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前后，杭州“六小龍”成為全球科技界的焦點：深度求索（DeepSeek）、宇樹科技、游戲科學、云深處科技、強腦科技和群核科技這六家企業，分別在AI、機器人、游戲等領域有突出表現。比如，深度求索（DeepSeek）以低成本訓練出性能卓越的AI大模型，宇樹科技的人形機器人登上春晚舞臺，游戲科學開發的《黑神話：悟空》斬獲國際大獎……這些企業的崛起，不僅是杭州的創新突破，也折射出我國科技創新的深層邏輯與潛在困境，更讓人感受到我國科技創新仍需“認知升級”和“思維躍遷”——從制度設計到文化基因，從資源配置到價值導向，唯有不斷打破固有思維定式，才能實現從“追趕”到“引領”的跨越。
一、“六小龍”的成功是“認知升級”和“思維躍遷”的區域實踐
從政策來看，是政府從“管理型”到“服務型”的轉型。杭州的創新生態核心在于“服務型政府”理念的落地。以宇樹科技為例，其早期因資金鏈斷裂瀕臨破產時，杭州市政府通過靈活的政策支持（如快速審批、專項補貼）和資本對接，助其起死回生。這種“無事不擾、有求必應”的治理模式，與傳統的“審批經濟”形成鮮明對比。杭州市為初創企業提供18個月的失業保險、開放阿里技術中臺資源等政策，顯著降低了企業試錯成本。同時，政府簡化行政審批流程，提高辦事效率，為企業節省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讓企業能夠專注于技術研發和市場拓展。
從人才來看，是引育從“學歷至上”到“能力本位”的突破。杭州的人才政策打破了傳統“唯帽子論”的桎梏，圍繞打造“青年發展之城向往之地”，提供人才補貼、實習津貼、住房補助、安心生活等“禮包”，吸引青年來奮斗拼搏。比如，強腦科技創始人韓璧丞作為“85后”海歸博士，并未因缺乏“帽子”而被忽視，反而因其技術潛力獲得政府全力支持。杭州還通過“政策紅利+產業優勢+宜居環境”組合拳，連續多年保持人才凈流入率全國第一。DeepSeek算法工程師年薪達百萬，宇樹科技為AI人才提供4萬-7萬元月薪，遠超行業平均水平。
從產業來看，是協同從“單點突破”到“生態閉環”的構建。基于“軟硬結合”能力，杭州的創新生態強調創新鏈與產業鏈的深度融合。以群核科技為例，其云設計平臺整合了設計、制造、供應鏈資源，形成從B端到C端的閉環。而城西科創大走廊通過“教育—科研—產業”一體化布局，為“六小龍”提供了技術協同場景。僅2024年，杭州產學研合作項目就達到1500個，產生直接經濟效益超過100億元。
二、當前仍存在一些影響科技創新的普遍因素
從制度來看，政策執行中存在“層層避險”現象。部分地區的科技創新仍受制于“條塊分割”的行政思維，多地仍存在“文件創新”與“執行保守”的矛盾。比如，有官方媒體曾反思：“六小龍現象”需要自上而下的系統性改革，而非局部政策修補。反觀杭州，政府通過“制度微創新”，比如專利快速預審、柔性執法等，將政策轉化為企業感知的“真實紅利”。
從轉化來看，科研與市場存在“二元割裂”現象。我國大量科研項目仍以論文和專利數量為考核核心，忽視技術轉化價值。據《2024中國科技成果轉化報告》，高校科研成果轉化率僅為6.2%，遠低于杭州“六小龍”依托企業研發的產業化效率，比如云深處機器人已實現海外商業化應用。
從文化來看，心理上存在風險厭惡與“權威依賴”現象。許多地區對科技創新失敗的容忍度極低。比如，有少數城市甚至因一兩家初創企業虧損，便全面收緊科技補貼政策，導致創新活力驟降。而杭州則形成了“允許試錯”的包容文化，通過為創業者提供失業保險等舉措，吸引敢闖敢試的“極客型”人才。
從投資來看，資本存在“扎堆風口”與“忽視長線”現象。我國風險投資普遍存在短期逐利傾向。2024年，全國AI領域融資中，70%集中于應用層，僅有15%投入底層技術研發。而杭州“六小龍”的成功，正得益于長期主義資本的支持，比如，深度求索早期拒絕過早融資，專注技術積累。
三、進一步激活和重構科技創新的“四維”路徑
制度維度上，建立“容錯—激勵”的雙輪驅動機制。科技創新亟需從“GDP至上”轉向“生態培育”，摒棄“低端制造依賴”“短期政績導向”，以制度設計對技術突破的不確定性實現包容。比如，在容錯機制上，推廣杭州“企業觀察期”制度，對創新失敗項目實行“非懲罰性審計”。在激勵創新上，將現行普遍為 50% 的收益分配比例提高至 70% 以上，進一步激發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時，將科技成果轉化納入科研人員職稱評審體系，使科研人員在追求學術成就的同時，更加注重科技成果的實際應用，促進科技與經濟的深度融合。
產業維度上，營造“場景—技術”的雙向反饋生態。場景是技術應用的試驗場，通過真實場景的驗證，技術能夠不斷優化和迭代；技術進步能催生新的應用場景，拓展人類活動的邊界，創造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只有通過場景與技術的良性互動，才能實現科技創新的可持續性，真正推動社會進步與產業升級。在場景開放上，政府應主導搭建公共技術試驗場，比如杭州的電力隧道機器人試點，為企業提供了真實的應用場景，降低了企業驗證成本，促進了技術的快速迭代；在鏈主企業賦能上，鼓勵華為、阿里等巨頭開放技術中臺，形成“大企業搭臺、小企業唱戲”的協同模式，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提升整個產業的創新能力。
文化維度上，培育“冒險—共享”的創新文化。要摒棄“功利心態”，鼓勵挑戰未知，突破傳統思維，探索前沿領域。冒險并非盲目沖動，而是基于科學理性的大膽嘗試，共享文化則為創新提供了可持續發展的土壤。冒險與共享相輔相成，冒險為共享提供新成果，共享為冒險積累更多資源與支持。只有培育這種文化，才能讓科技創新在風險與機遇中不斷前行，推動社會進步與人類文明的發展。比如，在風險教育上，建議高校開設“創新風險管理”課程，培養兼具技術能力與商業思維的人才；在開源精神上，借鑒DeepSeek開源大模型的實踐，推動建立國家級的開源技術共享平臺，企業、科研機構和個人可以共享技術成果，共同攻克技術難題，形成創新合力。
全球維度上，推動“跟隨—參與”的技術規則制定。科技創新不能閉門造車，必須超越“地域局限”，有開放共生的全球視野。技術規則的制定已成為國際競爭與合作的核心領域，我們既需要“跟隨”現有規則，融入全球創新體系，又應積極“參與”新規則的制定。要鼓勵企業和科研機構“走出去”，加強與世界各國在前沿科技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提升我國在國際科技領域的影響力。杭州“六小龍”的國際化，如云深處機器人進軍新加坡市場，表明我國需更深度參與全球技術標準制定。建議設立“國際標準突破基金”，支持企業主導或參與ISO、IEEE等國際標準建設。
杭州“六小龍”的崛起，不僅是技術突破的結果，更是“認知升級”與“思維躍遷”的成果，也是制度、文化、資本與人才共振的“自然”產物。這啟示我們：城市與企業要以生態思維替代零和博弈，以原創性突破替代路徑依賴，以人才驅動替代資源消耗。當前，我國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從“制造大國”向“創造強國”邁進的關鍵期，唯有通過深度“認知升級”與“思維躍遷”，才能打破思維定式、制度桎梏與文化慣性，讓更多“六小龍”破土而出，讓科技創新真正成為民族復興的“第一動力”，在全球科技競爭中實現從“追趕者”到“定義者”的變遷。
（作者系上海科創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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