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與時間》，[法]貝爾納·斯蒂格勒著，裴程等譯，譯林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定價：198元
一
貝爾納·斯蒂格勒是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最重要的技術哲學家之一，在我看來甚至可以去掉“技術”與“之一”兩個詞。他的代表作是3卷本的《技術與時間》，這套書10多年前已譯介到中國，最近又出版了合訂本。
一方面，合訂本完善了老譯本的翻譯，特別是解決了個別術語譯名不統一的問題，并提供了統一的索引，更適合于研究者參考。另一方面，合訂本新增了斯蒂格勒2018年寫的再版“序言”，以及2017年寫的第三卷的“后記”《人類世中能力與功能的新沖突》。
在“序言”中，斯蒂格勒描繪了7卷本《技術與時間》的完整計劃，可惜他在2020年自殺，這一計劃顯然無法完成了，不過他的許多想法已經在這些年出版的其他著作以及各種訪談和講演中透露出來了。在新增的“后記”中，斯蒂格勒也融入了他所構想的后續篇章的內容。
當然，斯蒂格勒整個思想大廈的基礎，在《技術與時間》3卷本中就奠定好了。書中，斯蒂格勒貫通了柏拉圖、康德、馬克思、胡塞爾、海德格爾、德里達等古今哲學巨人的思想，并與人類學和技術史相融合，形成了獨具一格的思想體系。
其最核心的洞見就是，把技術理解為人類的“外在器官”，這種器官承載著人的外在記憶，即斯蒂格勒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第三滯留。在此基礎上，斯蒂格勒闡發了人與技術關系的歷史，其中批判了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文化工業時代和信息時代對知識的剝奪，導致人“無產化”“迷失方向”。
在“后記”中，斯蒂格勒的矛頭直指信息時代，特別是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發展。他認為，信息時代給人類帶來新的沖突，使得我們必須尋求一種新的“經濟”，以取代傳統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
文章開篇引用了信息科學先驅、美國數學家諾伯特·維納的一句話：“控制論是一把雙刃劍，遲早會深深傷害你。”事實上，維納對信息時代人類命運表現出深刻的憂思，他認為未來的自動機器將造成大規模失業的社會危機。另外，如果人類只想讓機器做奴隸，反而會成為機器的奴隸。
維納提出的應對方案同樣是建立新的經濟秩序：“答案自然是要建立一個以人的價值為基礎而不是以買賣為基礎的社會。”維納認為，一切都具有計算的價格的美式價值觀過時了，“在美國人的生活環境中，信息的種種問題都是按照標準的美國眼光來評價的：一物之有價值就在于它作為一項商品之進入公開市場的情況”。
二
在“后記”及3卷本后的工作，斯蒂格勒轉向了“熵”這一概念。他說，“在其他被稱為‘熵紀’的地方——資本主義已經變得專制且瘋狂，它建立起一種自以為聰明且溫和的極權主義——消滅曲折、縮短時限已經成為世界的法則，這個世界既沒有信仰，也沒有法律，只是忙于突破時間的壁壘”。
“時間”顯然也是《技術與時間》這部著作的關鍵詞，如果沒有通讀全書，恐怕很難適應斯蒂格勒的獨特語言。
在此借用維納的思想，嘗試給出更通俗的解說。簡而言之，維納所反對的美式價值觀和斯蒂格勒所針對的資本主義，都是效率至上主義的，它們信奉衡量事物價值的方式都是基于“可計算性”，一切價值都是可以計算的——無非是一種成本效益分析，而所謂效益，無非就是“縮短時間”的效率。
效率至上主義有兩大問題，第一，它是反人性的，因為人之為人應該是復雜而多元的，比如我想要前往某個目的地，那么選擇交通工具當然就是越快越好，即節省時間；如果我想要旅游和休閑，那么緩慢的游輪也許比高鐵或飛機更好。
開放市場之所以有益于人，與其說是因為市場節省了交易時間、提高了交易效率，不如說關鍵在于市場讓人的選擇更多元、生活更豐富。如果過于追求效率而忽略人的復雜性，無異于本末倒置。
第二，它相對適用于工業時代，卻不適用于信息時代。維納強調，“信息和熵都不是守恒的，都同樣不適于作為商品”。
一塊面包、一輛汽車都是“守恒”的，一個人來買，它是一塊面包，兩個人來買，它還是一塊面包，所以兩個人要么有人吃不到，要么每人只能分到半塊。在這種情況下，各種商品很容易根據市場供需情況計算出一個客觀價值，即市場價格。
但維納認為信息顯然不是這樣的，例如達·芬奇畫了《蒙娜麗莎》，這幅畫本身只有一幅，但它的價值不在物質實體，而在其提供的信息上。一個人觀看，他看到的是完整的一幅畫，兩個人觀看，他們看到的也是完整的一幅畫。從這幅畫中，每個人所獲得的價值，并不會因為分享者的增加而減少。這是和實物商品完全不同的情形。
三
斯蒂格勒進一步區分了兩種信息，或者說“信息”與“知識”的差異。
“信息”并不會在前述分享的活動中保持價值，相反，信息是會消散和“溶解”的。比如“超市的雞蛋打折了”這條信息，它的價值就是能夠幫助我以更低成本或更高效率買到雞蛋。如果這條信息被幾萬人分享了，那么恐怕等我到超市，雞蛋早被搶光了，這條信息于我而言就失去了價值。等到第二天，這條過時的信息完全沒有任何價值了。
究其原因是我們以“功能”的角度看待信息，并由此構建起一種“虛擬經濟”。“由可計算性構成的經濟，它是資本主義意義上的經濟：一種市場經濟。在這種經濟中，我可以把任何使用價值轉化為交換價值，從而轉化為一種計算：我可以通過信息的可計算性將所有事物貨幣化，進行計算，信息的可計算性建立了競爭理論、供需理論等，其中，一切都可以被減少和溶解，從而在這個詞的當代（和空洞）的意義上變得‘虛擬’。”斯蒂格勒表示。
在這個虛擬化的世界中，記憶或知識“通過大規模的自動化轉化為信息”。“永不止息地創新”，崇拜創新的同時是記憶的貶值和知識的遺忘，因為沒有什么舊的東西是值得滯留的。
斯蒂格勒質疑這些貌似理所當然的觀念：“信息的價值真的總是可以計算的嗎？它的所有價值都可以歸結為計算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只有當那些計算信息價值的人屬于一個分布空間……信息的價值才能被計算。”
這就是我前文講的“反人性”的問題，人的“能力”并不總是具有某種可計算其成本收益的“功能”，人生活的目的并不是提高生產力或推動科技創新，相反，生產力和科技正因為能夠豐富人的生活才有價值。
如果回歸到從每個人的生活體驗上來考量問題，那么信息的價值也是多元的。哪怕是昨天“超市的雞蛋打折了”這樣一條過時的信息，了解它或記住它對于我而言可能是有益的，也許有助于我理解父母的行動，或者我反省自己的得失，又或者我想寫一部地方志，這些瑣碎的資料會成為歷史寫作的材料……
這時候，“信息”的價值異質化了。“這種文件并不在同質化的信息市場上獲得價值，而是從局部的內在探索中、在固有的異質性知識中獲得價值，這種知識具備更高領會的心智多樣性，其功能將其劃分為各學科，為某類知識服務——歷史學的、檔案管理學、古文字學的、譜系學的、考古學的、業余愛好者的等等。”斯蒂格勒說。
人文知識在當代備受質疑，正是因為人們總是優先從“功能”的角度去計算事物的價值。有些人認為人文學科毫無價值，有些人認為人文學科有價值——總要千方百計為其找到一些功能，讓那些“舊”的事物有意義。所以，人文知識也按照其功能不同變成了一門門專業學科。
但是讓我們從個人體驗來思考問題：你所珍視的記憶難道都是因為能夠提高工作效率才有價值？你所熱衷的興趣和愛好難道都是因為能夠提升創新能力而不舍得放棄？
記憶比功能更重要，豐富性比效率更重要，這是我們可以從斯蒂格勒的學說中得到的淺薄結論。斯蒂格勒通過重新闡發技術的本質，技術作為外在記憶的本質，呼吁建立一種回歸“人的價值”的新的思維和經濟——“超越可計算的即超越市場的人工選擇標準”。因為當我們衡量“記憶”的價值時，豐富性和異質性取代了可計算性，成為我們珍視的東西。
（作者系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副教授）
《中國科學報》 (2024-02-02 第3版 讀書)本文鏈接：薦書|記憶比功能更重要，豐富性比效率更重要http://www.lensthegame.com/show-11-2713-0.html
聲明：本網站為非營利性網站，本網頁內容由互聯網博主自發貢獻，不代表本站觀點，本站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天上不會到餡餅，請大家謹防詐騙！若有侵權等問題請及時與本網聯系，我們將在第一時間刪除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