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澳門回歸25周年的命題創作到從澳門本土原型人物的書籍日記中找尋舞臺形象，諜戰舞臺劇《夜行者》，讓觀眾看到了話劇舞臺題材延展的另一種可能性。李乃文和唐旭兩位男主角旗鼓相當，導演趙淼舉重若輕，在黑暗中完成的轉場絲滑高級，一個個不懼黑暗的人，在信仰的加持中閃閃發光……
打動自己才能打動年輕人
在創作之初，這出戲便確定了給年輕人看的定位，導演趙淼說，“只有先打動自己，才有可能打動年輕人。”其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比如中共特科、省港大罷工、香港大營救，甚至西南劇展，在尋找線索的過程中，趙淼和他的團隊鎖定了七八個人物。可即便是將七八個英雄人物的故事放了進來，趙淼仍覺得不夠滿意，在漫長找尋主題的過程中，最終編劇寫了兄弟倆，寫他們是如何從澳門走出來的，又是怎么回來的，在趙淼看來，“雖然他們并沒有真正回家，而是犧牲在了回家的路上，但是他們的心已經回家了。”
這是趙淼第一次觸碰主旋律諜戰劇的題材，他的慎重超過了以往所有的創作。兩年的籌備，96天的排練，7天的合成，這樣的數字在話劇中絕對算得上奢侈，僅在首都劇場就足足合成了4天。趙淼說，“制作方極其給力，原本劇中的獅頭是兩個的預算，但后來為了劇場效果，制作了6個。雖然只有10個演員需要在臺上展示舞獅，但排練時全員參與，就連李乃文和唐旭兩位主演也一樣跟著練習和掌握。”為了這出戲，主創團隊把國內幾乎所有的抗戰諜戰劇都過了一遍，就連國外的經典諜戰影片以及香港的警匪片，趙淼也要求劇組必須全都看,目的就是找尋那種強烈的風格感。
從“黑糖豆”到“不一樣”
劇中的兩位主演李乃文和唐旭都與趙淼淵源頗深，唐旭是他的表哥，李乃文不僅是唐旭的大學同學，還曾經給考中戲導演系的趙淼輔導過臺詞和表演。“可以說我是看著他們的戲有了沖動才創建了三拓旗劇團，如果沒有他們，我現在可能也不會干這行。”
熟悉的人都知道，之前的李乃文被大家稱作“黑糖豆”，又黑又壞又逗，是他一直以來的角色定位，接這個戲李乃文猶豫了很久。“我們倆還有（唐）旭哥有個群，其實就是一個專門勸說乃文哥的群。那天他本來要去青島拍戲，就修改了計劃專門來看戲，而且是帶著團隊一起來的。”
看完之后，李乃文站在門口半天沒說話，突然來了句：現在的戲都這么排了嗎？一句話，趙淼明白，這出戲可能震動了他的戲劇觀。20年重回舞臺，李乃文心中雖沒有具體的形象設定，但方向性的舞臺樣式還是有的，就是要做一部不一樣的作品。
“連蒙帶騙”排了90天
趙淼說，“乃文哥其實不缺舞臺劇，如果接一個非常傳統的戲，這不是他回歸舞臺的訴求，恰好我們的團隊也走到了探索的階段，最好的冒險時機來了。乃文哥和旭哥身上有還沒被開掘出來的另外一面，影視劇貼上的標簽，話劇的排練場或許可以打磨出另一個棱角。”
按照一般明星話劇的排練規律，李乃文經紀團隊給了24天的時間，但用趙淼的話說，最后“連蒙帶騙”排練跨了90天。從排練初期形體訓練、搭架子的階段李乃文和唐旭就來了。為了更高效，劇組在77排練中心租了兩個排練廳，目的就是讓兩位主演的負荷沒有那么大，一個排身段，一個排文戲，結果兩人也一樣跟著練舞獅、一起熱身，不僅不偷懶，甚至還增加了排練時長。“乃文哥為了這個戲瘦了10斤，旭哥則增了8斤肌肉，他們感覺在舞臺上能起飛了。”趙淼說。
為了這出《夜行者》，趙淼和三拓旗推了另外兩部諜戰戲，“同題材的，我們只做一部，就好比前兩年做了《兩京十五日》，后來遇到《長安十二時辰》我們就婉拒了。一個題材一部就好。”在趙淼看來，做了《被嫌棄的松子的一生》和《回廊亭殺人事件》之后，和這個同一出品機構的傳統舞臺劇，《夜行者》是最后一部了。至于不想再做這個類別的舞臺劇，趙淼稱“是不想在一個地方停留太久，舒適區待久了總想跳出去，尋找自己所謂的不穩定性，小劇場的探索我們沒有停。比如當年的《6:3》《水生》《署雷公》《失歌》和《吾愛至斯》，以及新創的《右之左》《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因為沒有那么大的市場需求，但是我們依然會去堅持，借助這種‘不確定性’也來幫助大劇場的劇目做一些嘗試和顛覆，雖然冒險，但很有趣。”就如同諜戰舞臺劇，甚至給了趙淼小時候捂在被窩里看鬼故事、偷偷在屋里玩火的感覺，“這種有點小驚慌的危險，特別有趣。”
但這種冒險基于的是對史實和舞臺的尊重，據趙淼介紹，劇組編劇、舞美設計到服裝設計，從創作之初就定下的原則是所有細節都來自于史實，包括服裝、文本，甚至嶺南獅子制作的細節，雖然是經過改良的，但細節上必須遵守規制。
過了臨界點變化是斷崖式的
唐旭和李乃文于趙淼而言都是哥哥級的，給他們排戲，開始時趙淼很有顧慮，而他們兩人也在排練之前就把自己的憂慮告訴了他，比如體能和身體的表現力，以及跟大家的融合度。“前兩個都可以靠訓練解決，唯獨第三個。開始時感覺像是兩只小貓進到了兔子群里，我也一直琢磨如何去解決，但后來發現我想多了。他們表示，有問題就當眾直接說出來，不用有任何顧慮。”
“還有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是在我們排練到2/3左右的時間，他們的表演和狀態突然就躍層了，我們所有的人都能感覺到他們的變化是斷崖式的。他們自己也說，突然有一天感覺自己走路的狀態都不一樣了。仿佛過了一個臨界點，整個人是一種向上的感覺。”但是趙淼判斷，眼下還不是最好，最好的狀態應該出現在第三座或是第四座巡演城市，從那時起，恐懼感也會消失。
每一次面臨新的合作，趙淼都要跟投資人見面，當面聽聽人家找自己的理由，以及未來對這個戲的規劃。同時，一個機會來了，幾個核心的場面能不能想出來，也決定著趙淼會不會接住這個機會。
而雙方有了信任，也未必就能一拍即合，“對于我們而言，別人的信任其實是我們最大的負擔，我們對自己負責也要對得起這種信任”，于是，《夜行者》的合同直到首輪演出結束后才和老合作方簽署，“我希望留給人家資金去周轉，緩解下投資的壓力，把錢用在刀刃上”。
北京首輪三場演出過后，趙淼似乎并沒有感覺到以往做戲的那種余熱，這或許跟為了戲的呈現效果，在首輪演出時不允許大家在散戲后聚會的規定有關，轉場多、技術復雜、表演強度大，所以劇組下了演出期間不得聚會的“死命令”，也就有了這種沒有結束感的結束感。于是，于5月4日開始的蘇州演出，大家似乎還憋著首演一般的感覺，而趙淼說，北京演出之后，劇組要著手改戲了，首要任務是再減15分鐘的戲。而為了這個戲，趙淼從自己眼下正在演出的4個劇組拆出了演職員，全力保著《夜行者》往前走。
讓屬于戲劇的演員在舞臺上發光
前幾年，很多創作團隊都停下了腳步，但趙淼和他的三拓旗劇團卻一直延續著自己緩慢的創作節奏，“之前我們像烏龜一樣，一年小劇場的劇目可能只有十幾場藝術節的演出，2020至2022年的時候，我們也是一年12場藝術節的演出，慢有時也是一種方式。”
如今，趙淼臺上臺下的合作者基本都已共事20年，最新的合作者也已經三年了，這種默契度就已經決定了一件事如果要做，就相信可以做成。
如今，曾經從“大戲節”走出的趙淼，擔任著幾個藝術節的策劃職務，有了一些話語聲音的他給自己唯一的使命就是讓更多的民營獨立劇團和年輕藝術家進入到藝術節中。
到了這個火候，趙淼和他的團隊有了那么點不懼怕“資本”的底氣，因為精力有限，他們承認自己未必適合所有邀約而來的創作，所以他們只選擇做最打動人、最特別的或者是最冒險的那一個。“我們會向投資人力薦那些在影視圈活躍的卓越演員，讓屬于戲劇的演員能夠在舞臺綻放光彩，其實是我們的幸運，也是我們‘對抗’當下‘資本’和‘流量’的一種方式。劇目創作得越多，越覺得自己渺小。能在戲中說自己想說的話，去打動和影響更多觀眾，這就是做戲的最大意義。”
從澳門回歸25周年的命題創作到從澳門本土原型人物的書籍日記中找尋舞臺形象，諜戰舞臺劇《夜行者》，讓觀眾看到了話劇舞臺題材延展的另一種可能性。李乃文和唐旭兩位男主角旗鼓相當，導演趙淼舉重若輕，在黑暗中完成的轉場絲滑高級，一個個不懼黑暗的人，在信仰的加持中閃閃發光……
打動自己才能打動年輕人
在創作之初，這出戲便確定了給年輕人看的定位，導演趙淼說，“只有先打動自己，才有可能打動年輕人。”其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比如中共特科、省港大罷工、香港大營救，甚至西南劇展，在尋找線索的過程中，趙淼和他的團隊鎖定了七八個人物。可即便是將七八個英雄人物的故事放了進來，趙淼仍覺得不夠滿意，在漫長找尋主題的過程中，最終編劇寫了兄弟倆，寫他們是如何從澳門走出來的，又是怎么回來的，在趙淼看來，“雖然他們并沒有真正回家，而是犧牲在了回家的路上，但是他們的心已經回家了。”
這是趙淼第一次觸碰主旋律諜戰劇的題材，他的慎重超過了以往所有的創作。兩年的籌備，96天的排練，7天的合成，這樣的數字在話劇中絕對算得上奢侈，僅在首都劇場就足足合成了4天。趙淼說，“制作方極其給力，原本劇中的獅頭是兩個的預算，但后來為了劇場效果，制作了6個。雖然只有10個演員需要在臺上展示舞獅，但排練時全員參與，就連李乃文和唐旭兩位主演也一樣跟著練習和掌握。”為了這出戲，主創團隊把國內幾乎所有的抗戰諜戰劇都過了一遍，就連國外的經典諜戰影片以及香港的警匪片，趙淼也要求劇組必須全都看,目的就是找尋那種強烈的風格感。
從“黑糖豆”到“不一樣”
劇中的兩位主演李乃文和唐旭都與趙淼淵源頗深，唐旭是他的表哥，李乃文不僅是唐旭的大學同學，還曾經給考中戲導演系的趙淼輔導過臺詞和表演。“可以說我是看著他們的戲有了沖動才創建了三拓旗劇團，如果沒有他們，我現在可能也不會干這行。”
熟悉的人都知道，之前的李乃文被大家稱作“黑糖豆”，又黑又壞又逗，是他一直以來的角色定位，接這個戲李乃文猶豫了很久。“我們倆還有（唐）旭哥有個群，其實就是一個專門勸說乃文哥的群。那天他本來要去青島拍戲，就修改了計劃專門來看戲，而且是帶著團隊一起來的。”
看完之后，李乃文站在門口半天沒說話，突然來了句：現在的戲都這么排了嗎？一句話，趙淼明白，這出戲可能震動了他的戲劇觀。20年重回舞臺，李乃文心中雖沒有具體的形象設定，但方向性的舞臺樣式還是有的，就是要做一部不一樣的作品。
“連蒙帶騙”排了90天
趙淼說，“乃文哥其實不缺舞臺劇，如果接一個非常傳統的戲，這不是他回歸舞臺的訴求，恰好我們的團隊也走到了探索的階段，最好的冒險時機來了。乃文哥和旭哥身上有還沒被開掘出來的另外一面，影視劇貼上的標簽，話劇的排練場或許可以打磨出另一個棱角。”
按照一般明星話劇的排練規律，李乃文經紀團隊給了24天的時間，但用趙淼的話說，最后“連蒙帶騙”排練跨了90天。從排練初期形體訓練、搭架子的階段李乃文和唐旭就來了。為了更高效，劇組在77排練中心租了兩個排練廳，目的就是讓兩位主演的負荷沒有那么大，一個排身段，一個排文戲，結果兩人也一樣跟著練舞獅、一起熱身，不僅不偷懶，甚至還增加了排練時長。“乃文哥為了這個戲瘦了10斤，旭哥則增了8斤肌肉，他們感覺在舞臺上能起飛了。”趙淼說。
為了這出《夜行者》，趙淼和三拓旗推了另外兩部諜戰戲，“同題材的，我們只做一部，就好比前兩年做了《兩京十五日》，后來遇到《長安十二時辰》我們就婉拒了。一個題材一部就好。”在趙淼看來，做了《被嫌棄的松子的一生》和《回廊亭殺人事件》之后，和這個同一出品機構的傳統舞臺劇，《夜行者》是最后一部了。至于不想再做這個類別的舞臺劇，趙淼稱“是不想在一個地方停留太久，舒適區待久了總想跳出去，尋找自己所謂的不穩定性，小劇場的探索我們沒有停。比如當年的《6:3》《水生》《署雷公》《失歌》和《吾愛至斯》，以及新創的《右之左》《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因為沒有那么大的市場需求，但是我們依然會去堅持，借助這種‘不確定性’也來幫助大劇場的劇目做一些嘗試和顛覆，雖然冒險，但很有趣。”就如同諜戰舞臺劇，甚至給了趙淼小時候捂在被窩里看鬼故事、偷偷在屋里玩火的感覺，“這種有點小驚慌的危險，特別有趣。”
但這種冒險基于的是對史實和舞臺的尊重，據趙淼介紹，劇組編劇、舞美設計到服裝設計，從創作之初就定下的原則是所有細節都來自于史實，包括服裝、文本，甚至嶺南獅子制作的細節，雖然是經過改良的，但細節上必須遵守規制。
過了臨界點變化是斷崖式的
唐旭和李乃文于趙淼而言都是哥哥級的，給他們排戲，開始時趙淼很有顧慮，而他們兩人也在排練之前就把自己的憂慮告訴了他，比如體能和身體的表現力，以及跟大家的融合度。“前兩個都可以靠訓練解決，唯獨第三個。開始時感覺像是兩只小貓進到了兔子群里，我也一直琢磨如何去解決，但后來發現我想多了。他們表示，有問題就當眾直接說出來，不用有任何顧慮。”
“還有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是在我們排練到2/3左右的時間，他們的表演和狀態突然就躍層了，我們所有的人都能感覺到他們的變化是斷崖式的。他們自己也說，突然有一天感覺自己走路的狀態都不一樣了。仿佛過了一個臨界點，整個人是一種向上的感覺。”但是趙淼判斷，眼下還不是最好，最好的狀態應該出現在第三座或是第四座巡演城市，從那時起，恐懼感也會消失。
每一次面臨新的合作，趙淼都要跟投資人見面，當面聽聽人家找自己的理由，以及未來對這個戲的規劃。同時，一個機會來了，幾個核心的場面能不能想出來，也決定著趙淼會不會接住這個機會。
而雙方有了信任，也未必就能一拍即合，“對于我們而言，別人的信任其實是我們最大的負擔，我們對自己負責也要對得起這種信任”，于是，《夜行者》的合同直到首輪演出結束后才和老合作方簽署，“我希望留給人家資金去周轉，緩解下投資的壓力，把錢用在刀刃上”。
北京首輪三場演出過后，趙淼似乎并沒有感覺到以往做戲的那種余熱，這或許跟為了戲的呈現效果，在首輪演出時不允許大家在散戲后聚會的規定有關，轉場多、技術復雜、表演強度大，所以劇組下了演出期間不得聚會的“死命令”，也就有了這種沒有結束感的結束感。于是，于5月4日開始的蘇州演出，大家似乎還憋著首演一般的感覺，而趙淼說，北京演出之后，劇組要著手改戲了，首要任務是再減15分鐘的戲。而為了這個戲，趙淼從自己眼下正在演出的4個劇組拆出了演職員，全力保著《夜行者》往前走。
讓屬于戲劇的演員在舞臺上發光
前幾年，很多創作團隊都停下了腳步，但趙淼和他的三拓旗劇團卻一直延續著自己緩慢的創作節奏，“之前我們像烏龜一樣，一年小劇場的劇目可能只有十幾場藝術節的演出，2020至2022年的時候，我們也是一年12場藝術節的演出，慢有時也是一種方式。”
如今，趙淼臺上臺下的合作者基本都已共事20年，最新的合作者也已經三年了，這種默契度就已經決定了一件事如果要做，就相信可以做成。
如今，曾經從“大戲節”走出的趙淼，擔任著幾個藝術節的策劃職務，有了一些話語聲音的他給自己唯一的使命就是讓更多的民營獨立劇團和年輕藝術家進入到藝術節中。
到了這個火候，趙淼和他的團隊有了那么點不懼怕“資本”的底氣，因為精力有限，他們承認自己未必適合所有邀約而來的創作，所以他們只選擇做最打動人、最特別的或者是最冒險的那一個。“我們會向投資人力薦那些在影視圈活躍的卓越演員，讓屬于戲劇的演員能夠在舞臺綻放光彩，其實是我們的幸運，也是我們‘對抗’當下‘資本’和‘流量’的一種方式。劇目創作得越多，越覺得自己渺小。能在戲中說自己想說的話，去打動和影響更多觀眾，這就是做戲的最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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