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著名哲學家、“環境倫理學之父”霍爾姆斯·羅爾斯頓三世逝世，《中國科學報》專訪了中國倫理學會環境倫理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廣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二級教授楊通進。楊通進2001年9月至2002年11月在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哲學系做訪問學者，師從羅爾斯頓，也是羅爾斯頓《環境倫理學》等的中文譯者。
《中國科學報》：作為與羅爾斯頓交往密切的學者，您眼中的羅爾斯頓是怎樣的人？他的教學方式或學術研究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特點？
楊通進：羅爾斯頓（1932.11-2025.02）是到目前為止國際環境倫理學界最有影響力、也最為著名的學者。他于1975年發表在國際權威期刊《倫理學》（創刊于1890年）上的長篇學術論文《生態倫理是否存在？》確立了環境倫理學的學科合法性。1979年，國際環境倫理學最重要的學術平臺《環境倫理學》雜志在他的幫助下創刊。1990年他創建“國際環境倫理學學會”并擔任首任會長。2003年，他建議并領導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第一個環境倫理學國際項目“環境倫理學與國際政策”。他的《哲學走向荒野》（1986）和《環境倫理學》（1988）是國際環境倫理學界引用最多的兩本著作。
羅爾斯頓還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和學術使命感的學者，他宣講環境倫理學的足跡遍及五大洲。他曾于1991年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邀請來我國進行學術訪問，并給我國學者帶來了國際環境倫理學界最新的學術資料，打通了我國環境倫理學界與國際環境倫理學界的學術通道；此后，他又多次來華講學，為推動我國的環境倫理學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羅爾斯頓不僅治學嚴謹，而且還身體力行。尊重自然，愛護環境，不僅是他倡導的一種價值觀，更是他的一種生活方式。盡管他家距離學校有3公里路程且年近七旬，但是，只要不刮風下雨，他都騎自行車到校上課和辦公。每逢假期，他都到野外聆聽大地的聲音，領悟自然的神奇。他開設的研究生課程要求嚴格，閱讀任務繁重，但是，課堂生動有趣，師生在學術爭論中思想火花不斷迸發。
《中國科學報》：2000年，《哲學走向荒野》和《環境倫理學》的中譯本分別列入“綠色經典文庫”和“外國倫理學名著譯叢”在國內出版，彼時國內關于環境、人與自然的關系的學術討論氛圍如何？這兩本著作在學術圈有什么樣的反響？
楊通進：我國的環境倫理學研究雖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但是，由于資料缺乏，一直進展緩慢，跟不上國際學術界的步伐。這兩本譯著以及1999年出版的《大自然的權利：環境倫理學史》（納什著）為我國的環境倫理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資料和思想靈感。1994年，我國環境倫理學的開拓者余謀昌先生發表“走出人類中心主義”一文，在國內引發了一場延續數年的學術大討論。在那場爭論中，絕大多數人都僅僅滿足于從工具價值的角度來理解環境保護的意義。
羅爾斯頓的上述兩本著作從更為寬廣的角度揭示了大自然的內在價值、以及大自然對于人類的精神生活與終極關懷的重要意義，使越來越多的學者理解并接受了余先生所指明的理論方向。對國內的環境倫理學研究而言，羅爾斯頓的那兩本著作目前仍然是被引用最多的著作。
《中國科學報》：有學者認為羅爾斯頓的理論存在“實踐局限性”、“主體泛化”等不足，您如何看待這種批評？
楊通進：任何一位學者都存在自身的局限。羅爾斯頓當然也不例外。但是，上述兩種批評值得商榷。
首先，我們不能籠統地說，羅爾斯頓的理論存在“實踐局限性”，因為，他的《環境倫理學》一書專門用三章的篇幅來討論如何在公共政策、商業活動與個人生活中踐行環境倫理的問題。其次，“主體泛化”的指責也需要具體分析。羅爾斯頓把價值主體的范圍從人擴展到了人之外的動物、植物和地球生態系統，這主要是為了給人對動物、植物和地球生態系統所負有的道德義務提供一個超出工具價值的倫理基礎；這涉及到人的終極關懷問題。這對于那些認可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這一理念的的人來說，是很好理解的。中國式現代化最為重要的本質特征之一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一理念實際上是認可了人與自然都是生命主體，應當和諧共生。我們不能說，中國式現代化存在“主體泛化”的問題。
在我看來，羅爾斯頓的環境倫理學的主要局限可能是，他對于全球環境問題之根源及其化解之道的理解或許過于簡單，沒有充分認識到不公平的國際政治秩序與全球環境問題之間的內在聯系；或者說，他的環境倫理學可能存在“國際政治盲點”。
《中國科學報》：羅爾斯頓曾在采訪中提到，要創立起一門“屬于中國的環境倫理學”，您認為我們現在實現這一目標了嗎？當前我國環境倫理學研究還存在哪些不足？
楊通進：羅爾斯頓的一個令人敬佩的學術眼光就是，他充分認識到了全球環境問題的“一體性”，并高屋建瓴地遇見到了崛起的中國在全球環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他在《環境倫理學》一書的“中文版前言”中明確提出了“除非（且直到）中國確立了某種環境倫理學，否則，世界上不會有地球倫理學，也不會有人類與地球家園的和諧相處”這一高瞻遠矚的論點。
與羅爾斯頓一樣，我國的學者也意識到了創建環境倫理學中國學派的重要性與必要性。經過近40年的發展，我國的環境倫理學研究雖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實事求是地說，環境倫理學的中國流派仍然處于“進行時狀態”，而非“完成時狀態”。一個學派的形成和誕生需要幾代人的持續努力。一個可喜的信號是，隨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展開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開啟，我國的環境倫理學也在我國的環境保護實踐中找到了一個重要的標識性理念：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一理念為環境倫理學中國學派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觀念基礎和價值取向。
展望未來，我國的環境倫理學研究需要加快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哲學基礎與倫理規范的研究，深化對“人與自然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倫理闡釋，進一步強化對氣候倫理、實驗動物倫理、能源倫理、農業倫理、林業倫理等新興議題的跨學科研究。只有這樣，環境環境倫理學的中國流派才能最終走向成熟，成為全球環境倫理學大花園中的絢麗花朵。
《中國科學報》：從1975年發表《生態倫理是否存在？》，羅爾斯頓的環境倫理學理論已歷經50春秋。站在2025年的時間節點，羅爾斯頓的環境倫理學理論具有哪些劃時代價值？當前，面對全球性生態危機，他的理論如何回應“人類世”的倫理困境？
楊通進：羅爾斯頓的環境倫理學及其環境哲學思想的重要價值之一，就是為我們理解和思考現代性的困境之一“自然的祛魅”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自然的祛魅”這一困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隨著自然的精神價值被工具理性和機械自然觀侵蝕殆盡，自然蛻變成了僵死的原料倉和資源庫，人也蛻變成立只受“利己主義動機”驅使的自私的物種；人與自然之間的意義聯系被完全斬斷；人變成了在茫茫宇宙中無端地漂浮的浮萍。第二，在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和不公正的國際秩序的驅使下，傳統的工業文明在不斷滿足人類的不斷膨脹的欲望的同時，破壞了人類文明的自然根基。
羅爾斯頓的環境倫理學理論的重要啟示之一就是，人類需要擺脫對自然的工具主義態度，認可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這一價值理念，在文明與自然之間保持必要的平衡；同時，人類需要認可并接受人對自然的倫理義務，用倫理規范來約束和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
人類世的倫理困境是工業化與不公正的全球秩序高度合謀的產物。面對這一新興挑戰，大多數倫理學理論（包括羅爾斯頓的環境倫理學）都沒能提供完整的方案。這主要是由于，大多數倫理學理論都存在“國際政治盲點”。導致這種國際政治盲點的罪魁禍首是尚未被理性啟蒙的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傳統。只有發展出一種新型的人類文明形態，即消除了狹隘人類中心主義與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傳統的文明形態，人類才能成功地應對人類世的倫理困境。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重要目標的中國式現代化，為這種新型文明形態的到來指明了方向。
2001.09-2002.11楊通進（左1）在科羅拉多州立大學與羅爾斯頓（左3）合影。受訪者供圖
本文鏈接：羅爾斯頓與中國環境倫理學http://www.lensthegame.com/show-11-1765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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