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下旬的一天,黃永玉先生在女兒黃黑妮及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李輝的陪同下,到紹興、杭州游覽。李輝是我多年的好友,得知黃先生來浙江,我和原人民日報浙江分社的鮑社長赴杭州蕭山國際機場迎接,有幸一睹黃先生幽默、睿智的風采。
黃先生已經八十七歲了,但他精神矍鑠,步履輕盈。雖然是初次見面,卻沒有一點違和感,接上他們,我們一起乘車去往紹興。
知曉黃先生的大名,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我在浙江電視臺工作,“周末版”的讀書欄目“三味書屋”派出幾位年輕記者,到北京采訪文化名人。在李輝的幫助下,他們采訪了黃先生,還給我帶來黃先生的簽名本,書中有一句非常幽默的話:“搬起石頭砸別人的腳。”我印象深刻。
很快,我們到達紹興城區。因為事先與紹興電視臺的黃臺長聯系過,我們直接去紹興飯店,紹興市委宣傳部和紹興電視臺的領導已經在飯店等候。沒過多久,《文匯報》的周毅也從上海專程趕來與我們同行,她是研究黃永玉的專家。
晚上,紹興的朋友宴請黃先生一行,吃完飯,我們便到黃先生的房間聊天。黃先生的興致很高,看朋友坐在對面,忽然來了創作沖動,拿起茶幾上的便簽畫了一幅肖像速寫。大家一看,都笑了,人物特點抓得極準,惟妙惟肖。
夜深了,我和鮑社長因為第二天有其他工作,先行告辭,返回杭州。后來我聽朋友說,黃先生的紹興之行十分精彩,不僅在安昌古鎮寫生,還到小酒店品嘗特色小吃。用餐時,他看見酒店墻上有片若隱若現的水痕,讓人拿來墨汁和毛筆,沿著水痕的走向涂涂抹抹。不一會兒,一幅水墨畫出現了,眾人驚喜異常,成就一段美談。黃先生只在紹興住了幾天,卻十分中意紹興的風物,甚至計劃買房定居!陪同的人連忙搖手,想法才未變成現實。
11月28日,黃先生回到杭州,下榻西湖邊的賓館,那里環境幽靜,地方也大,可以隨時去外面走走。當晚,我們在“味莊”就餐,或許是有些勞累,黃先生沒吃幾口,就準備回賓館休息。可剛剛進房間,他忽然想買西裝,去哪家店呢?我們想了半天,建議他去“高大上”的銀泰百貨看看,黃先生在銀泰百貨走了一圈,說西裝很多,就是沒看上眼的。那就去更高檔的“西湖天地”再看看吧!西湖天地服裝店的西裝品質極佳,價格不菲,黃先生看中一款,買了下來。將近晚八點,服裝店的人非常熱情,說:“我們馬上調整一下,隨后就把西裝送到賓館。”
黃先生買好西裝,似乎完成了一件大事,如釋重負。回到房間,他躺在沙發里和我們聊天,朋友無意間提起一些有關他的傳聞,黃先生聽后笑了,趕忙予以糾正。黃先生的記憶力非常好,他知道我研究茅盾、豐子愷、錢君匋等浙江文化名人,我問他認識這些人嗎?他說:“我認識茅盾。1950年,茅盾擔任文化部部長,為了讓我參加少數民族參觀團,他帶我去找人。茅盾是幫過我的。”我了解到黃先生在香港生活過,問他是否認識香港的沈葦窗先生?他說和沈先生很熟,“沈葦窗是厚道人,他在香港編《大成》雜志,從編輯到印刷再到發行,全是他一個人。當時我們都在香港,每隔七至十天會聚一次,大家聊聊天,很好的。記得有一次,我們在九龍與另一位朋友相聚,那位朋友說張大千的不是,沈葦窗和他爭論起來,到最后拂袖而去。我對那位朋友說,你怎么這么說話?那位朋友也有點后悔,說自己說話太直,不顧及別人的感受”。
我又問黃先生:“您和豐子愷先生打過交道嗎?”黃先生說:“很可惜,我與許多人無緣交流,其中就包括老舍和豐子愷。開會時,我在會場遠遠地看見他,但沒有交流過。豐子愷這個人,了不起。”黃先生突然沉浸在豐子愷的藝術世界里,進而感慨道:“豐一吟還在上海吧?現在也八十多歲了。哈哈,時間真快……”
提及錢君匋時,黃先生說:“我還欠錢君匋一幅畫呢。粉碎‘四人幫’后,中央有關部門組織一批書畫家在北京搞創作,錢君匋也來了,我們就是那時候認識的。后來,錢君匋給我刻了一對名章,用的不是壽山石、雞血石,而是賀蘭山上的石頭,質地很硬,只能一點一點鑿出來,費了好大勁。錢君匋把名章送給我時,希望我給他畫幅畫,結果我沒有畫出來。剛想動筆,就被雜事耽誤了;有了空閑,又忘得一干二凈,等后來再看到錢先生的信,想畫也來不及——他已經走了。”
黃先生不僅記憶力好、健談,細微處的舉止,也令我們感動。離開賓館房間前,他給服務員寫了一張條子,壓在茶杯下面:“服務員同志,這杯茶,我回來還要喝的,請你不要倒掉,謝謝。”我們看后,真覺得黃先生是一位有趣的老先生。
“西湖天地”的西裝還未送來,我們便請黃先生畫肖像速寫,他一個一個都畫了。后來,我把黃先生給我畫的肖像速寫發給五歲的孫女看,問她“這是誰”?孫女不假思索地說:“是爺爺。”
11月29日晚,我們請黃先生到西湖邊的“樓外樓”吃飯,去賓館接的時間早了些,就在黃先生的房間里聊天。我問黃先生:“之前您來過杭州嗎?”黃先生想了想,說:“來過一次,這是第二次。”接著,他回憶起第一次來杭州時發生的事:“1948年12月的一天,我到《東南日報》找章西厓,不料章西厓有事不在報社,沒見到。那是個下雪天,我一腳深一腳淺地從皮市巷走到‘樓外樓’,因為身上沒帶多少錢,就在樓外樓要了一碗面條。倒胡椒粉的時候,胡椒粉瓶的蓋子掉下來,一瓶胡椒粉全倒在面碗里,這怎么得了?一瓶胡椒粉比一碗面還貴,我又沒有付胡椒粉的錢,如果樓外樓的人看見我把胡椒粉全倒在面里,要我賠償怎么辦?我趕快把空胡椒粉瓶悄悄推到另一張桌子上,然后慢悠悠地把那碗面吃了。”說到這兒,黃先生取出賓館的空白信紙,憶寫樓外樓的舊景,連店里的桌子都畫出來了。見我喜歡這幅草圖,他對我說:“你拿著吧。”順手就遞給我了。
到樓外樓時,太陽還未下山,大家不著急用餐,坐在樓外樓門口面朝西湖的長椅上,一邊賞秋,一邊說話。黃先生撿起一片剛從梧桐樹上飄下來的葉子,拂去灰塵,從口袋里掏出筆,在上面寫了首詩,送給同行的朋友。
第二天見到黃先生時,我又進一步問起章西厓的情況。黃先生說:“起初章西厓在《東南日報》當編輯,后來到中美合作所工作了一段時間,上世紀五十年代被打成特務,批得很慘。章西厓在上海的出版社工作時,因為給胡風的作品設計過封面,遭了大罪……”黃先生是個非常念舊的人,在杭州期間,他和我們聊起往昔的一些朋友,言語間充滿懷念和同情。
過了一年半載,李輝給我打電話,說黃先生十分想念年輕時遇到的那些湘軍兄弟,還有和他朝夕相處的“雞連長”!黃先生說他小時候就跟湘軍在一起,后來那些湘軍兄弟開赴滬上抗日,在嘉善縣阻擊日軍時,他熟悉的一個連全部為國捐軀,鮮血染紅了一條河。“嘉善阻擊戰”詮釋了中國軍人不屈不撓的抗戰精神,永載史冊。新中國成立后,嘉善縣為這些來自湘西的抗日英雄建了紀念園,李輝說,黃先生準備做一個“雞連長”的雕塑,送給嘉善。
聽聞此事,我連忙和嘉善縣聯系,請他們安排接待事宜。2013年10月26日,在嘉善縣委姚書記和黨史辦檔案館的同志的陪同下,黃先生來到泗洲公園,在抗日嘉善阻擊戰紀念碑前獻花,而后神情肅穆地瞻仰紀念碑及墻上的浮雕。許久,黃先生才轉過身,告訴我們這些犧牲的抗日英雄都是湘西人,自己小時候和他們非常熟悉,甚至叫得出每個人的名字,連燒飯的炊事員,都是他的好友。當時,128師師部的主廚劉四寶養了一只蘆花大公雞,這只大公雞“高一米有余,性格自由孤傲,晨昏不論,隨意打鳴。聲如驢吼,且脾氣兇惡,見豬狗或生人走近廚房則拍翅直追,窮啄不舍,如仇對敵寇”,師長顧家齊戲稱其為“雞連長”。黃先生時常逗“雞連長”玩,“雞連長”特別懂事。后來連隊換防,廚師不忍殺掉這只大公雞,便帶著它行軍。全面抗戰爆發后,128師奉命開赴前線,來到上海附近的嘉善縣,隨即經歷了殘酷的阻擊戰,近乎全軍覆沒。他這次來嘉善,就是想做一個“雞連長”的雕塑,永遠陪伴那些長眠他鄉的湘軍兄弟。
那天,在姚書記的陪同下,黃先生還去嘉善縣檔案館詳細了解嘉善阻擊戰的情況,一本本發黃的歷史資料,讓他十分感慨,他仿佛與那些湘軍兄弟又一次相見。善解人意的姚書記請檔案館的同志復制了一套,送給黃先生。黃先生說這次憑吊抗戰英雄,了卻了自己的一個心愿,但他還有另一個心愿,那就是盡快將雕塑做好,送到嘉善。
2014年9月30日是首個“中國烈士紀念日”,黃先生做的雕塑于嘉善泗洲公園落成,以此悼念嘉善阻擊戰中英勇犧牲的128師官兵;他創作的《雞連長紀事》一文,銘刻在基座上,向人們講述著英雄的往事。黃先生在文末寫道:“流光倏忽,七十七年過去,‘雞連長’從未有人提起。肅立烈士墓前,往事歷歷在目,不勝哀念之至。敬塑‘雞連長’于烈士之側,以作歷史語余。”
2011年11月下旬的一天,黃永玉先生在女兒黃黑妮及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李輝的陪同下,到紹興、杭州游覽。李輝是我多年的好友,得知黃先生來浙江,我和原人民日報浙江分社的鮑社長赴杭州蕭山國際機場迎接,有幸一睹黃先生幽默、睿智的風采。
黃先生已經八十七歲了,但他精神矍鑠,步履輕盈。雖然是初次見面,卻沒有一點違和感,接上他們,我們一起乘車去往紹興。
知曉黃先生的大名,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我在浙江電視臺工作,“周末版”的讀書欄目“三味書屋”派出幾位年輕記者,到北京采訪文化名人。在李輝的幫助下,他們采訪了黃先生,還給我帶來黃先生的簽名本,書中有一句非常幽默的話:“搬起石頭砸別人的腳。”我印象深刻。
很快,我們到達紹興城區。因為事先與紹興電視臺的黃臺長聯系過,我們直接去紹興飯店,紹興市委宣傳部和紹興電視臺的領導已經在飯店等候。沒過多久,《文匯報》的周毅也從上海專程趕來與我們同行,她是研究黃永玉的專家。
晚上,紹興的朋友宴請黃先生一行,吃完飯,我們便到黃先生的房間聊天。黃先生的興致很高,看朋友坐在對面,忽然來了創作沖動,拿起茶幾上的便簽畫了一幅肖像速寫。大家一看,都笑了,人物特點抓得極準,惟妙惟肖。
夜深了,我和鮑社長因為第二天有其他工作,先行告辭,返回杭州。后來我聽朋友說,黃先生的紹興之行十分精彩,不僅在安昌古鎮寫生,還到小酒店品嘗特色小吃。用餐時,他看見酒店墻上有片若隱若現的水痕,讓人拿來墨汁和毛筆,沿著水痕的走向涂涂抹抹。不一會兒,一幅水墨畫出現了,眾人驚喜異常,成就一段美談。黃先生只在紹興住了幾天,卻十分中意紹興的風物,甚至計劃買房定居!陪同的人連忙搖手,想法才未變成現實。
11月28日,黃先生回到杭州,下榻西湖邊的賓館,那里環境幽靜,地方也大,可以隨時去外面走走。當晚,我們在“味莊”就餐,或許是有些勞累,黃先生沒吃幾口,就準備回賓館休息。可剛剛進房間,他忽然想買西裝,去哪家店呢?我們想了半天,建議他去“高大上”的銀泰百貨看看,黃先生在銀泰百貨走了一圈,說西裝很多,就是沒看上眼的。那就去更高檔的“西湖天地”再看看吧!西湖天地服裝店的西裝品質極佳,價格不菲,黃先生看中一款,買了下來。將近晚八點,服裝店的人非常熱情,說:“我們馬上調整一下,隨后就把西裝送到賓館。”
黃先生買好西裝,似乎完成了一件大事,如釋重負。回到房間,他躺在沙發里和我們聊天,朋友無意間提起一些有關他的傳聞,黃先生聽后笑了,趕忙予以糾正。黃先生的記憶力非常好,他知道我研究茅盾、豐子愷、錢君匋等浙江文化名人,我問他認識這些人嗎?他說:“我認識茅盾。1950年,茅盾擔任文化部部長,為了讓我參加少數民族參觀團,他帶我去找人。茅盾是幫過我的。”我了解到黃先生在香港生活過,問他是否認識香港的沈葦窗先生?他說和沈先生很熟,“沈葦窗是厚道人,他在香港編《大成》雜志,從編輯到印刷再到發行,全是他一個人。當時我們都在香港,每隔七至十天會聚一次,大家聊聊天,很好的。記得有一次,我們在九龍與另一位朋友相聚,那位朋友說張大千的不是,沈葦窗和他爭論起來,到最后拂袖而去。我對那位朋友說,你怎么這么說話?那位朋友也有點后悔,說自己說話太直,不顧及別人的感受”。
我又問黃先生:“您和豐子愷先生打過交道嗎?”黃先生說:“很可惜,我與許多人無緣交流,其中就包括老舍和豐子愷。開會時,我在會場遠遠地看見他,但沒有交流過。豐子愷這個人,了不起。”黃先生突然沉浸在豐子愷的藝術世界里,進而感慨道:“豐一吟還在上海吧?現在也八十多歲了。哈哈,時間真快……”
提及錢君匋時,黃先生說:“我還欠錢君匋一幅畫呢。粉碎‘四人幫’后,中央有關部門組織一批書畫家在北京搞創作,錢君匋也來了,我們就是那時候認識的。后來,錢君匋給我刻了一對名章,用的不是壽山石、雞血石,而是賀蘭山上的石頭,質地很硬,只能一點一點鑿出來,費了好大勁。錢君匋把名章送給我時,希望我給他畫幅畫,結果我沒有畫出來。剛想動筆,就被雜事耽誤了;有了空閑,又忘得一干二凈,等后來再看到錢先生的信,想畫也來不及——他已經走了。”
黃先生不僅記憶力好、健談,細微處的舉止,也令我們感動。離開賓館房間前,他給服務員寫了一張條子,壓在茶杯下面:“服務員同志,這杯茶,我回來還要喝的,請你不要倒掉,謝謝。”我們看后,真覺得黃先生是一位有趣的老先生。
“西湖天地”的西裝還未送來,我們便請黃先生畫肖像速寫,他一個一個都畫了。后來,我把黃先生給我畫的肖像速寫發給五歲的孫女看,問她“這是誰”?孫女不假思索地說:“是爺爺。”
11月29日晚,我們請黃先生到西湖邊的“樓外樓”吃飯,去賓館接的時間早了些,就在黃先生的房間里聊天。我問黃先生:“之前您來過杭州嗎?”黃先生想了想,說:“來過一次,這是第二次。”接著,他回憶起第一次來杭州時發生的事:“1948年12月的一天,我到《東南日報》找章西厓,不料章西厓有事不在報社,沒見到。那是個下雪天,我一腳深一腳淺地從皮市巷走到‘樓外樓’,因為身上沒帶多少錢,就在樓外樓要了一碗面條。倒胡椒粉的時候,胡椒粉瓶的蓋子掉下來,一瓶胡椒粉全倒在面碗里,這怎么得了?一瓶胡椒粉比一碗面還貴,我又沒有付胡椒粉的錢,如果樓外樓的人看見我把胡椒粉全倒在面里,要我賠償怎么辦?我趕快把空胡椒粉瓶悄悄推到另一張桌子上,然后慢悠悠地把那碗面吃了。”說到這兒,黃先生取出賓館的空白信紙,憶寫樓外樓的舊景,連店里的桌子都畫出來了。見我喜歡這幅草圖,他對我說:“你拿著吧。”順手就遞給我了。
到樓外樓時,太陽還未下山,大家不著急用餐,坐在樓外樓門口面朝西湖的長椅上,一邊賞秋,一邊說話。黃先生撿起一片剛從梧桐樹上飄下來的葉子,拂去灰塵,從口袋里掏出筆,在上面寫了首詩,送給同行的朋友。
第二天見到黃先生時,我又進一步問起章西厓的情況。黃先生說:“起初章西厓在《東南日報》當編輯,后來到中美合作所工作了一段時間,上世紀五十年代被打成特務,批得很慘。章西厓在上海的出版社工作時,因為給胡風的作品設計過封面,遭了大罪……”黃先生是個非常念舊的人,在杭州期間,他和我們聊起往昔的一些朋友,言語間充滿懷念和同情。
過了一年半載,李輝給我打電話,說黃先生十分想念年輕時遇到的那些湘軍兄弟,還有和他朝夕相處的“雞連長”!黃先生說他小時候就跟湘軍在一起,后來那些湘軍兄弟開赴滬上抗日,在嘉善縣阻擊日軍時,他熟悉的一個連全部為國捐軀,鮮血染紅了一條河。“嘉善阻擊戰”詮釋了中國軍人不屈不撓的抗戰精神,永載史冊。新中國成立后,嘉善縣為這些來自湘西的抗日英雄建了紀念園,李輝說,黃先生準備做一個“雞連長”的雕塑,送給嘉善。
聽聞此事,我連忙和嘉善縣聯系,請他們安排接待事宜。2013年10月26日,在嘉善縣委姚書記和黨史辦檔案館的同志的陪同下,黃先生來到泗洲公園,在抗日嘉善阻擊戰紀念碑前獻花,而后神情肅穆地瞻仰紀念碑及墻上的浮雕。許久,黃先生才轉過身,告訴我們這些犧牲的抗日英雄都是湘西人,自己小時候和他們非常熟悉,甚至叫得出每個人的名字,連燒飯的炊事員,都是他的好友。當時,128師師部的主廚劉四寶養了一只蘆花大公雞,這只大公雞“高一米有余,性格自由孤傲,晨昏不論,隨意打鳴。聲如驢吼,且脾氣兇惡,見豬狗或生人走近廚房則拍翅直追,窮啄不舍,如仇對敵寇”,師長顧家齊戲稱其為“雞連長”。黃先生時常逗“雞連長”玩,“雞連長”特別懂事。后來連隊換防,廚師不忍殺掉這只大公雞,便帶著它行軍。全面抗戰爆發后,128師奉命開赴前線,來到上海附近的嘉善縣,隨即經歷了殘酷的阻擊戰,近乎全軍覆沒。他這次來嘉善,就是想做一個“雞連長”的雕塑,永遠陪伴那些長眠他鄉的湘軍兄弟。
那天,在姚書記的陪同下,黃先生還去嘉善縣檔案館詳細了解嘉善阻擊戰的情況,一本本發黃的歷史資料,讓他十分感慨,他仿佛與那些湘軍兄弟又一次相見。善解人意的姚書記請檔案館的同志復制了一套,送給黃先生。黃先生說這次憑吊抗戰英雄,了卻了自己的一個心愿,但他還有另一個心愿,那就是盡快將雕塑做好,送到嘉善。
2014年9月30日是首個“中國烈士紀念日”,黃先生做的雕塑于嘉善泗洲公園落成,以此悼念嘉善阻擊戰中英勇犧牲的128師官兵;他創作的《雞連長紀事》一文,銘刻在基座上,向人們講述著英雄的往事。黃先生在文末寫道:“流光倏忽,七十七年過去,‘雞連長’從未有人提起。肅立烈士墓前,往事歷歷在目,不勝哀念之至。敬塑‘雞連長’于烈士之側,以作歷史語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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