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楊志錦 上海報道
“要加快建設金融強省,推動廣州、深圳鞏固提升金融產業優勢,大力實施粵東粵西粵北地區‘金融倍增工程’,全域提升金融綜合實力,吸引集聚更多龍頭金融機構來粵投資興業。”1月21日召開的廣東省政府黨組會議提出。
除此之外,近期江蘇、浙江、四川、河南四省份也提出建設金融強省。記者采訪了解到,金融強省要具備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同時還要具備強大的金融機構、具有影響力的區域金融中心、強大的金融監管和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當前五省份GDP、社融、上市公司家數等經濟金融指標位居各省份前列,已是名副其實的金融大省,具備建設金融強省的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些省份也提出建設金融強省,核心要求是提升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新一輪“金融強省”的提法集中出現于去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之后,具有新的時代背景,是金融強國戰略在地方的落地。與此前不同,新一輪金融強省不會過度追求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的提升,而是強調金融要提升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財政金融研究所所長劉佳寧表示,金融強省目標的實現,需要進一步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主線,瞄準“既大又強”,構筑高效、穩健、開放的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在確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做好五篇大文章,努力探索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廣東實踐,以加快建設金融強省助力廣東在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走在前列、作出示范。
以金融強省建設助推金融強國建設
去年10月30日至31日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加快建設金融強國。這是中央首度提出建設金融強國。
“黨的二十大報告沒有提到金融強國,而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建設金融強國,金融強國建設成為未來的戰略目標。這說明金融的定位非但沒有下降,而且還在強化。對于金融業而言,這特別提氣。”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曉晶表示,“相對于實體經濟的強,我們金融相對弱一些,所以要加強金融強國建設。但同時,實體經濟的‘強’距離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還有差距,這個距離的縮短要靠金融來助力。”
總體來看,金融強國應當基于強大的經濟基礎,具有領先世界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同時具備一系列關鍵核心金融要素:擁有強大的貨幣、強大的中央銀行、強大的金融機構、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強大的金融監管、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召開后,一些省份開始提出金融強省的概念,并表示要以金融強省建設助推金融強國建設。去年12月15日召開的江蘇省委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加快建設支撐服務能力強、改革創新活力強、產業發展實力強、金融生態環境優的金融強省。今年1月21日召開的江蘇省委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再次強調,要以金融強省建設的實際成效為建設金融強國添磚加瓦。
記者根據各省政府網檢索發現,除廣東、江蘇外,浙江、四川、河南三省也提出要建設金融強省。比如1月20日召開的浙江省委常委會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省的省域實踐,為金融強國建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財貿研究所所長、江蘇省金融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張立冬表示,金融強省首先要具備強大的經濟實力、經濟基礎和科技實力。此外,金融強省需要具備強大的金融機構、具有影響力的區域金融中心、強大的金融監管和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因此并不是每個省都有條件建設金融強省。
劉佳寧認為,金融強省需要滿足以下核心要件:一是金融服務支撐強,金融業主要指標繼續位居全國前列。二是金融協調發展好,城鄉金融發展優勢互補、協同并進,社會融資規模增量與經濟增長需求相適應。三是金融改革勢能足,多元金融業態可持續發展,金融改革開放創新試點示范引領,金融雙向開放空間廣闊。四是金融生態環境優,地方金融法治建設完善,地方金融監管和金融風險防控機制健全,金融體系質態健康穩定。
經濟金融指標居全國前列
據記者梳理,廣東、江蘇、浙江、四川、河南五省份的主要經濟金融指標位居全國前列,已是名副其實的金融大省,具備建設金融強省的基礎。
從經濟規模看,2023年五省份GDP均位居全國前六位。其中廣東省GDP規模最高達到13.6萬億元,居各省份第一位,折算為美元為1.92萬億美元。放在全球看,廣東GDP規模與俄羅斯相當,可排在全球第十一名左右。五省份中經濟規模最低的河南,GDP約0.84萬億美元,也能擠進全球前二十名。
加總計算,五省份GDP規模合計46.5萬億元,約占全國GDP的四成,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頂梁柱”,近年來在穩增長中發揮重要作用。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統籌好地方債務風險化解和穩定發展,經濟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為穩定全國經濟作出更大貢獻。中央財辦有關負責同志解讀時表示,債務風險較低的地區要在高質量發展上能快則快,特別是經濟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為穩定全國經濟作出更大貢獻。
劉佳寧表示,廣東是國際社會觀察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廣東經濟也是我國經濟的重要風向標。廣東金融強省目標的提出,體現了廣東經濟大省“為穩定全國經濟作出更大貢獻”的重任擔當,扛起了金融大省勇挑大梁的發展使命。
從社融數據看,2022年廣東、浙江、江蘇三省份社融居前三,四川居第五位,河南居第十一位。社融是2011年起中國金融宏觀調控引入的一個新指標,2014年2月中國央行首度公布2013年度地區社融數據,形成了“地區社融地圖”,以更準確地反映不同區域的融資和經濟發展特點。
縱向對比看,五省份的“吸金能力”還在增強。數據顯示,2022年末五省份社融規模合計13萬億,約占全國社融45.6%,相比2017年末提升了9.6個百分點。
從指標構成看,地區社融包括人民幣貸款、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股票融資、地方政府債券等細項,并對金融體系內部的資金往來做了扣除,反映各類資金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
五省份社融占比提升顯示流入五地的各類資金增加,后續將支撐五省份經濟增長。拆分細項來看,主要是人民幣貸款、企業債資金加速流入五省份,同時由于五省份財政經濟實力強、債務風險低,地方債額度也較高。
中金公司的一份研報指出,從分省的貸款和社融數據來看,2018年以來流動性在省際層面出現了劇烈分化,2019年以來分化更加明顯。無論是企業貸款還是居民貸款,都加速流向長三角、珠三角和東部沿海省市。但反觀經濟落后地區和三四五線城市,無論是貸款、社融還是賣地,流動性都顯著減弱。
從上市公司來看,截至2月1日廣東、浙江、江蘇上市公司數量分別為873家、704家、691家,位列各省份前三,四川、河南分別位列第八位、第十一位。從保險深度(保費收入/GDP)看,2022年廣東排在各省份第7位,其他四省份排位在第10-20位之間。相比前述指標而言,五省份保險深度指標的優勢并不突出。
劉佳寧表示,近年來廣東始終堅持金融強省目標建設,從基礎上看,金融業基礎設施相對發達。從結構上看,金融結構比例逐年優化。從創新上看,金融機構創新活力較強,金融科技產業集聚度高。因此,經濟強省和金融大省的基礎條件為廣東建設金融強省提供了絕佳的土壤條件。
張立冬表示,江蘇本身經濟實力較強,2023年GDP達到12.82萬億元,居全國各省份第二位,江蘇也是全國層面首個擁有五個萬億GDP城市的省份。從金融要素看,江蘇省內華泰證券、江蘇銀行、南京銀行等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多項指標位居同行前列,江蘇省省會南京致力于打造東部地區的重要金融中心。總體來看,江蘇建設金融強省是有條件的、有基礎的。
不過度追求金融業增加值占比提升
實際上,此前一些省份也提出過建設金融強省的目標。如2017年11月浙江省召開的全省金融工作會議就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省。2021年江蘇省印發的《江蘇省“十四五”金融發展規劃》提出,2035年要建成與江蘇社會主義現代化水平相適應的金融強省。其中,建設金融強省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提升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
所謂“金融業增加值”,是指國民經濟體系中的金融部門在一定時期內通過提供金融服務創造的國民財富價值總量,核算對象包括貨幣金融服務、資本市場服務、保險業及其他金融業四大類,金融業增加值也相當于金融業GDP。
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廣東金融業增加值達到1.18萬億,是31個省份中唯一一個超過萬億的省份。從占比看,廣東、浙江、江蘇、四川、河南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別為9.1%、8.6%、7.9%、6.8%、5.4%,其中前兩者高于全國平均水平(8%),后三者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劉佳寧表示,金融業增加值比重作為金融強省的核心指標,反映了金融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金融業發育程度。一方面,廣東省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達9.1%,高于全國平均比重8.0%,說明金融業完成了“從小到大”的量變,已成為廣東的支柱產業,廣東也已經成為金融大省。另一方面,這一比重高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平均比重4.9%及美國平均比重7.5%,說明廣東省金融業向實體經濟讓利仍有一定空間,仍需加強金融要素保障和優質金融供給,加快推進金融強省建設。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一頭是金融,一頭是實體經濟,這其中必然形成鏈條,關鍵是這個鏈條要拉多長。適度的鏈條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脫離了實體經濟和老百姓的需求,金融自我循環,很容易產生金融風險。”浙江大學金融研究院院長史晉川表示,“在建設金融強省的過程中要處理好這個問題,不能過度強調提高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增加金融服務的覆蓋面,提升金融服務的效率,這本身也會促進金融業的穩健發展。”
據記者梳理,關于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的討論已非常多,金融業增加值占比過高對金融業而言是高收入,但對實體經濟而言意味著高成本,政策指向壓降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因此建設金融強省的過程中將不會過度追求金融業增加值占比提升,而是更強調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
但下一個問題是,何為實體經濟?如果無法界定實體經濟,那么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就無從談起。高層反復強調,制造業則是實體經濟的根基。究其原因,20世紀70年代,一些西方工業國開始去工業化,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下降,導致了產業空心化、經濟增速低迷、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等問題。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國完備的制造業體系發揮了至關重要的支撐作用,再次證明制造業對國家特別是大國發展和安全的重要意義。
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江蘇、浙江、廣東、河南、四川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別為39.5%、37.2%、37%、31.9%、28.9%(無制造業細項數據,用工業代替),其中前四者高于全國平均水平(31.6%)。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表示,我們必須做到科技自立自強,建立科技強國和制造強國。但是,科技強國、制造強國的建設都需要金融來助推,沒有一個強勁的金融體系,就不可能孕育出現代科技和現代產業。某種程度上,金融強國是推動我們從科技大國到科技強國、制造大國到制造強國全面轉變的重要工具。
落實到金融強省,金融需加大對制造業的支持。江蘇省委常委擴大會議提出,要持續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協同推進金融強省和科技強省、制造強省建設。
也有研究統籌考慮兩個比重的關系,比如中財辦研究一局局長張曉樸。他2021年發表的《金融的謎題——德國金融體系比較研究》一書表示,德國避免了經濟金融化的浸染,維持著“小金融、大實體”格局,金融業比重長期低于5%,制造業比重則始終高于20%,呈現“小金融、大實體”的結構。在非金融企業的收入結構中,食利性收入份額保持穩定,生產要素“脫實向虛”的現象不突出。
統計數據顯示,廣東、江蘇、浙江、四川、河南金融業占比:工業增加值占比分別為9.1%:37.0%,7.9%:39.5%,8.6%:37.2%,6.8%:28.9%,5.4%:31.9%。總體來看,五省份金融增加值占比高于德國,但制造業增加值占比也高于德國。
史晉川則提醒,我們對實體經濟要有更全面的認識,不能認為制造業就是實體經濟的全部。服務業,尤其是直接為制造業提供服務的生產性服務業,包括研發、設計、物流等,已經與制造業相互融合、相互高度依賴,對改造和提升先進制造業具有重要作用。一個地方生產性服務業越發達,通常制造業的水準也更高,相反如果生產性服務業落后,發展高水平制造業就是空中樓閣。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千萬不能只盯著制造業,要把視野放得更寬、更廣。
如何建設金融強省
記者根據各省召開的相關工作會議梳理發現,下一步五省份建設金融強省主要圍繞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質效、加快建設現代金融機構和市場體系、強化地方金融監管、防范化解重點領域風險等方向展開。
近期各省份黨委金融委、黨委金融工委、金融管理局陸續亮相。按照中央要求,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組建金融委及其辦公室、金融工委,要在地方現有金融工作機構基礎上統籌設置,就是一個機構,主要是抓監管和風險處置,加強金融機構黨建工作。
業內專家則表示,相關省份需要進一步結合本省經濟金融特點進行更多探索。劉佳寧建議,廣東要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全力推進高水平金融雙向開放,依托橫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臺,有序推進粵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加快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大力實施粵東粵西粵北地區“金融倍增工程”,進一步強化金融資源統籌與區域平衡發展。
張立冬表示,黨的二十大報告高度強調科技的重要性,提出要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加快建設科技強國,中央要求江蘇要在科技創新上率先取得新突破。根據各類排名看,江蘇
區域創新能力全國領先,但科技實力有待進一步提升,而科技創新離不開金融的支持,未來江蘇省需要在營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業成長的良好環境、引導金融機構將金融活水精準滴灌給科技型企業等方面持續發力。
史晉川表示,在目前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中,國有銀行是主體,但眾多的服務對象是民營企業,雙方的性質不對稱;而金融體系以大銀行占主導地位,實體經濟則以中小企業為主,二者的規模也不對稱。這兩個不對稱全國普遍,但浙江的民營企業最發達,不對稱也更明顯。因此浙江建設金融強省的一個關鍵就是如何解決這兩個不對稱性,在全國率先探索出經驗。
“建設金融強省的過程中,要對金融創新有更多的包容。金融創新會觸碰到金融準入等監管規則,但創新的地方不一定是錯的,也有對的方面,因此金融監管要有一定的包容度,對于金融創新好的方面要讓它立起來,修訂相關監管規則。”史晉川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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