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吳斌 上海報道
“讓美國再次偉大”，這原本是里根的口號。
1月20日，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走馬上任，宣告特朗普2.0拉開大幕，希望通過大規模減稅等政策復制美國前總統里根的傳奇。雖然同為“局外人”，但“商人”特朗普能否再現“演員”里根時代的經濟輝煌仍要打上問號。
建銀國際首席策略師趙文利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盡管特朗普和里根在一些政策上有相似之處，但由于所面臨的經濟環境、人口結構、債務問題以及外交政策的差異，特朗普很難完全復制里根時代的經濟輝煌。特朗普或許能夠在短期內通過政策刺激經濟增長，但能否實現長期的經濟繁榮，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在趙文利看來，特朗普當前的政策存在內在矛盾，且其中的優先級問題尚未得到廣泛關注。特朗普的核心政策包括對外增加關稅、對內實施大規模減稅以及推動驅逐非法移民，這些措施將導致商品價格上漲并推高通脹。隨著通脹壓力上升，美聯儲可能不得不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最終可能形成“高利率、高通脹、強美元”的局面。
然而，特朗普本人多次表示希望結束通脹，并認為“美元過高是一種負擔”，他偏好低利率、低通脹和弱美元。趙文利認為，這一政策上的內在矛盾將迫使特朗普在各項政策之間做出取舍。盡管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沒有連任壓力，但從其年輕化的內閣成員構成可以看出，他仍希望留下一定政治遺產。考慮到支持率和民眾感受，特朗普最終將不得不關注并著重解決通脹問題，以維持其政治支持。
展望未來，大國博弈升溫，全球化逆風不斷，大變局時代投資者如何調整投資？趙文利分析稱，在當前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投資者應采取多元化的資產配置策略，以有效應對市場的風險和波動。對于那些過于擁擠的賽道，投資者應保持警惕，防范其中可能帶來的較大波動和風險。在產業選擇方面，可以重點關注產業升級與產業轉移的趨勢，尤其是新質生產力領域的投資機會。近年來，許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逐漸嶄露頭角，它們不僅契合市場需求，也與國家戰略導向一致，具備強勁的成長潛力。
關于全球化的未來，趙文利認為不應過于悲觀。從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鏈完整性等角度來看，中國在全球制造業中的核心地位依然難以動搖。隨著產業升級和轉型的深入，中國將繼續迎來更多發展機遇。同時，近期中美兩國展現出較強的合作意愿，表明雙方在推動共同發展方面仍有很大潛力。
（建銀國際首席策略師趙文利，受訪者供圖）
特朗普難解美國再工業化僵局
《21世紀》：和特朗普1.0不同，如今特朗普已經沒有連任壓力，可能會不遺余力推行“美國優先”，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會如何沖擊全球經濟秩序？作為一種談判策略，特朗普2.0的關稅政策會給美國和世界帶來哪些改變？
趙文利：特朗普2.0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政策可能對美國及全球經濟產生多方面的深遠影響，尤其是在通脹、貨幣政策和國際貿易方面。
在過去一輪關稅政策中，部分成本被轉嫁給了美國消費者，并推升了通脹。如果特朗普政府在當前高通脹的環境下再次施加關稅，可能導致美國通脹持續，美聯儲將不得不用限制性措施應對。這一方面會提高融資成本，抑制金融活力，另一方面，美國消費者將面臨更高的價格負擔，進而可能削弱消費支出，影響以消費驅動的美國經濟增長。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不僅針對中國，還涵蓋了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國家和地區，意味著全球貿易格局可能發生重大變化。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可能會被重新定義，從而影響國際經濟合作和貿易規則。這種單邊主義的做法可能加劇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進而影響全球供應鏈的穩定性。
盡管如此，考慮到政策的實際影響，特朗普可能不會立即大幅全面提高關稅，而是采用分階段、分領域的實施方式。這種漸進的政策調整有助于減緩短期內的沖擊，并為各方提供一定的適應和溝通空間。然而，長期來看，特朗普的保護主義政策可能對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影響仍不可忽視。
《21世紀》：特朗普捕捉到全球化進程中美國工人階級飯碗丟失后的失落和憤怒，成為美國藍領階層的代言人。美國制造業困境似乎很難解決，背后有哪些深層次原因？特朗普能否解決美國再工業化問題？
趙文利：美國制造業困境主要有四大深層原因。首先，全球化加速了產業鏈遷移。大量生產活動外包至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如中國和墨西哥。許多復雜產品的生產依賴全球化布局，這直接導致美國本土低技能藍領工人就業機會的減少。其次，技術進步對就業需求產生了深遠影響。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使得傳統制造業中的大量崗位被機器人和智能設備取代。即使部分制造業回流美國，高效的自動化技術仍顯著降低了勞動力需求，與過去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模式形成鮮明對比。第三，高勞動力成本制約了美國制造業的競爭力。美國的工資水平較高，導致本土制造的傳統工業制品成本過高，難以在價格上與其他國家的出口產品競爭。最后，美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加劇了這一困境。服務業逐漸成為經濟主導，制造業向高技術含量的方向發展，如航空航天、半導體和生物醫療等領域。然而，這些高端制造業的用工需求往往與藍領階層的技能和教育背景不匹配，使得部分工人難以受益于制造業的升級。
這些結構性因素共同作用，使美國傳統制造業陷入困境。盡管特朗普政府通過保護主義政策試圖緩解這一局面，但這些政策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制造業困境的深層次問題。
特朗普2.0政策“實”與“虛”
《21世紀》：特朗普2.0一系列口頭政策眼花繚亂，哪些政策是吸引選民的“煙霧彈“？哪些政策有望落地？
趙文利：特朗普2.0的政策中確實存在一些被視為吸引選民注意的“煙霧彈”舉措，這些政策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實際可行性。例如，特朗普可能再次承諾大幅減稅，但由于美國面臨嚴峻的財政赤字和預算限制，這種政策在實施上將遭遇較大阻力。此外，諸如“奪回格陵蘭島”或“讓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個州”等言論，盡管引發了一定的輿論熱度，但其不切實際的性質和面臨的國際政治壓力使其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特朗普在另一些政策領域的倡議表現出了較高的執行力和可能性。例如，他可能優先加強邊境安全，通過嚴控移民和加固邊境墻等措施繼續迎合保守派選民的期待。同時，推翻拜登政府的部分清潔能源政策，例如放寬對化石燃料產業的限制，也符合特朗普一貫的經濟優先邏輯，能夠快速見效。此外，特朗普可能重新定義美國在俄烏沖突等國際事務中的立場，通過減少對烏克蘭的支持，集中資源處理國內問題。這些政策不僅更加務實，還契合“美國優先”戰略，能夠在短期內贏得民眾支持并產生實際影響。
總體來看，特朗普的政策組合包含部分選票導向的象征性承諾，同時也注重在移民、能源和外交等關鍵領域采取更具操作性的措施，預計這些領域的政策將成為其連任后重點推進的方向。
《21世紀》：馬斯克領導美國“政府效率部”將如何影響美國政府？將開支減少2萬億美元是噱頭還是背水一戰？
趙文利：馬斯克領導的“政府效率部”提議雖然充滿創新潛力，但面臨諸多挑戰。作為一位以創新和企業效率著稱的企業家，馬斯克通過現代技術、裁員和自動化等手段在企業中提升了運營效率。然而，企業的管理模式未必能直接應用于政府事務，特別是政府涉及復雜的社會需求和各部門之間的權力分立、平衡制約。
就減少2萬億美元開支的目標而言，這一目標既激進又在實際操作中面臨巨大挑戰。參考歷史經驗，馬斯克可能在縮減“非國防自由裁量支出”、退休公務員和退伍軍人福利等方面取得一些進展，但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支出則面臨更大困難，難以壓降。此外，如果政府過度追求效率，可能會影響公共服務質量，尤其是在教育、醫療等關鍵領域，民眾對這些改革的接受度也可能成為問題。總體來看，雖然馬斯克的提議充滿創新思維，但其是否能夠轉化為實際的全面改革，仍充滿不確定性。
能否復制里根時代的經濟輝煌？
《21世紀》：特朗普經常把自己與共和黨前總統羅納德·里根相比。特朗普的政策能否重現里根時代的輝煌？能否重塑美國經濟？
趙文利：特朗普與里根在經濟政策上存在相似性和差異性，確實展現了兩位總統面臨的不同經濟環境和政策實施方式。
首先，兩位總統所面臨的經濟背景有著顯著的不同。里根上任時，美國經濟深陷高通脹和經濟滯漲的困境。他通過減稅、減少政府開支、放松管制等措施，成功遏制了通脹，雖然短期內經濟衰退加劇，但隨著政策效果顯現，美國實現了強勁的經濟增長。而特朗普第一任期時，經濟相對平穩，且沒有面臨如里根時期的滯漲困境。特朗普的減稅政策在短期內刺激了消費與投資，但也加劇了通脹壓力，特別是在新冠疫情暴發后，經濟刺激措施更加寬松，盡管經濟實現了一定增長，但也伴隨著高通脹和勞動力市場過熱等問題。
其次，人口結構和移民政策的差異也是一大不同之處。里根時期，美國正處于嬰兒潮一代步入勞動力市場的高峰期，且里根對移民采取較為開放的態度，這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的動能。而特朗普執政時，美國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同時特朗普對移民的限制性政策進一步加劇了勞動力市場的緊張，限制了潛在勞動力的補充，影響了經濟的長期增長。
再者，財政問題在兩位總統時期也有顯著不同。里根上任時，聯邦債務占GDP的比重約為33%，但到任期結束時，雖然債務比例升至53%，但整體經濟增長仍能夠保持債務的可控性。然而，特朗普任期內，聯邦債務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100%，并且兩黨極端化導致債務上限問題的嚴重分歧，這使得債務問題變得更加棘手。
最后，外交和貿易政策的差異也是兩者之間的一大分歧。里根支持自由貿易，并通過簽署《美加自由貿易協定》推動全球化，而特朗普則推行“美國優先”的政策，通過加征關稅和實施貿易戰來保護美國的國內利益，這種保護主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全球經濟的不平衡，也與自由貿易的理念背道而馳。
綜合來看，盡管特朗普和里根在一些政策上有相似之處，但由于所面臨的經濟環境、人口結構、債務問題以及外交政策的差異，特朗普很難完全復制里根時代的經濟輝煌。特朗普或許能夠在短期內通過政策刺激經濟增長，但能否實現長期的經濟繁榮，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警惕特朗普政策“通脹效應”
《21世紀》：特朗普的政策大概率會加劇通脹壓力，這會帶來短期還是長期影響？
趙文利：從實際層面來看，特朗普的稅收改革、關稅政策和貿易戰等措施可能會在2025年下半年開始逐漸顯現其全面效果。稅收減免和關稅加征可能導致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上漲，進而推高通脹水平。特別是關稅政策，通過加大進口商品的成本，直接推動了商品價格的上漲，進而加劇了“再通脹”的風險。由于特朗普的這些政策可能會對經濟產生持久影響，因此，美國的通脹水平可能維持在較高水平數年。這種通脹壓力不僅會影響消費者支出，還可能加劇財政赤字，特別是在減稅政策的實施下，財政收入可能不足以支撐大規模的政府支出。長期來看，這可能對社會貧富差距、社會穩定以及整體經濟結構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甚至可能影響未來幾十年的經濟增長模式。整體而言，特朗普政策的全面效應可能需要十年時間才能真正顯現和評估清楚。
從預期層面來看，特朗普的政策方向已經在市場上引發了顯著的反應。市場普遍預期特朗普當選后可能會實施更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如減稅和增加支出。這種預期促使投資者進行所謂的“特朗普交易”，押注于更高的通脹和更高的利率。隨著特朗普的支持率上升，并最終贏得全面勝利，市場對“再通脹”的預期加劇，導致美國長期國債利率（如十年期國債）不斷上升。這一反應表明，市場普遍認為未來通脹水平和利率可能會比預期更高，從而限制了美聯儲在降息方面的空間。在這種預期下，美聯儲可能需要維持更長時間的緊縮政策，以應對可能的通脹回升，避免經濟過熱。
綜合來看，特朗普的政策對美國通脹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不僅體現在實際的經濟層面，也通過市場預期和貨幣政策產生了復雜的后果。短期內，特朗普的政策可能推高通脹水平，帶來財政赤字和社會不平等的加劇；長期來看，這可能對美國的經濟結構、財政可持續性以及美聯儲的獨立性產生深遠影響。
《21世紀》：過去四年美國CPI累計攀升了約21.2%，而同期家庭收入增長了19.4%，通脹問題是民主黨在大選中落敗的關鍵因素，特朗普政策的通脹效應有哪些風險？
趙文利：我們認為特朗普當前的政策存在內在矛盾，且其中的優先級問題尚未得到廣泛關注。特朗普的核心政策包括對外增加關稅、對內實施大規模減稅以及推動驅逐非法移民，這些措施將導致商品價格上漲并推高通脹。隨著通脹壓力上升，美聯儲可能不得不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最終可能形成“高利率、高通脹、強美元”的局面。
然而，特朗普本人多次表示希望結束通脹，并認為“美元過高是一種負擔”，他偏好低利率、低通脹和弱美元。這一政策上的內在矛盾將迫使特朗普在各項政策之間做出取舍。我們認為，他最終將更加重視控制通脹，作為其政策的核心目標。
近年來，歐美和日本等國都面臨政壇壓力，疫情期間生活成本上升以及社會思潮右轉，加劇了民眾的不滿。在美國，疫情后的高通脹讓民眾對拜登政府的經濟政策產生了強烈不滿，這也是特朗普在選舉中取得重大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盡管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沒有連任壓力，但從其年輕化的內閣成員構成可以看出，他仍希望留下一定政治遺產。考慮到支持率和民眾感受，我們認為特朗普最終將不得不關注并著重解決通脹問題，以維持其政治支持。
《21世紀》：特朗普上任給美聯儲貨幣政策增添了更多不確定性，通脹問題會如何影響美聯儲的貨幣政策？
趙文利：美聯儲面臨的挑戰更加復雜。由于經濟表現的韌性和勞動力市場的強勁，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可能進一步加劇這一局面。2024年12月，美聯儲發布的點陣圖顯示，2025年降息預期的次數減少，同時通脹預期也有所上調。這意味著美聯儲已經開始為可能的長期高通脹環境做準備。
特朗普的政策可能對美聯儲的獨立性構成挑戰。特朗普在任期間多次立場鮮明地反對美聯儲政策，尤其是在貨幣政策和虛擬貨幣領域。如果特朗普再次上臺，他可能會通過施加政治壓力，要求美聯儲采取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監管政策，以支持經濟增長。然而，這種壓力可能進一步加劇政策的不確定性，削弱美聯儲在調控經濟中的獨立性。這不僅可能引發金融市場的波動，還可能影響投資者對美國經濟穩定性的信心。
市場普遍對美聯儲降息的預期較為悲觀，許多分析認為今年沒有降息的空間。然而，我們認為應區分短期和長期的通脹情況。目前，盡管長期通脹預期走高，但短期數據仍然在通脹企穩趨勢中，因此我們仍認為美聯儲在今年有一至兩次降息的空間。
強勢美元影響幾何？
《21世紀》：特朗普上任前美元指數便已沖破110關口，如何看待美元走強對世界的沖擊？
趙文利：美元的強弱對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產生深遠的影響，涉及多個方面，尤其是在新興市場、全球貿易、全球流動性和金融市場等領域。美元走強或走弱的背后原因及其后果，不僅影響美國本國經濟，也對全球經濟格局產生復雜的連鎖反應。
美元走強通常帶來一系列影響，尤其是對新興市場的壓力顯著。首先，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外流，投資者可能會追逐更具吸引力的美元資產，從而撤離新興市場。這不僅加劇了新興市場本地貨幣的貶值，還可能對這些國家的債務產生重大影響。許多新興市場的債務是以美元計價的，因此美元升值會使得它們的償債成本大幅上升，增加違約風險，進而可能引發金融危機。此外，資本外流和債務償還壓力的增加，也會影響新興市場匯率的穩定性，進一步加劇經濟不穩定性。
在全球貿易方面，美元走強意味著美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因為美元升值使得美國產品變得更加昂貴，從而減少了美國產品的出口。與此同時，全球大宗商品普遍以美元計價，美元走強會導致能源、原材料等商品的價格上漲，這加劇了全球通脹壓力。對于依賴進出口的經濟體來說，進口成本上升使得通脹控制變得更加困難，可能引發社會動蕩和民眾不滿，尤其是在那些經濟脆弱的國家。
美元走強還可能影響全球流動性和金融市場。作為全球主要的儲備貨幣，美元升值通常會導致資金流向美國市場，可能導致全球流動性收緊。這種流動性緊縮限制了其他地區的貿易融資和投資機會，抑制了全球經濟增長。此外，強勢美元可能壓縮其他成長型資產的投資機會，影響全球資金的流動性和市場活躍度。
雖然美元走強帶來了一定的挑戰，但美元走弱也有可能成為未來經濟格局變化的契機。如果美國經濟開始降溫，并且美聯儲寬松的貨幣政策持續，可能導致美元貶值。降息可能導致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利差縮小，進而減弱美元的吸引力。此外，全球經濟復蘇也可能導致美元走弱。如果其他主要經濟體（如歐元區和中國）實現強勁復蘇，吸引資本流入這些地區，美元的吸引力將減弱，從而導致美元貶值。
地緣政治風險的變化也是影響美元走勢的重要因素。美元作為避險貨幣，在全球不確定性增加時通常會受到投資者青睞。然而，如果地緣政治風險減緩，全球市場的風險偏好上升，資金可能會流向風險資產，減少對美元的需求，從而推動美元貶值。
特朗普政策的明朗化也可能影響美元的走勢。如果特朗普提出明確的政策綱領，并引發市場情緒的轉變，“特朗普交易”沖高回落，美元可能出現短期回落。最后，不排除特朗普政府通過行政手段直接干預匯率，推動美元貶值的可能性。雖然美聯儲通常掌握貨幣政策的制定，但特朗普作為總統曾多次表示對美元過強的擔憂。如果特朗普再次提出干預美元匯率的要求，可能通過一系列行政措施，如貿易政策談判、簽署多國協定或其他非市場化手段，推動美元貶值。
《21世紀》：雖然美元的主導地位仍在，但世界對美元的信任正在動搖，黃金的光芒也愈發閃耀。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對美元的影響有多大？中長期看美元的地位會進一步下降嗎？
趙文利：特朗普的政策對美國經濟和美元的影響具有深遠的短期和長期效果。特朗普的減稅和刺激政策確實在短期內促進了美國經濟增長，然而，這些政策也帶來了財政赤字和國債水平的上升。雖然這推動了美元的強勢，但也加劇了市場對美國財政健康的擔憂，尤其是長期債務負擔可能帶來的風險。在這種背景下，美元的強勢未必能夠持續，特別是在財政問題愈加突出時，美元的穩定性可能面臨挑戰。
特朗普推行的“美國優先”政策，尤其是加征關稅，旨在保護美國國內產業。然而，這一政策在全球范圍內引發了貿易緊張局勢，增加了國際貿易的不確定性，并可能對美元的穩定性構成威脅。關稅政策可能導致其他國家采取反制措施，從而減少對美元的需求，尤其是在與美國的貿易關系較為緊張的國家中。
此外，市場普遍預期特朗普的政策會導致通脹長期保持在較高水平，這推動了美國十年期國債利率的上升。雖然高利率有助于維持美元的短期強勢，但長期來看，持續的高利率環境可能帶來債務負擔的加重，并且可能對美國經濟產生抑制作用，從而削弱美元的長期吸引力。
在全球范圍內，美元的主導地位面臨一定的挑戰。雖然美元依舊占據全球外匯儲備的主要份額，并且在國際貿易中廣泛使用，但隨著中國、歐盟等經濟體的崛起，其他貨幣的使用逐漸增加，可能逐步挑戰美元的霸主地位。特別是在全球多極化的背景下，人民幣等貨幣的國際化進程加快，它們在全球貿易和儲備貨幣中的份額有可能逐步提高，進一步削弱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
美國本身面臨的財政問題，特別是債務高企和持續的財政赤字，也可能對美元的長期穩定性構成挑戰。美國政府不斷增加的債務可能削弱全球投資者對美元的信任，尤其是在美元儲備和美國債券市場逐漸受到質疑的情況下。美元的信任危機可能引發資本流動的變化，影響其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
加密貨幣等新型資產的崛起也為美元帶來了新的競爭壓力。盡管加密貨幣尚未完全取代傳統貨幣，但它們的去中心化特性和跨境流通優勢，使其成為一些投資者和企業的替代選擇。
總的來說，特朗普的政策雖然在短期內支持了美元，但也加劇了美國財政赤字和債務壓力，為美元的長期穩定性帶來風險。而在全球經濟多極化的趨勢下，其他貨幣的崛起和新型資產可能逐步改變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
美債收益率“異常”飆升
《21世紀》：本輪降息周期美債收益率不降反升，如何看待這種“異常現象”？
趙文利：盡管美聯儲實施了降息政策，通脹壓力仍然沒有得到完全緩解。就業市場依然強勁，工資預期持續上漲，食品和能源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高企。與此同時，特朗普的減稅和加關稅等政策也加劇了市場對中長期通脹的擔憂。市場普遍預期通脹可能不會迅速回落到美聯儲的目標水平，進一步加劇了債市的不確定性。
由于通脹可能高于預期，市場認為美聯儲的降息幅度可能不會如預期那般大，且在短期內，美聯儲可能會維持相對緊縮的貨幣政策。因此，市場對美聯儲政策的預期較為謹慎，這抑制了債券需求，并導致美債收益率上升。
美債供需問題和風險溢價也需要關注。中日等傳統的美債購買方減少了美債的需求，同時市場對美國財政狀況的擔憂加劇。美國財政赤字和債務水平持續上升，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時期，財政政策加劇了這一趨勢。投資者對美國長期債務償還能力的擔憂，導致他們減少對美債的需求，從而推動了美債收益率的上升。
《21世紀》：作為“全球資產定價之錨”，10年期美債收益率逼近5%會帶來哪些影響？未來會持續偏高嗎？
趙文利：10年期美債收益率逼近5%會帶來一系列影響。融資成本會上升。美債收益率上升直接影響全球金融市場的融資成本，特別是對于依賴美元融資的企業和個人來說，融資成本的上升將加重負擔。這可能導致企業投資減少，進而影響經濟增長。尤其在高利率環境下，融資成本的提升將對房地產、消費貸款和企業借貸產生直接影響。此外，美國政府債務水平的攀升，增加了美國償債的風險。
全球資本市場波動性會加劇。由于美債收益率對全球資本市場具有重要指引作用，收益率逼近5%可能導致資金大量流入債市，進而引發全球股市的不穩定。高收益率的債券會吸引更多資金，導致其他資產（如股票、商品）面臨資金外流，增加市場的波動性。
美元價值會上升。隨著美債收益率的上升，美元資產的吸引力增強，這可能推高美元的價值。對依賴進出口的經濟體，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來說，這可能增加外債負擔和進口成本，進一步加大經濟壓力。
其他國家債務成本則會上升。美債收益率的上升同樣可能推高其他以美元發債的國家的債務成本。新興市場國家可能面臨資本外流、償債壓力加大以及匯率迅速走軟，特別是在全球經濟放緩的背景下，這可能加劇一些國家的債務危機。
未來美債收益率是否會持續偏高？這主要取決于四大因素。通脹和就業市場方面，如果美國經濟持續面臨通脹壓力且就業市場過熱，美債收益率可能保持在較高水平。高通脹和就業增長可能迫使美聯儲保持緊縮政策，進一步推高收益率。貨幣政策方面，美聯儲是否繼續寬松的貨幣政策將直接影響美債收益率。如果未來數據顯示經濟降溫，且美聯儲采取明確的降息路徑，債券市場可能回調，收益率有所下降。然而，在通脹壓力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回調幅度可能受到限制。財政狀況方面，美國財政赤字和債務負擔的上升仍是影響美債收益率的關鍵因素。如果美國未能有效遏制財政赤字并實現財政平衡，投資者可能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來彌補風險，從而推動美債收益率上升。特朗普政策方面，關稅和減稅政策如果未能如預期產生效應，可能會減緩市場對長期通脹上升的預期，進而可能導致美債收益率回落。若這些政策的實施效果不如預期，尤其是在經濟增長和財政狀況方面的影響不明顯，債券市場可能會迎來一定的降息空間。
大變局時代如何投資？
《21世紀》：過去幾個月來，投資者一直在根據白宮即將發生的變化調整投資組合，許多“特朗普交易”甚至在11月大選之前就開始升溫。雖然美元、美債收益率繼續走高，但美股、比特幣等資產近期一度出現疲軟跡象，如何看待這種分化？特朗普上任后“特朗普交易”會走向何方？
趙文利：我們認為美元和美債收益率的上行，主要反映了市場對通脹、美聯儲政策和特朗普政策的長期預期。近期經濟數據依然強勁，市場對美聯儲是否能夠實施寬松政策充滿不確定性。同時，特朗普的減稅、加征關稅等政策提升了通脹預期，并且特朗普的政策框架仍未完全明確，他通過社交媒體頻繁發布信息，加劇了市場對未來政策走向的預期不確定性。因此，美元和美債收益率繼續上行。
在股市方面，隨著美聯儲在2024年12月采取鷹派降息措施以及后續強勁經濟數據的發布，美債收益率上升，影響股市的流動性和吸引力，而AIGC概念的疲弱，加大了市場的不確定性。美聯儲降息幅度低于預期，導致市場長期寬松的預期落空，影響了美股流動性。同時，美債收益率上升使得部分資金從股市轉向債市。美股整體估值偏高、集中度過高，市場波動性增強，都加劇了股市的不穩定性。尤其是曾經強勢的科技龍頭股和AIGC概念股，在經歷了幾年的增長后，進入了調整期。投資者對這些科技股的興趣減弱，對財報和業績的要求也提高，使得這些公司面臨更大的市場壓力。此外，特朗普上臺帶來的不確定性，也讓市場對美股持更加謹慎的態度。
在比特幣方面，市場對其監管前景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盡管特朗普在競選期間表示支持加密貨幣，但其團隊的一些構想（如央行持有比特幣等）存在很大爭議，且其上臺后對比特幣的具體監管政策尚未明確，導致市場對比特幣的前景保持謹慎態度，比特幣價格一度回落。
總體來看，我們認為特朗普政策可能存在沖高回落的風險，政策的最終落實將直接影響市場的反應。特朗普正式就職后，政策不確定性逐步消退，市場的投資情緒可能會發生變化，尤其是特朗普政策的實際效果開始顯現時，市場或將重新評估投資方向。
《21世紀》：大國博弈升溫，全球化逆風不斷，大變局時代投資者如何調整投資？你看好哪些結構性機會？
趙文利：在當前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我們認為應采取多元化的資產配置策略，以有效應對市場的風險和波動。對于那些過于擁擠的賽道，投資者應保持警惕，防范其中可能帶來的較大波動和風險。
在產業選擇方面，建議重點關注產業升級與產業轉移的趨勢，尤其是新質生產力領域的投資機會。近年來，許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逐漸嶄露頭角，它們不僅契合市場需求，也與國家戰略導向一致，具備強勁的成長潛力。
關于全球化的未來，我們認為不應過于悲觀。盡管有觀點認為其他國家可能取代中國，但從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鏈完整性等角度來看，中國在全球制造業中的核心地位依然難以動搖。隨著產業升級和轉型的深入，中國將繼續迎來更多發展機遇。
同時，我們對大國之間的關系持較為樂觀態度。無論是社交媒體上的民間交流，還是高層之間的溝通合作，近期中美兩國展現出較強的合作意愿，表明雙方在推動共同發展方面仍有很大潛力。
綜合來看，我們依然看好中國主題資產，特別是港股的戰略性配置機會。短期內，特朗普正式就任后的政策明朗化可能會導致“特朗普交易”的沖高回落，港股流動性有望進一步改善。同時，隨著中國新政策的出臺，可能會帶來結構性配置的機會，值得投資者密切關注并積極把握。
（建銀國際全球策略分析師姜越觀點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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