較。這些經濟體本來很小，經濟結構也簡單，特別是中國香港由完全的自愿披露到不披露就解釋，再到現在完全與ISSB國際準則接軌，已經走過了十幾年的道路。
第二，與經濟比較復雜的國家相比，中國現在的披露率已很高了，披露的內容總體也很全面了。當然，在復雜經濟體中，也有少數大公司披露信息的量更多和質更高的。這點國內外都一樣。
第三，我們還必須考慮一個因素是，所謂的披露率是指單獨披露可持續發展報告 、ESG 報告或者社會責任報告的披露率，但很多小公司根據證監會的年度報告等定期報告要求，已經披露了很多我們稱為ESG信息的內容，比如環境、公司治理、社會責任信息等。
千萬不要簡單地認為ESG或者可持續發展披露僅僅是中國證監會、國資委、人民銀行、金融監管總局等“主體”監管部門的事情，ESG披露也有“主題”監管的一面。從后者角度去觀察，國家發改委、生態環境部、工信部、自然資源部、交通部、市場監管總局、能源局等都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頒發了大量文件。
《21世紀》：企業在編制ESG報告的過程中，如何能讓結果更可靠？
張為國：企業應努力把可持續的信息需求植入到計算機管理系統里，也就是業產融合的系統里。
現在有一個不理想的狀態——很多企業，包括一些大型企業往往在編制ESG報告時湊數字，即由內部ESG 部門向各個職能部門或下屬公司討數字，或從外部請中介機構協助找一些參數，這是不行的。
可持續發展信息要想真正地在企業、地區、行業、國家決策控制中發揮作用，這些信息必須植入到信息管理系統里，需要增加的信息源不多，更多的是在原來的信息源基礎之上打一個標簽即可。
從ESG服務的角度，我們國家現在有很多提供管理信息系統的公司都是已經基于這樣的理念來做產品的。據我所知，同樣的信息源可以有不同的輸出可能，滿足十幾份報告需求，那么我們可以把ESG報告作為一個新的需求。
舉個例子，一家鋼企需要知道年度用電的碳排放量（范圍2），不可能到年底再去要數字，因為一年里天天在用電。國家提供了參數的情況下，企業每天都可以知道單產、日用電量、累積用電量及相關的碳排放量，從而把用電及相關的碳排放量放在可控制的范圍內。
《21世紀》：2024年12月27日，證監會發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增加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信息披露暫緩與豁免相關條款，如何理解這項條款的意義？
張為國：各種各樣的緩釋條款在各個國家的準則和法律法規中是很常見的。
ESG報告的一項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基于兩個維度的重要性判斷——一是對企業自身的影響是重要的，二是對社會的影響是重要的。因此企業一番判斷下來，如果一些議題對它而言是不重要的，那么不在ESG報告中披露或或僅在年報中簡單披露是可接受的。反過來，假定企業根據重要性的判斷，歸納出來有八個領域是重要的，那么這八個領域就要著重披露。例如對礦業企業而言，礦難、職工安全、健康保護是重中之重，但是信息安全、隱私保護可能就不是它們的重要議題。
現在上市公司的ESG報告大多都是如此操作的，有重要性判斷的坐標圖，最后歸納出最高等級、中等和低等的重要性。那么每個企業的ESG報告很可能長得都不一樣，因為每個企業所面臨的重要性議題不一樣。對重要性的判斷可能導致有些企業不完全按照證監會或交易所設定的主題、具體條款去披露，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我需要說明的是，ESG信息與財務信息不同，ESG信息很多都基于企業對未來的估計和判斷——盡管財務信息也有根據未來估計和判斷的情形，比如各種資產的減值等，但主要還是根據已發生的交易事項。規模相對較大、條件相對較好的企業，在做各種對未來的判斷和估計時能夠付出這項成本，但對于規模比較小的企業，如果讓他們也必須全面準則地做出短中長期財務影響的估計和判斷，就有成本效益的問題。如果成本過大，就有是否值得披露的問題。即使化解了成本，得到的數據也可能很不可靠，如離散度大，隨意性或可操控性大等。這樣的信息不僅決策有用性低，甚至可能有誤導性。
國際上也如此，例如美國證監會2024年發布的《加強和標準化氣候相關信息披露的最終規則》便沒有要求企業都披露范圍3溫室氣體排放，也沒有對規模小的上市公司提出范圍2溫室氣體排放的強制披露要求。即使要求披露的，也要根據重要性的判斷是否一定要披露。
避免風險、抓取機遇應是信披驅動力
《21世紀》：西方國家反ESG的觀點似乎在升溫，如何評價2024年全球ESG發展？
張為國：從全球ESG發展來講，2023年中ISSB頒布了兩項準則、ESRS頒布12個準則（ISSB的準則不具有強制性，而歐盟的準則有著強制性的法律規定），全球已經出臺了相對高質量的規范，這是正面的事件。
但不得不說，全球地緣政治形勢確實是近年來最復雜且嚴峻的，帶來的間接后果就是貿易保護主義。我認為大國在經濟上保持一定的獨立自主性是應該的，中國就一直在對外開放的同時堅持獨立自主。但是目前的貿易保護主義在地緣政治下已經泛化了。
地緣政治疊加貿易保護主義，從 ESG角度產生的負面影響是，本來各國可以利用全球化下的分工，以最高效率、全球合作的模式來取得最低價格的產品。如果全球各國都謀求在各方面獨立自主，先不談其他，只從碳排放的角度來看，必然導致碳排放增加而不是減少。
舉個例子，現在很多國家都已經沒有自己的鋰電行業、鋁業、鋼鐵業，重建是很困難的，即使真的重建了，增加的碳排放量將是難以估量的。
以芯片、算力產業為例，兩者很大一個方面就是用電，如果每個國家要建自己的芯片和算力產業，電從何處來？新建水電廠是來不及的，那么就必須用化石能源，進而造成碳排放增加。
再以中國的新能源車為例，全球各國都用中國的新能源車，價格便宜，各國也不用自己建鋰電池產業。但如果每個國家都想自己造新能源車，包括建立關鍵部件的產業鏈，那是不可能的。真實的例子就在兩個月前，由西門子、巴斯夫、大眾、高盛、歐洲投資銀行、瑞典養老基金等投資的瑞典電動汽車電池制造商Northvolt已經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
《21世紀》：企業做ESG報告的核心驅動力是什么？
張為國：很多人強調ESG是合規的事情，我是不完全贊成的。ESG關乎企業的長治久安，通俗地說，企業要減少或避免風險、抓住可能的機遇。因此，我更贊成用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而不是用ESG的概念。
ESG概念的好處是能將各種各樣的主題簡單歸為環境、社會責任或公司治理三大類。但在有些情況下，很多重要的議題是很難歸類的。比如企業研發創新到底放在E、S還是G？對新能源企業，他們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為了環境，所以他們的研發創新放在E里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企業就不見得如此，例如信息產業、銀行業的隱私保護與網絡安全一般放在G里，但放在S里似乎也無不可。
因此，企業做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最關鍵的驅動力不在于合規，而應該是在避免風險和抓住機遇，看看自己在實現企業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方面做得怎么樣。
至于向社會講好故事，當然也是應該做的。假如企業可持續發展已經做得很好了，難道要不講出來嗎？但如果僅僅為了迎合潮流，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我是反對的，關鍵要采取切實行動。
《21世紀》：現在ESG指標對于投資者決策的影響有多大？企業的ESG表現能不能像財務表現一樣，橫向縱向進行比較？
張為國：總體而言，ESG指標對投資的影響仍比較有限。
首先，現在市面上有各種各樣的ESG指數基金產品，這些產品的名稱和它的內涵是否一致存在著問題。例如保護女性、純綠、社會議題等主題的基金，權重設計到底合不合理？
ESG指標對于投資者決策的影響仍需要時間累積。財務指標經過了上百年的努力，且財務指標與ESG指標一個非常大的區別是——財務指標都是統一的貨幣計量單位，可以進行加減乘除，而ESG指標的計量單位是不統一的，這對形成對企業ESG及其披露表現的綜合評價，并據此設計金融產品造成相當大的難度。相關努力都有待時間的考驗。
《21世紀》：未來企業ESG實踐如何推進？
張為國：像我前面提到的，企業應該把ESG和企業的經營、管理、決策控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同時還有一點，全球競爭主要還是科技競爭，我們要通過技術突破、彎道超車來避免風險、抓住甚至創造機遇，我認為這是今后幾十年中國企業應該做的?，F在不少著名的成功者就是這樣走來的，比如新能源車、光伏企業等。
因此，市場也要對科技可能的失敗有一定的容忍度。各種各樣的科創企業，無論大型、小型，他們可能會不成功，可能會在一定階段內由于研發投入造成持續虧損。市場要接受這樣的常態，因為真正在科技競爭中勝出的企業總要經歷虧損、不成功的階段，不可能人人勝出，世界沒有那么便宜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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