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梁施婷 廣州報道
2月5日，廣東再次在農歷新年上班第一天舉行全省高質量發展大會，今年大會主題聚焦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從產業轉移的“三來一補”模式，到初步形成產業集群，再到如今進入創新發展階段，廣東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制造業與服務業變得緊密融合。
廣東省政府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廣東省社科院原院長王珺在全國較早地開展了產業集群的研究，對廣東特別是珠三角地區“一鎮一品”的產業發展特色提煉出“專業鎮”概念。專業鎮已成為廣東創新驅動發展的一支主力軍，2024年廣東有124個全國千強鎮。
然而，在創新發展階段，專業鎮發展模式的局限性也在突出，比如由于研發投入、高端人才等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產業鏈向創新鏈延伸困難。
實現新型工業化，加快向制造業強省邁進是廣東現代化建設的關鍵任務。王珺在接受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專訪時表示，從傳統的工業化走向當前的新型產業化，其底層邏輯是從機械化轉變為人工智能。廣東應該做好算力算法等共性基礎設施，形成對新型工業化的強支撐。
新型工業化的產業投資也需要制度上、組織上的創新。“政府最基本的任務就是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創造條件，比如營商環境、產權保護等。不僅要有產業政策，還要有投資政策，同時還要組織共性技術平臺。”王珺說。
（廣東省政府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廣東省社科院原院長王珺 受訪者供圖）
搶占新型工業化的先發優勢
南方財經：實現新型工業化，這對廣東產業發展提出哪些更高的要求？
王珺：工業化和新型工業化最基本的區別就是底層邏輯不一樣。過去說的工業化，是機械化、自動化或者是規模化、標準化，隨著科技革命的推進，工業共性基礎平臺已經從機械化變成了人工智能。換句話說，“人工智能+”成為未來工業發展的通用基礎設施。
過去工業化的基礎設施主要指的是道路、電力、通訊設施和交通等基礎設施，以人工智能為標志的新型工業化的通用設施除了上述的基礎設施外，還包括算力、算法等。做好這些通用性基礎設施，對新型工業化提供強有力的支撐。誰在這些方面走在前列，誰就可能以“人工智能+”的各個生產活動和領域爭創新型工業化發展新優勢。
如何爭創這些發展新優勢？諸如人工智能、生物醫藥、航天航空等新產業，與資源稟賦并沒有什么關系，這主要是高技能專用性人力資源與資本結合的結果。這兩種要素資源都是可流動的，誰先搶占這些產業制高點，誰就具有先發優勢。
例如，近期英偉達創始人黃仁勛提到，粵港澳大灣區是唯一一個同時擁有機電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地區，這為機器人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這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具有深圳科創企業成群、香港資本與創新實力和廣州等地科研院所聚集等多方面的優勢，這提醒我們要把這種優勢盡快形成合力，在創新力的競爭中，乘勢而上，搶占主動。
在研發方面，大企業推動軟件和產學研結合的空間潛力很大，還要落地更多項目。深圳有很強的研究力量，深圳企業的創新既有集成性的，更多的是專用性的，即把某個環節或某個零部件做到極致的專精特新企業，這是市場競爭與分工深化的結果。廣東要總結深圳發展的經驗，利用科技創新推動新型工業化，能推廣的做法盡快在全省推廣。
發展新型工業化是新課題。無人工廠、黑燈工廠都是在工業互聯網和人工智能基礎上形成的。換句話說，在新型工業化中，如何生產或用什么生產方式進行生產是與傳統工業化不一樣的。當前，如何加快人工智能的開發與應用已成為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重點。通過布局規劃、算力算法等設施建設支撐新條件下的高質量發展，過去廣東的一些做法在全國推廣，諸如要致富，先修路，圍繞著新型工業化仍然要與統一協議設施先行。在這方面廣東還有很大拓展空間。
南方財經：除了新型基礎設施，哪些方面還為新型工業化提供支撐？
王珺：新型工業化涉及勞動力技能培訓的問題。新型工業化不像過去理解的制造業，在工廠機床上打打鑿鑿。新型工業化中的制造業發展需要兩個方面的基本支撐：一是要有一大批懂得人工智能應用的專用性技能人才或專用性工程師；二是要有一批適合人工智能開發與應用專業技術服務業。因為新型工業化生產的產品畢竟不同于日常工業用品或一些耐用消費品，比如說，在廠商銷售產品的同時，也提供一份產品使用指南，只要客戶或消費者按照這個指南操作即可使用。
顯然，對于人工智能開發與應用的產品大多數是復雜產品，涉及到配件和軟件以及流程等，而且隨著技術進步，這些軟件還經常更新等，這就需要對使用者進行培訓，需要有專人維護等，這些技術服務是長期的，這也是一些復雜的重型機械行業獲取收益的重要來源，我曾了解，在白云電器的產品增加值中，專用技術服務業占20%左右，但全球最大的電子電氣企業西門子在50%—60%。
廣東之所以不能丟掉制造業，正因為科技服務、商業服務都是從這些制造業衍生出來的。這些制造業生產出來的產品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生產的產品，而是邁向產業鏈中高端的具有更高技術含量的復雜產品。這自然就帶動了與此相關的科技服務業的發展。缺少這種制造業，也就缺少這類科技服務業發展。一個地區如果缺少這類制造業，那么只剩下消費性服務業，其支撐力就會受到影響。
政府服務走向專業性，要讓市場發揮第一性
南方財經：一方面我們需要投資促增長、優結構，政策也開放了更多投資領域，但另一方面投資的增長在放緩。為什么民間投資進不去？
王珺：高新技術產業很重要的特點是，風險大，變化快，周期長。民營企業不再像對待20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那樣的實業一樣，門檻較低，自己容易把握技術特點，只要認準了就敢于投資，這需要新的組織方式把民營企業分散的資本組織起來。
首先，政府不是制定了刺激政策，民營經濟就會大量涌入投資。換句話說，政府還需要通過自己的產業創新基金進行先投入，以種子基金帶動更多的民間資本流入。
其次，投資面臨技術門檻。民營企業認為技術投資很復雜，自身能力不足，而且還需要有第三方分擔風險，所以，高科技創新需要把分散的民間資本有效組織起來進行投資。比如說，觀察全球創新投資領域中具有指標性意義的全球銀團貸款可提供這樣一個視角。所謂銀團貸款指的是多個金融機構為某一個企業或項目分攤融資的機制，多用于并購和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等場合，已經成為大規模融資時的常見操作，在衡量企業資金需求和規模經濟前景方面具有指標性意義。2024年，全球銀團貸款比2023年增長35%至6萬億美元，是1980年以最高的一年，且是最近三年首次增長。這種多方投資用于一個重大項目的組織方式，是新時期創新發展不可或缺的。
在科技創新階段中還有一個問題是融資方式問題。在追趕階段，一個產業加快發展主要是以間接的銀行融資為主，因為產業追趕的目標是確定的、明確的，因而風險較低。但在創新階段，因為創新活動速度不確定性較高，創新活動本身不可能有抵押品，所以投資一定是以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為主。深圳的創新之所以能走在前列，種子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相對較多是一種重要優勢。所以，創新階段，金融結構也要發生轉變。從間接融資為主更多向直接融資轉變，在政府創新基金指引下，鼓勵和刺激更多的民間資本投早、投小、投長期和投硬科技，需要創造條件支持創造種子基金、私募基金、風投。政府也在做這些工作，建立省級、市級的創新投資資金。
此外，政府還要研究好組織能力的提升，以形成對創新可持續的支持。當前，民營企業無法跟進投資，不完全民營企業也不完全是政府的問題，而是創新活動需要中間組織環節的有效對接，需要有組織創新。這是當前高科技產業不同于以前的傳統產業之處，對此要有充分的認識。
南方財經：在創新階段，如何認識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王珺：政府與市場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是不同的。在生產以日用工業品為特征的簡單產品階段，政府給足政策，提供場所和秩序，民間企業就可以放開手腳去干。因為技術門檻較低，這類技術更新幾乎完全是企業自己的事情，無需政府幫扶。
但是，進入創新階段，情況兒就不同了。科技產業的技術門檻很高，資本規模需求較大，風險較大，變化也更快，民營企業就不敢貿然進入，這倒不是因為行政限制，而是民間企業對這高新技術產業的技術與資本把控能力不足。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不能像對待簡單產品生產階段的民間資本一樣，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像美國的很多高新技術企業在初創時期都得到過政府的支持。黨的十九大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換句話說，市場的作用是第一性的。如何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這需要在三個方面發力，一是要適應高新技術發展的硬件設施，諸如人工智能發展需要的算力算法等。二是要有軟件設施環境。諸如規劃園區建設、明晰產權保護、優化營商環境等。三是給予政策刺激和創新扶持，諸如設立政府產業創新基金和建立一些共性技術服務平臺等。技術變化越快，生產產品的技術含量越高，對政府扶持政策與服務需求也更強。
產業特點不一樣，產業對政府的需求也不一樣，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也不一樣。面對創新階段的不確定性，當企業不敢投資的時候，政府要率先以種子基金先投，還要通過一定的組織方式讓民營企業跟政府一起投資，不僅要有錢建立基金，而且還要有針對性的孵化、培育，把大量分散的投資連接起來。這也是需要有制度上和組織上的安排，總結形成一套適合創新的新玩法。
專精特新企業要為創新探路打頭陣
南方財經：2024年廣東的研發強度為3.6%，比2014年提高了1.2個百分比。你如何評價廣東科技創新能力的發展？
王珺：研發強度反映了經濟體的實力和技術發展能力。這是創新可持續發展的最基本支撐。廣東有不少專精特新企業，大部分的專精特新企業都有研發機構。這與大企業為主的產業鏈帶動是相關的，大企業有訂單，中小企業想要獲得大企業訂單必須要有研發投入，才能按照大企業的高標準要求生產相應的配件和零部件，通過這種給訂單、提要求的方式形成了大企業帶動中小企業一同成長創新的機制。
所以，這種研究強度也反映了以產業鏈為平臺的群體性可持續創新的活動安排。但要支撐研發的可持續發展，公共性、基礎性研發是不可缺少的。比如，美國有很多大學從事基礎性研究，對企業的研究產生很重要的社會支持。基礎知識、創新知識的厚度越厚越能支持研發更快發展。這方面，廣東還需要加大公共基礎研發投入。
南方財經：廣東產業的高質量發展要瞄準哪些方向？
王珺：廣東制造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要盯住三個方面，一是對產品質量的持續提升，二是多樣化個性化發展，三是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
從消費端看，中高收入階層在市場消費中具有引領性的作用。當前，許多國內超市關門，但是山姆、胖東來等卻逆勢上揚，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產品質量要適應市場消費需求升級。
此外，要盯住全國統一大市場逐步形成統一規模的同時，企業進行跨地區投資，最大的吸引力是當地市場，要根據當地個性化的產品需求進行設計。
再有，廣東出口占比較高的是中間產品和上游產品，產業規模很大，在此基礎上，通過質的有效提升，諸如設計、品種、規格和檔次等，以增強產品的不可替代性，從而可持續提高產品附加值。
最后，組織模式的創新也不可缺少。比如，利用國內外業務建立新的生產體系，平衡國內外配套布局與風險關系，統籌股權多元化與公司治理的關系，注重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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