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下旬的一天，黃永玉先生在女兒黃黑妮及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李輝的陪同下，到紹興、杭州游覽。李輝是我多年的好友，得知黃先生來浙江，我和原人民日報浙江分社的鮑社長赴杭州蕭山國際機場迎接，有幸一睹黃先生幽默、睿智的風采。
黃先生已經八十七歲了，但他精神矍鑠，步履輕盈。雖然是初次見面，卻沒有一點違和感，接上他們，我們一起乘車去往紹興。
知曉黃先生的大名，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我在浙江電視臺工作，“周末版”的讀書欄目“三味書屋”派出幾位年輕記者，到北京采訪文化名人。在李輝的幫助下，他們采訪了黃先生，還給我帶來黃先生的簽名本，書中有一句非常幽默的話：“搬起石頭砸別人的腳。”我印象深刻。
很快，我們到達紹興城區。因為事先與紹興電視臺的黃臺長聯系過，我們直接去紹興飯店，紹興市委宣傳部和紹興電視臺的領導已經在飯店等候。沒過多久，《文匯報》的周毅也從上海專程趕來與我們同行，她是研究黃永玉的專家。
晚上，紹興的朋友宴請黃先生一行，吃完飯，我們便到黃先生的房間聊天。黃先生的興致很高，看朋友坐在對面，忽然來了創作沖動，拿起茶幾上的便簽畫了一幅肖像速寫。大家一看，都笑了，人物特點抓得極準，惟妙惟肖。
夜深了，我和鮑社長因為第二天有其他工作，先行告辭，返回杭州。后來我聽朋友說，黃先生的紹興之行十分精彩，不僅在安昌古鎮寫生，還到小酒店品嘗特色小吃。用餐時，他看見酒店墻上有片若隱若現的水痕，讓人拿來墨汁和毛筆，沿著水痕的走向涂涂抹抹。不一會兒，一幅水墨畫出現了，眾人驚喜異常，成就一段美談。黃先生只在紹興住了幾天，卻十分中意紹興的風物，甚至計劃買房定居！陪同的人連忙搖手，想法才未變成現實。
11月28日，黃先生回到杭州，下榻西湖邊的賓館，那里環境幽靜，地方也大，可以隨時去外面走走。當晚，我們在“味莊”就餐，或許是有些勞累，黃先生沒吃幾口，就準備回賓館休息。可剛剛進房間，他忽然想買西裝，去哪家店呢？我們想了半天，建議他去“高大上”的銀泰百貨看看，黃先生在銀泰百貨走了一圈，說西裝很多，就是沒看上眼的。那就去更高檔的“西湖天地”再看看吧！西湖天地服裝店的西裝品質極佳，價格不菲，黃先生看中一款，買了下來。將近晚八點，服裝店的人非常熱情，說：“我們馬上調整一下，隨后就把西裝送到賓館。”
黃先生買好西裝，似乎完成了一件大事，如釋重負。回到房間，他躺在沙發里和我們聊天，朋友無意間提起一些有關他的傳聞，黃先生聽后笑了，趕忙予以糾正。黃先生的記憶力非常好，他知道我研究茅盾、豐子愷、錢君匋等浙江文化名人，我問他認識這些人嗎？他說：“我認識茅盾。1950年，茅盾擔任文化部部長，為了讓我參加少數民族參觀團，他帶我去找人。茅盾是幫過我的。”我了解到黃先生在香港生活過，問他是否認識香港的沈葦窗先生？他說和沈先生很熟，“沈葦窗是厚道人，他在香港編《大成》雜志，從編輯到印刷再到發行，全是他一個人。當時我們都在香港，每隔七至十天會聚一次，大家聊聊天，很好的。記得有一次，我們在九龍與另一位朋友相聚，那位朋友說張大千的不是，沈葦窗和他爭論起來，到最后拂袖而去。我對那位朋友說，你怎么這么說話？那位朋友也有點后悔，說自己說話太直，不顧及別人的感受”。
我又問黃先生：“您和豐子愷先生打過交道嗎？”黃先生說：“很可惜，我與許多人無緣交流，其中就包括老舍和豐子愷。開會時，我在會場遠遠地看見他，但沒有交流過。豐子愷這個人，了不起。”黃先生突然沉浸在豐子愷的藝術世界里，進而感慨道：“豐一吟還在上海吧？現在也八十多歲了。哈哈，時間真快……”
提及錢君匋時，黃先生說：“我還欠錢君匋一幅畫呢。粉碎‘四人幫’后，中央有關部門組織一批書畫家在北京搞創作，錢君匋也來了，我們就是那時候認識的。后來，錢君匋給我刻了一對名章，用的不是壽山石、雞血石，而是賀蘭山上的石頭，質地很硬，只能一點一點鑿出來，費了好大勁。錢君匋把名章送給我時，希望我給他畫幅畫，結果我沒有畫出來。剛想動筆，就被雜事耽誤了；有了空閑，又忘得一干二凈，等后來再看到錢先生的信，想畫也來不及——他已經走了。”
黃先生不僅記憶力好、健談，細微處的舉止，也令我們感動。離開賓館房間前，他給服務員寫了一張條子，壓在茶杯下面：“服務員同志，這杯茶，我回來還要喝的，請你不要倒掉，謝謝。”我們看后，真覺得黃先生是一位有趣的老先生。
“西湖天地”的西裝還未送來，我們便請黃先生畫肖像速寫，他一個一個都畫了。后來，我把黃先生給我畫的肖像速寫發給五歲的孫女看，問她“這是誰”？孫女不假思索地說：“是爺爺。”
11月29日晚，我們請黃先生到西湖邊的“樓外樓”吃飯，去賓館接的時間早了些，就在黃先生的房間里聊天。我問黃先生：“之前您來過杭州嗎？”黃先生想了想，說：“來過一次，這是第二次。”接著，他回憶起第一次來杭州時發生的事：“1948年12月的一天，我到《東南日報》找章西厓，不料章西厓有事不在報社，沒見到。那是個下雪天，我一腳深一腳淺地從皮市巷走到‘樓外樓’，因為身上沒帶多少錢，就在樓外樓要了一碗面條。倒胡椒粉的時候，胡椒粉瓶的蓋子掉下來，一瓶胡椒粉全倒在面碗里，這怎么得了？一瓶胡椒粉比一碗面還貴，我又沒有付胡椒粉的錢，如果樓外樓的人看見我把胡椒粉全倒在面里，要我賠償怎么辦？我趕快把空胡椒粉瓶悄悄推到另一張桌子上，然后慢悠悠地把那碗面吃了。”說到這兒，黃先生取出賓館的空白信紙，憶寫樓外樓的舊景，連店里的桌子都畫出來了。見我喜歡這幅草圖，他對我說：“你拿著吧。”順手就遞給我了。
到樓外樓時，太陽還未下山，大家不著急用餐，坐在樓外樓門口面朝西湖的長椅上，一邊賞秋，一邊說話。黃先生撿起一片剛從梧桐樹上飄下來的葉子，拂去灰塵，從口袋里掏出筆，在上面寫了首詩，送給同行的朋友。
第二天見到黃先生時，我又進一步問起章西厓的情況。黃先生說：“起初章西厓在《東南日報》當編輯，后來到中美合作所工作了一段時間，上世紀五十年代被打成特務，批得很慘。章西厓在上海的出版社工作時，因為給胡風的作品設計過封面，遭了大罪……”黃先生是個非常念舊的人，在杭州期間，他和我們聊起往昔的一些朋友，言語間充滿懷念和同情。
過了一年半載，李輝給我打電話，說黃先生十分想念年輕時遇到的那些湘軍兄弟，還有和他朝夕相處的“雞連長”！黃先生說他小時候就跟湘軍在一起，后來那些湘軍兄弟開赴滬上抗日，在嘉善縣阻擊日軍時，他熟悉的一個連全部為國捐軀，鮮血染紅了一條河。“嘉善阻擊戰”詮釋了中國軍人不屈不撓的抗戰精神，永載史冊。新中國成立后，嘉善縣為這些來自湘西的抗日英雄建了紀念園，李輝說，黃先生準備做一個“雞連長”的雕塑，送給嘉善。
聽聞此事，我連忙和嘉善縣聯系，請他們安排接待事宜。2013年10月26日，在嘉善縣委姚書記和黨史辦檔案館的同志的陪同下，黃先生來到泗洲公園，在抗日嘉善阻擊戰紀念碑前獻花，而后神情肅穆地瞻仰紀念碑及墻上的浮雕。許久，黃先生才轉過身，告訴我們這些犧牲的抗日英雄都是湘西人，自己小時候和他們非常熟悉，甚至叫得出每個人的名字，連燒飯的炊事員，都是他的好友。當時，128師師部的主廚劉四寶養了一只蘆花大公雞，這只大公雞“高一米有余，性格自由孤傲，晨昏不論，隨意打鳴。聲如驢吼，且脾氣兇惡，見豬狗或生人走近廚房則拍翅直追，窮啄不舍，如仇對敵寇”，師長顧家齊戲稱其為“雞連長”。黃先生時常逗“雞連長”玩，“雞連長”特別懂事。后來連隊換防，廚師不忍殺掉這只大公雞，便帶著它行軍。全面抗戰爆發后，128師奉命開赴前線，來到上海附近的嘉善縣，隨即經歷了殘酷的阻擊戰，近乎全軍覆沒。他這次來嘉善，就是想做一個“雞連長”的雕塑，永遠陪伴那些長眠他鄉的湘軍兄弟。
那天，在姚書記的陪同下，黃先生還去嘉善縣檔案館詳細了解嘉善阻擊戰的情況，一本本發黃的歷史資料，讓他十分感慨，他仿佛與那些湘軍兄弟又一次相見。善解人意的姚書記請檔案館的同志復制了一套，送給黃先生。黃先生說這次憑吊抗戰英雄，了卻了自己的一個心愿，但他還有另一個心愿，那就是盡快將雕塑做好，送到嘉善。
2014年9月30日是首個“中國烈士紀念日”，黃先生做的雕塑于嘉善泗洲公園落成，以此悼念嘉善阻擊戰中英勇犧牲的128師官兵；他創作的《雞連長紀事》一文，銘刻在基座上，向人們講述著英雄的往事。黃先生在文末寫道：“流光倏忽，七十七年過去，‘雞連長’從未有人提起。肅立烈士墓前，往事歷歷在目，不勝哀念之至。敬塑‘雞連長’于烈士之側，以作歷史語余。”
2011年11月下旬的一天，黃永玉先生在女兒黃黑妮及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李輝的陪同下，到紹興、杭州游覽。李輝是我多年的好友，得知黃先生來浙江，我和原人民日報浙江分社的鮑社長赴杭州蕭山國際機場迎接，有幸一睹黃先生幽默、睿智的風采。
黃先生已經八十七歲了，但他精神矍鑠，步履輕盈。雖然是初次見面，卻沒有一點違和感，接上他們，我們一起乘車去往紹興。
知曉黃先生的大名，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我在浙江電視臺工作，“周末版”的讀書欄目“三味書屋”派出幾位年輕記者，到北京采訪文化名人。在李輝的幫助下，他們采訪了黃先生，還給我帶來黃先生的簽名本，書中有一句非常幽默的話：“搬起石頭砸別人的腳。”我印象深刻。
很快，我們到達紹興城區。因為事先與紹興電視臺的黃臺長聯系過，我們直接去紹興飯店，紹興市委宣傳部和紹興電視臺的領導已經在飯店等候。沒過多久，《文匯報》的周毅也從上海專程趕來與我們同行，她是研究黃永玉的專家。
晚上，紹興的朋友宴請黃先生一行，吃完飯，我們便到黃先生的房間聊天。黃先生的興致很高，看朋友坐在對面，忽然來了創作沖動，拿起茶幾上的便簽畫了一幅肖像速寫。大家一看，都笑了，人物特點抓得極準，惟妙惟肖。
夜深了，我和鮑社長因為第二天有其他工作，先行告辭，返回杭州。后來我聽朋友說，黃先生的紹興之行十分精彩，不僅在安昌古鎮寫生，還到小酒店品嘗特色小吃。用餐時，他看見酒店墻上有片若隱若現的水痕，讓人拿來墨汁和毛筆，沿著水痕的走向涂涂抹抹。不一會兒，一幅水墨畫出現了，眾人驚喜異常，成就一段美談。黃先生只在紹興住了幾天，卻十分中意紹興的風物，甚至計劃買房定居！陪同的人連忙搖手，想法才未變成現實。
11月28日，黃先生回到杭州，下榻西湖邊的賓館，那里環境幽靜，地方也大，可以隨時去外面走走。當晚，我們在“味莊”就餐，或許是有些勞累，黃先生沒吃幾口，就準備回賓館休息。可剛剛進房間，他忽然想買西裝，去哪家店呢？我們想了半天，建議他去“高大上”的銀泰百貨看看，黃先生在銀泰百貨走了一圈，說西裝很多，就是沒看上眼的。那就去更高檔的“西湖天地”再看看吧！西湖天地服裝店的西裝品質極佳，價格不菲，黃先生看中一款，買了下來。將近晚八點，服裝店的人非常熱情，說：“我們馬上調整一下，隨后就把西裝送到賓館。”
黃先生買好西裝，似乎完成了一件大事，如釋重負。回到房間，他躺在沙發里和我們聊天，朋友無意間提起一些有關他的傳聞，黃先生聽后笑了，趕忙予以糾正。黃先生的記憶力非常好，他知道我研究茅盾、豐子愷、錢君匋等浙江文化名人，我問他認識這些人嗎？他說：“我認識茅盾。1950年，茅盾擔任文化部部長，為了讓我參加少數民族參觀團，他帶我去找人。茅盾是幫過我的。”我了解到黃先生在香港生活過，問他是否認識香港的沈葦窗先生？他說和沈先生很熟，“沈葦窗是厚道人，他在香港編《大成》雜志，從編輯到印刷再到發行，全是他一個人。當時我們都在香港，每隔七至十天會聚一次，大家聊聊天，很好的。記得有一次，我們在九龍與另一位朋友相聚，那位朋友說張大千的不是，沈葦窗和他爭論起來，到最后拂袖而去。我對那位朋友說，你怎么這么說話？那位朋友也有點后悔，說自己說話太直，不顧及別人的感受”。
我又問黃先生：“您和豐子愷先生打過交道嗎？”黃先生說：“很可惜，我與許多人無緣交流，其中就包括老舍和豐子愷。開會時，我在會場遠遠地看見他，但沒有交流過。豐子愷這個人，了不起。”黃先生突然沉浸在豐子愷的藝術世界里，進而感慨道：“豐一吟還在上海吧？現在也八十多歲了。哈哈，時間真快……”
提及錢君匋時，黃先生說：“我還欠錢君匋一幅畫呢。粉碎‘四人幫’后，中央有關部門組織一批書畫家在北京搞創作，錢君匋也來了，我們就是那時候認識的。后來，錢君匋給我刻了一對名章，用的不是壽山石、雞血石，而是賀蘭山上的石頭，質地很硬，只能一點一點鑿出來，費了好大勁。錢君匋把名章送給我時，希望我給他畫幅畫，結果我沒有畫出來。剛想動筆，就被雜事耽誤了；有了空閑，又忘得一干二凈，等后來再看到錢先生的信，想畫也來不及——他已經走了。”
黃先生不僅記憶力好、健談，細微處的舉止，也令我們感動。離開賓館房間前，他給服務員寫了一張條子，壓在茶杯下面：“服務員同志，這杯茶，我回來還要喝的，請你不要倒掉，謝謝。”我們看后，真覺得黃先生是一位有趣的老先生。
“西湖天地”的西裝還未送來，我們便請黃先生畫肖像速寫，他一個一個都畫了。后來，我把黃先生給我畫的肖像速寫發給五歲的孫女看，問她“這是誰”？孫女不假思索地說：“是爺爺。”
11月29日晚，我們請黃先生到西湖邊的“樓外樓”吃飯，去賓館接的時間早了些，就在黃先生的房間里聊天。我問黃先生：“之前您來過杭州嗎？”黃先生想了想，說：“來過一次，這是第二次。”接著，他回憶起第一次來杭州時發生的事：“1948年12月的一天，我到《東南日報》找章西厓，不料章西厓有事不在報社，沒見到。那是個下雪天，我一腳深一腳淺地從皮市巷走到‘樓外樓’，因為身上沒帶多少錢，就在樓外樓要了一碗面條。倒胡椒粉的時候，胡椒粉瓶的蓋子掉下來，一瓶胡椒粉全倒在面碗里，這怎么得了？一瓶胡椒粉比一碗面還貴，我又沒有付胡椒粉的錢，如果樓外樓的人看見我把胡椒粉全倒在面里，要我賠償怎么辦？我趕快把空胡椒粉瓶悄悄推到另一張桌子上，然后慢悠悠地把那碗面吃了。”說到這兒，黃先生取出賓館的空白信紙，憶寫樓外樓的舊景，連店里的桌子都畫出來了。見我喜歡這幅草圖，他對我說：“你拿著吧。”順手就遞給我了。
到樓外樓時，太陽還未下山，大家不著急用餐，坐在樓外樓門口面朝西湖的長椅上，一邊賞秋，一邊說話。黃先生撿起一片剛從梧桐樹上飄下來的葉子，拂去灰塵，從口袋里掏出筆，在上面寫了首詩，送給同行的朋友。
第二天見到黃先生時，我又進一步問起章西厓的情況。黃先生說：“起初章西厓在《東南日報》當編輯，后來到中美合作所工作了一段時間，上世紀五十年代被打成特務，批得很慘。章西厓在上海的出版社工作時，因為給胡風的作品設計過封面，遭了大罪……”黃先生是個非常念舊的人，在杭州期間，他和我們聊起往昔的一些朋友，言語間充滿懷念和同情。
過了一年半載，李輝給我打電話，說黃先生十分想念年輕時遇到的那些湘軍兄弟，還有和他朝夕相處的“雞連長”！黃先生說他小時候就跟湘軍在一起，后來那些湘軍兄弟開赴滬上抗日，在嘉善縣阻擊日軍時，他熟悉的一個連全部為國捐軀，鮮血染紅了一條河。“嘉善阻擊戰”詮釋了中國軍人不屈不撓的抗戰精神，永載史冊。新中國成立后，嘉善縣為這些來自湘西的抗日英雄建了紀念園，李輝說，黃先生準備做一個“雞連長”的雕塑，送給嘉善。
聽聞此事，我連忙和嘉善縣聯系，請他們安排接待事宜。2013年10月26日，在嘉善縣委姚書記和黨史辦檔案館的同志的陪同下，黃先生來到泗洲公園，在抗日嘉善阻擊戰紀念碑前獻花，而后神情肅穆地瞻仰紀念碑及墻上的浮雕。許久，黃先生才轉過身，告訴我們這些犧牲的抗日英雄都是湘西人，自己小時候和他們非常熟悉，甚至叫得出每個人的名字，連燒飯的炊事員，都是他的好友。當時，128師師部的主廚劉四寶養了一只蘆花大公雞，這只大公雞“高一米有余，性格自由孤傲，晨昏不論，隨意打鳴。聲如驢吼，且脾氣兇惡，見豬狗或生人走近廚房則拍翅直追，窮啄不舍，如仇對敵寇”，師長顧家齊戲稱其為“雞連長”。黃先生時常逗“雞連長”玩，“雞連長”特別懂事。后來連隊換防，廚師不忍殺掉這只大公雞，便帶著它行軍。全面抗戰爆發后，128師奉命開赴前線，來到上海附近的嘉善縣，隨即經歷了殘酷的阻擊戰，近乎全軍覆沒。他這次來嘉善，就是想做一個“雞連長”的雕塑，永遠陪伴那些長眠他鄉的湘軍兄弟。
那天，在姚書記的陪同下，黃先生還去嘉善縣檔案館詳細了解嘉善阻擊戰的情況，一本本發黃的歷史資料，讓他十分感慨，他仿佛與那些湘軍兄弟又一次相見。善解人意的姚書記請檔案館的同志復制了一套，送給黃先生。黃先生說這次憑吊抗戰英雄，了卻了自己的一個心愿，但他還有另一個心愿，那就是盡快將雕塑做好，送到嘉善。
2014年9月30日是首個“中國烈士紀念日”，黃先生做的雕塑于嘉善泗洲公園落成，以此悼念嘉善阻擊戰中英勇犧牲的128師官兵；他創作的《雞連長紀事》一文，銘刻在基座上，向人們講述著英雄的往事。黃先生在文末寫道：“流光倏忽，七十七年過去，‘雞連長’從未有人提起。肅立烈士墓前，往事歷歷在目，不勝哀念之至。敬塑‘雞連長’于烈士之側，以作歷史語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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