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繳翼飛 實習生劉夢生 巴庫報道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簡稱“《公約》”)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COP29）在11月24日凌晨閉幕。大會就落實《公約》《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通過20余項決定，儲能容量、清潔氫市場等能源轉型問題也備受關注。
如何看待近年來氣候變化會議上對能源轉型提出的諸多目標？全球能源格局重塑對中國有哪些機遇和挑戰？如何理解能源革命？帶著一系列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COP29期間專訪了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副院長楊雷。
楊雷指出，中國在新能源領域取得了顯著進展，但仍面臨技術、政策和市場化機制的多重挑戰。而且能源轉型并非線性過程，需要跳脫傳統思維模式，以技術突破和市場驅動為核心，實現跨越式發展。
楊雷對氫能的未來充滿信心，認為其在儲能和工業領域具有巨大的應用潛力。面對全球能源轉型的復雜形勢，楊雷呼吁通過國際合作、政策支持和市場創新，推進清潔能源的規模化應用，為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更強動力。
圖：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副院長楊雷 （繳翼飛/攝）
能源轉型并非線性演進
《21世紀》：COP29提出到2030年全球儲能能力需提升六倍，達到1500吉瓦。你如何評價這一目標的可行性？在當前的技術與政策環境下，哪些挑戰最為突出？
楊雷：儲能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在于，一方面系統建設成本較高，另一方面如何用好的問題。隨著波動性風能和光能的快速增長，儲能的需求也十分巨大，如果能夠優化設計，它的潛力將會發揮得更好。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全球面臨的共同課題。優化儲能發展路徑需要從更廣泛的視角切入，也要包括需求側響應，典型的如虛擬電廠等。事實上，很多國家早在十年前甚至更早就開始了相關探索，而中國目前才剛起步，但我們也可以有后發優勢，比如在分布式能源方面，我們提出了分布式和集中式能源并重，這一點對于優化能源系統十分重要。
當前，新能源轉型的主要阻力在于現有能源系統的基礎結構。這個系統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幾乎完全圍繞化石能源構建。像過去從馬車到汽車，再到新能源交通工具的進化歷程可以看出，能源有基礎設施依賴的特征，有很大慣性。所以能源轉型也并非一條直線發展路徑，有人認為能源轉型不適合現有的能源基礎設施，比如光伏消納就越來越困難，但實際上，挑戰更多源于觀念和習慣的改變。
當前的關鍵在于回歸市場驅動力。雖然政策層面已有不少措施出臺，但由于市場化程度不夠，許多政策未能充分釋放效果。如何讓市場推動發展，如何讓商業模式與體制機制協同變化，這是必須深度思考的問題。
總的來說，這次COP29上反復強調了“implement”和“action” （執行與行動）的重要性。不能僅僅設定目標，還需要實際的行動和落實。這也需要更多的交流與合作，才能推動真正的轉型與變革。
《21世紀》：之前COP28提出的可再生能源裝機三倍提升目標和《巴黎協定》提出的1.5度的溫控目標，現在包括國際能源署在內的很多分析認為實現目標存在困難，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楊雷：這個問題涉及到大量的數據和模型，國際能源署（IEA）的分析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參考，也起到了提醒作用。但我還是要強調，能源轉型的過程并不是線性的。比如，中國提前6年完成了“風電裝機容量達到12億千瓦”的目標，當時的預測其實是基于一種線性思維，按照當年的風電光伏裝機量，如果每年增長20%，那么到2030年差不多可以達到當初承諾的目標，但成本的降低使得風電光伏獲得了爆發式增長。
現在我們處在一個新的變革時代，很多技術突破和產業模式的變化都是快速發展的，我們不能再用線性思維來框定發展。現在社會的不確定性很多，比如技術能否突破、成本是否能夠達到某個臨界點，這些都很難預測。即使是經濟學家也很難做出準確的判斷。如果技術成熟、成本下降到某個門檻，就很可能實現爆發式增長，但可能新的約束因素也會隨之出現。像2023年中國光伏新增裝機規模比2022年翻了一番還多（148.1%），新的挑戰也隨之而來，很多地方開始設置紅區。
回顧歷史，很多技術初期都被質疑過。比如汽車剛問世時，道路與加油站的配套設施不完善，電動汽車也曾因充電難、質量差而不被看好，但這些問題都在發展中被逐步解決。我們應對能源轉型保持信心，因為當前我們已經取得了重要進展。
《21世紀》：現在距離諸多目標規劃還有一定的時間窗口，我們應該怎么樣去努力？
楊雷：現在要致力于突破各種障礙。從中國來看，需要建立一個完善的能源市場，推動市場驅動整個復雜的能源體系，包括什么時候儲能、什么時候放電等，這些都需要在政策和市場中找到合適的機制。過去的模式是“切蛋糕”，收益分配是大家關注的核心。而現在，我們必須改變這個模式，轉向“做蛋糕”，如果沒有創新的商業模式，新能源的大規模發展是無法持續的。
放眼國際，實際上很多問題還需要大家坐下來共同商討。很多國家在某些問題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這次COP29會議上，很多國家回避了COP28在化石能源方面的共識。還有關于歐盟對華電動汽車關稅的問題，其實并不是所有歐盟成員國都贊成這一政策，很多國家和汽車企業投了反對票。
當然，中國在很多方面也還有進一步優化的空間。我們還需要不斷改進，比如提升透明度、解決產業鏈的溫室氣體排放問題，還有規范對于一些新興產業的稅收規則，雖然國際社會可能還不完全認可，但我們可以通過積極對話和談判來解決。
通過機制改革提升非化石能源消費
《21世紀》：中國去年的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容量占比達到53.9%，歷史性超過化石能源發電裝機容量。不過，非化石能源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僅為17.9%，你如何看待供給和消費兩端的較大差距？
楊雷：如果看去年的統計數據，只有51%的增量來自新能源，并沒有完全達到預期，整個轉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能效提升也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不僅是能源替代，更要考慮如何提升整體效率。能源替代，特別是可再生能源替代，是政府積極推動的方向。
另外，技術創新固然重要，但它不能解決全部問題，風光的消納還是需要體制機制的變革和商業模式創新。比如，耗能產業向中西部轉移，東部地區的工業園區發展分布式能源、建設微電網，推進“東數西算”等新模式。目前雖然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仍然缺乏成熟的、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從國際社會的角度來看，推動能源轉型不僅要自上而下，也要自下而上。我們需要通過實踐進行嘗試，建立新的商業模式。在化石能源時代，規模效益顯著，越大越有效率，且化石能源的分布是相對集中的，傳統上需要大電廠、大油田和大通道。而新能源則天然是分散的，風能和太陽能可以在任何地方獲得，但它們的能量密度較低，因此因地制宜、就地使用最為經濟。歷史來看，過去的集中式發展是有效的，因為它能解決供給不足的問題，也推動了社會的高速發展。然而，現在形勢發生了變化，傳統的方式已經不再適應新時代的需求，這一點大家已經逐步在形成共識，這也是我們為什么提出新型電力系統，新型能源體系。
《21世紀》：今年COP29達成的《氫能宣言》中也重點提到：“擴大可再生、清潔和低碳氫能生產，同時對現有的未減排化石燃料產生的氫進行脫碳。”你對這一提議有何看法？
楊雷：氫能肯定會發展起來，特別是在大規模跨季節儲能方面，氫能具有獨特的優勢。儲能電池通常是短時儲能，儲能量有限，抽水蓄能也有其局限性。而氫能可以儲存較長時間，特別適合跨季節儲能。
另外，氫氣和天然氣的基礎設施兼容性較強，和化工產業的融合也非常緊密。例如，氫氣可以轉化為氨或醇，這些轉換路徑已經有了成熟的產業體系。過去有些專家低估了基礎設施的重要性，沒有這些基礎設施，是難以實現氫能廣泛應用的，所以從基礎設施比較有條件的行業開展會更容易解決“雞和蛋”的問題。
氫能的應用場景還需要進一步拓展，特別是在工業、發電和供暖等這樣的傳統領域。隨著成本的逐漸降低，氫能的商業化發展已經嶄露頭角。氫能可以有效對沖風能和太陽能的波動性，只要價格合適，它將成為一個靈活的能源選擇。
我認為到2030年前，氫能的規模化和商業化落地是可以實現的。許多化石能源企業未來也具備制氫的便利性。隨著氫氣產量的增加，特別是在規模化應用的推動下，氫能的前景非常廣闊。
現在，新的產業正在蓬勃發展，氫能也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價格低廉是風能和光伏能源能夠快速發展的原因，未來氫能也可能憑借價格優勢實現快速增長。
總的來說，人類對新產業的認知覺醒非常重要。市場則是產業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政策雖然提供了條件，但最終決定規模化發展的還是市場的力量。
《21世紀》：最近幾屆的氣候變化大會的受重視程度都有明顯提升，明年最關鍵的將是各國自主貢獻目標的設立。你對明年COP30有何期待和展望？
楊雷：在這方面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這次在COP29大會現場，看到越來越多中國的年輕人和青年企業家投身其中，我深感鼓舞，也十分期待未來的變化。
談到增強的自主貢獻目標，這不僅是客觀的需求，而且非常必要。我們已經看到越來越多的極端天氣事件，如果我們繼續拖延不作為，最后的代價會更大，這點必須清醒認識。如果說之前我們還有一些理想主義的想法，那么現在我們已經采取了更多實際的行動。我們的新能源投資和研發力度相比以前大幅增加，尤其是新能源的快速發展已經為我們創造了大量的商業機會。在過去，我們更多關注的是碳排放權和發展權，但現在看，減少排放、低碳發展能為我們帶來更好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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