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丁莉 廣州報道
開年，“杭州六小龍”意外出圈、DeepSeek火遍全網、宇樹科技登上春晚，一系列熱搜再次印證了民營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
作為民營經濟大省，廣東是全國民營經濟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2024年，廣東省登記在冊經營主體突破1900萬戶，數量穩居全國第一，其中民營經濟主體總量達1837.87萬戶，占經營主體總量的96.48%，民營經濟貢獻了全省50%以上的GDP、60%左右的稅收、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和80%以上的新增就業。
今年2月，廣東更是成立了民營經濟發展局，為民營企業提供全方位多樣化服務，用心用情用力服務民營經濟發展。當前，擺在一眾民營企業面前的兩大發展主線，一是創新，二是出海。廣東如何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等賽道培育出“一群龍”？開放前沿如何統籌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
圍繞這些問題，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工商聯常委、廣東高科技產業商會會長王理宗。履職三年來，他始終以助力民營企業發展為己任。他充分發揮密切聯系企業、市場一線的優勢，在大灣區多地開展調研工作。他認為，要搶占未來產業全球先機，一定要加大支持民營企業。“杭州六小龍”的出現，既是鞭策也是鼓勵，未來要加大對中小民營企業的資源傾斜和支持；期望在出海方面，廣東要加快探索“單一電子窗口”“東盟版負面清單”等，將大灣區同東盟的合作打造成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示范區。
南方財經：近一段時間，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爆火。粵港澳大灣區在這個賽道有哪些優勢？廣東如何抓住這波機遇搶占產業先機？
王理宗：作為一種綜合性很強的技術，人工智能產業需要數字經濟基礎、軟件開發能力。大灣區的數字經濟引領中國，廣東的軟件產業總體規模約萬億元，這是其它地區無法替代的。
加之現在做任何事情都離不開國際化合作，而大灣區有豐富的國際合作經驗、資源和成果。未來，大灣區一定要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同國際廣泛建立合作機制。這就要求大灣區要不拘一格地吸收國際一流的AI人才。同時還要鼓勵更多大灣區企業在海外設立各種研究機構的步伐。只有這樣，大灣區才會在人工智能整條產業鏈上占據國際優勢。
最重要的一點仍然在于，政府應該加大對科技型、創新型、戰略型、未來型中小企業的支持。大企業通過收購，小企業通過創造，這是歷史規律。只有小企業才面臨生存的壓力，才會有技術突破方面的強烈愿望。
以深圳為例，其過去幾十年一直是中國的創新之城，且形成了創新基因的“代際傳遞”——50后的任正非、60后的王傳福、70后的馬化騰、80后的汪滔……覆蓋了從電子信息、新能源到人工智能、低空經濟等的諸多領域，在中國科技迭代的各個時期都有領軍企業涌現出來。
相比于現象級的企業，這種“遺傳基因”更為可貴。而分析到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深圳已經形成了良好的生態鏈，這種生態不僅包含研發、生產，還包括城市品牌IP塑造、物流等各方面配套，以及政府和商協會搭建的各種平臺和渠道。
我始終認為，深圳是中國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最好的城市之一，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最完善的城市之一。我相信，大灣區未來還會有“一群龍”騰飛起來，所以信心一定要有。
當然，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加大對中小民營企業，尤其是創新企業的支持。我個人的觀點一直是，大企業不需要更多的財政資金支持，它獲取資源的能力已經足夠強大，應該更多從社會、市場上去獲取支持。相反，資源應當更多傾向融資、開拓市場更加艱難的中小企業。
其次要對新興產業形成一種全生態的支持，營造鼓勵創業的氛圍。我這些年調研發現，當今知名的企業很多都是從城中村等低創業成本的環境中走出來的。我們在進行城市改造時，應該考慮這部分初創企業群，為他們保留一個生存空間。
南方財經：你為何長期以來都關注高水平對外開放？尤其是關注大灣區與東盟的合作？
王理宗：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我們所處的粵港澳大灣區，對外經濟貿易和投資十分活躍，且擁有“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這是一個巨大的制度優勢。我認為，打造高水平對外開放高地，廣東是最具備相關條件的，也應該發揮示范作用。
而中國和東盟已經連續五年成為相互之間的最大貿易伙伴，從2020年起，東盟也蟬聯廣東第一大貿易伙伴。二者之間山水相連、人文相親，人文、貿易各方面交往非常頻繁。東盟正處于工業化、數字化加速期，對中國技術、產品需求旺盛，雙方合作互補性強、潛力巨大。雙方已經形成了開展合作的優勢基礎。我就在想，我們能否探索將大灣區同東盟之間的合作打造成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示范區。我們可以推動更多灣區企業把區域總部放在東盟，形成“灣區研發+東盟生產+全球銷售”的新模式。
南方財經：大灣區與東盟合作還有哪些堵點？如何打造高水平對外開放樣板？
王理宗：首先是要打造規則、貿易、金融三位一體的制度型開放體系。當今世界各國間的競爭，最重要之一就是規則競爭，我們必須參與到規則、標準的制定中，才有定價權、話語權，才真正能提升對外經貿的價值。
比如，我們能否探索建立一個“東盟版負面清單”，一方面讓更多廣東投資者知道什么可以投資、什么不能投資，另一方面也讓東盟企業了解國內的關注熱點，放寬數字經濟、醫療健康等重點領域的外資準入。在金融方面，可以支持香港聯動東盟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試點大灣區企業發行“東盟債券”；設立綠色金融合作中心，推動碳交易、綠色信貸產品跨境互通。
如果要加強大灣區和東盟之間的貿易便利化水平，可以借助數字化手段，建立大灣區—東盟“單一電子窗口”，整合報關、商檢、物流以及支付數據，進一步提升口岸通關效率。同時也可以促進“灣區標準”的國際化，聯合東盟實現在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領域的標準互認。在支付上，我們的阿里巴巴、騰訊等支付系統還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未來也應當打造大灣區和東盟之間互認的移動支付系統。
我覺得，還可以充分發揮好商協會在搭建平臺方面的角色。廣東高科技產業商會近兩年也聯合有關政府部門舉辦了大灣區—東盟經濟合作（前海）論壇等，為大灣區與東盟企業之間的合作構筑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平臺。
本文鏈接：全國政協委員王理宗：我為何相信大灣區會有“一群龍”騰飛起來？丨2025年全國兩會http://www.lensthegame.com/show-1-3690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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