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年底的電影年終盤點中，筆者認為，中國電影已經風風火火、一往無前地“邁進了一個嶄新的時代”：越來越多跨界的、非科班的、非精英化的電影從業者或將改變我們所熟知的創作范式。但誰也沒想到，這個“嶄新的時代”來得如此洶涌澎湃，讓人猝不及防。如果說創作范式的轉變仍屬于電影內部的文本問題，那么2024這一年里，傳媒環境的根本性變革已經從外部猛烈沖擊著整個電影行業，甚至可能在不遠的未來改變電影行業的整體格局。
或許，我們只能不情愿地承認，中國電影已經到了必須走出“舒適圈”的時刻。電影人不能再被困在由評分、票房、流量、熱度等構成的數據陷阱里，當務之急是重返自身、尋回初心，去思考一個看似簡單卻又關乎發展前景的基本問題——到底什么才是電影？
熱門檔期已不值得“依賴”
電影年終盤點之時，“檔期依賴癥”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以往，行業內的擔憂一直是，數量眾多的影片扎堆在短短數天內相互拼殺，可能造成資源浪費。可如果，所謂的熱門檔期已經失效了呢？
今年“國慶檔”電影票房為21.04億，略低于去年的27.36億，但不到2019年同檔期的一半；“暑期檔”的電影票房為116.41億，相較于去年的206.3億，也呈現出比較明顯的落差。
如果說票房成績有起有落是正常的市場現象，那么“頭部作品”的缺失才是更值得關注的問題。以“暑期檔”為例，去年票房超過5億的電影有8部，包括《孤注一擲》（35.26億）、《消失的她》（35.23億）、《封神第一部》（24.81億）、《八角籠中》（22.04億）、《長安三萬里》（17.98億）等；而今年只有3部，分別是《抓娃娃》（32.54億）、《默殺》（13.49億）、《異形：奪命艦》（6.42億）。
從上市影視公司的財報看，10家上市電影公司中，有7家公司都在三季度呈現出營收凈利雙跌。中國電影（600977）表示，主要原因是“本期未有與上年同期類似票房規模的公司主投主控影片上映”。沒有“頭部”，代表整體性的平庸，更意味著觀眾對“熱門檔期”的興趣和關注度在下降。
這背后當然有很多原因，比如今年的暑期檔和奧運賽事的正面碰撞。作為賽事主要直播頻道，CCTV-5奧運期間穩居雙網收視份額冠軍。電影票房的下降雖然未必和奧運的高熱度有直接關聯，但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如今假期內可供老百姓選擇的娛樂方式十分豐富多元，面對消費者更熱衷的旅游、社交，該“如何把觀眾重新拉回電影院”恐怕已成為電影行業無可回避的挑戰。
而從熱門檔期撤檔，在今年也成了讓觀眾“見怪不見”的現象。今年“春節檔”，《我們一起搖太陽》《紅毯先生》相繼撤檔；“暑期檔”，《野孩子》一天之內先是提檔后又撤檔；“國慶檔”，《出入平安》也在上映數天后宣布撤檔。撤檔，并不一定是因為藝術質量不過關。比如《我們一起搖太陽》的豆瓣評分高達8.1，主演李庚希還憑借在該片的亮眼表現榮獲金雞獎最佳女主角。但是，明明知道影片風格和節日檔期未必契合，還硬要“賭一把”，顯然片方還是受到了投機心態的影響，希望從熱門檔期分得一杯羹。
然而現實是，當下的熱門檔期未必會出現觀影熱潮。如果說往年的假期里上演的是淘汰賽，總會有一兩個幸運兒脫穎而出，那么現在的熱門檔期已經不再是屬于中國電影的“舒適圈”，甚至還有可能帶來更大的風險。比如《出入平安》的出品方就在宣布撤檔時無奈地承認：在上映期間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而這種困難和挑戰，將會成為電影人必須面對的新課題。
票房、流量不再是“黃金法則”
在春節檔上映的《熱辣滾燙》，票房高達34.6億，早早鎖定了年度票房冠軍。而且，在2024年票房成績前十的電影中，該片的平均票價為48.2元，足見其在當時的熱門程度。
但是，圍繞著“賈玲一年減肥100斤究竟是不是炒作”的爭議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對立、爭吵、撕裂，也幾乎在接下來的一整年里從未停歇。過去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那就是“黑紅也是紅”，不管是贊美還是吐槽，只要有足夠的熱度和流量，總比無人關注來得好。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環境的變化，這一“黃金法則”似乎也漸漸失效。國慶檔的《749局》上映后，口碑兩極分化，針對主演的爭議還引得導演陸川親自下場討論，但一場熱鬧的風波過后，該片的票房反而高開低走，未達預期。
徐崢自導自演的《逆行人生》關注外賣小哥群體，主打現實主義風格，很有話題性，卻遭網友吐槽，導致不少觀眾被“勸退”。胡玫導演的《紅樓夢之金玉良緣》因為選角和改編策略問題一度引發廣泛關注，卻無助于影片的票房和口碑。
事實上，作為票房贏家的《熱辣滾燙》在2024年度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上“零提名”，也已經向行業釋放出明確的信號：一個健康的電影市場不能不講票房，但也不能只講票房。同樣的，一部電影自帶的流量、熱度、話題也許可以實現爆發式繁榮，但越來越多的例子證明，這不僅不利于整個市場大盤的穩定增長，還常常讓影片自身面臨被復雜輿論反噬的危險。
平心而論，身處互聯網時代，酒香也怕巷子深，片方注重營銷、造勢本無可厚非，畢竟，拍攝電影終究不能不講經濟效益。去年《消失的她》等作品的大獲成功，或許也從某種程度上為不少創作者提供了“信心”。但另一方面，當創作者把過多的精力放在場外，當他或她開始考慮到底哪些情節能夠獲得觀眾的情緒價值，到底哪些橋段能夠引起話題的爆發性傳播，到底哪些演員才能自帶更多的粉絲和流量，那么電影本身的藝術質量和水準就不可能不受到影響。
就此而言，唯票房論、唯流量論在今年電影市場中的暫時“失靈”，或許也可以促使廣大電影人重新冷靜思考：怎么做，才能不讓電影創作困在產品經理式的互聯網思維里，不讓自身的藝術趣味持續被所謂的潮流、熱梗所“馴化”。
總之，有些邏輯關系是顛撲不破的：先有質量上乘的電影作品，才會有票房和流量；先有公認的藝術價值，才會有強大的傳播效應；少一點揣測大眾趣味的投機心理，多一點心無旁騖、全情投入的創作態度，才能在電影市場中真正站穩腳跟。
打破套路需要銳氣和勇氣
在國慶檔上映的《爆款好人》幾乎集合了當下國產電影創作的所有“成功元素”。有流量造假、人設打造、輿論操控、網絡暴力等很網紅的話題，有葛優、李雪琴、吳磊等照顧到不同受眾群體的人氣演員，有老百姓還是要“踏踏實實過日子”的溫情心靈雞湯，還有幽默的橋段、有趣的臺詞，但將它們組合起來，卻沒能換來票房和口碑上的成功。
事實上，《爆款好人》并不孤獨，不少創作團隊似乎仍在迷信那些曾經獲得“成功”的創作套路和公式，試圖通過不斷向觀眾“獻媚”來換取想象中的市場回報。《野孩子》和《朝云暮雨》都有《我不是藥神》的“影子”——由真實故事改編而成，有十分煽情、感人的基調，有對社會底層群體的人文關懷。但和《我不是藥神》不同的是，它們又都缺乏對生活的真知灼見，對現實問題的觸碰也欲言又止、態度曖昧，以至于所謂真實的故事、人物都淪為電影的“噱頭”“賣點”。
《年會不能停！》的大獲成功似乎預示了職場題材電影的光明前景。于是，《勝券在握》《大場面》也趁勢而上，把鏡頭對準了打工人的困境、職場中的不合理現象，都希望用“好人不能受欺負”之類的樸素道理引發觀眾共鳴。然而，這兩部影片的創作團隊顯然缺乏職場生活的真實體驗，未能深挖職場不合理現象的根由，使得電影越來越趨近于“過家家”式的鬧劇。
此外，香港動作電影在市場中受歡迎的程度走低，因為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始終未被舍棄。《海關戰線》《危機航線》依舊請來了內地觀眾耳熟能詳的老牌港星，還在玩“忠奸難辨”的模式，沉迷于動作戲、大場面，讓觀眾不免有些審美疲勞。
沈騰、馬麗主演的《抓娃娃》以33.28億的票房成為“暑期檔”的一枝獨秀，但無論是熱度還是聲量，都無法和當年的喜劇標桿《夏洛特煩惱》相提并論。當“含騰量”已經成為社交媒體的熱梗；當開心麻花不斷消費自身的品牌價值，卻在喜劇藝術的探索上陷入停滯、保守；“沈馬組合”的群眾基礎再深厚，恐怕也該居安思危了。
陳思誠試圖在《解密》中創造更宏大的格局、更復雜的人物，又絞盡腦汁地想要把既往的成功經驗一股腦兒地塞進影片，導致各種破綻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來，整部電影變得支離破碎、四分五裂。徐崢的《逆行人生》很想延續這些年來“溫暖現實主義”的成功經驗，但觀眾對主人公“沒苦硬吃”的評價瞬間就讓電影泄了氣。年中有《默殺》，年底還有《誤殺3》，或許可以說明渲染感官刺激、提供情緒價值的類型化電影，仍在頑強地自我復制。
與其說是那些曾經被市場蓋章“有效”的套路和公式已經過時，倒不如說，是部分創作者既偷懶又缺乏真誠的創作態度正在勸退觀眾。一方面，互聯網時代，所有套路和公式的更新換代速度早已超越了傳統電影人的想象；另一方面，電影相對漫長的制作周期也決定了，它從來就不適合“蹭熱點”“趕潮流”。
不過，也有許多中國電影人已經或者正在勇敢地走出“舒適圈”。《好東西》重新定義了新時代的兩性關系，表現出對現代都市生活新穎而深刻的認知與把握，讓我們看到了新一代女性導演跳脫出傳統模式的嘗試；《周處除三害》突破了“復仇爽劇”的套路，在暴躁乖戾的表皮下，對生活意義和人性內核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成為本年度電影市場的黑馬；《白日之下》《年少日記》跳脫出香港電影的商業流水線，將目光投向了社會弱勢群體，傳遞出濃厚的人文關懷，讓廣大觀眾耳目一新。
這些作品在藝術上未必沒有瑕疵，但它們所蘊含的勇氣和銳氣卻是有目共睹的，這也是中國電影的希望所在。因此，任何創作者都不能沉溺在過去的經驗或者輝煌里，只有不再墨守成規、真誠地去表達，觀眾才會重新被電影的魅力所召喚。
中國電影已走在變革路上
往年的年終盤點，我們總會慣性地從文本分析的角度去總結電影創作方面的利弊得失。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或許人們不得不轉換視角，由“內”向“外”，在社會文化轉型的大背景下重新觀察電影行業本身。并不夸張地說，對今天的電影而言，再也沒有“護城河”了——以短視頻為代表的多種流媒體介質正從四面八方沖擊著整個行業，帶來的是前人未曾料想過的顛覆性局面。
賈樟柯在《風流一代》上映時，呼吁觀眾到影院觀影，有網友評論：“如今誰還去電影院看電影呀，不都是在家看的嗎？”這或許只是一句無心之言，但背后透露出的現象卻不能不引起電影行業重視。如今，不少院線影片在兩個月左右后就會上線網絡平臺，所以不少觀眾寧愿“等待”，用更低廉的價格在自家電視或移動設備上觀影，而不愿意去影院捧場。
張藝謀在年底接受采訪時也吐槽了短視頻解說電影的現象:“電影院觀影的儀式感與沉浸感是線上無法替代的”“我覺得實在很無語啊”，導演的感慨其實很中肯也很客觀，但不少網友并不認同。網友未必是在表達對電影藝術的不滿，或許是對越來越多“水時長”“湊劇情”的爛片有反感。
專業電影人當然可以從藝術性欠缺的角度批評，甚至鄙視“小美與小帥”式的短視頻。但現實是，在普通觀眾眼中，電影和短視頻是“平等”的，并沒有“高下之分”。而要論通俗意義上的娛樂性，今天的電影或許很難和節奏更快、體驗更輕松的短視頻相比。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電影人的當務之急不是抱怨或者哀嘆，而是在藝術價值、表現手法上推陳出新。
事實上，面對時代的巨變，電影行業已經在積極行動。今年越來越多的影片采取差異化發行的方式上映，探索電影的精準化營銷。比如，口碑頗佳，但票房預期一般的《老槍》就在首輪放映時采用分線發行模式，即少量影城參與放映，保證一定比例的排片。總體來看，這種模式還在尋找適合本土情況的落地路徑，后續如何發展，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從年初的《熱辣滾燙》到年末的《好東西》，中國電影也許要面對爭議和分歧，也許要面對焦慮和困惑，但不可否認，它仍然在不斷啟發公眾重新審視和反思固有的觀念、價值，持續生產新的公共議題。因此，在告別2024年之際，我們仍有理由對中國電影的未來充滿信心。每一位電影人或許都應該正視行業的發展變化，為這一藝術門類繼續開辟新的演進路徑。
在2023年年底的電影年終盤點中，筆者認為，中國電影已經風風火火、一往無前地“邁進了一個嶄新的時代”：越來越多跨界的、非科班的、非精英化的電影從業者或將改變我們所熟知的創作范式。但誰也沒想到，這個“嶄新的時代”來得如此洶涌澎湃，讓人猝不及防。如果說創作范式的轉變仍屬于電影內部的文本問題，那么2024這一年里，傳媒環境的根本性變革已經從外部猛烈沖擊著整個電影行業，甚至可能在不遠的未來改變電影行業的整體格局。
或許，我們只能不情愿地承認，中國電影已經到了必須走出“舒適圈”的時刻。電影人不能再被困在由評分、票房、流量、熱度等構成的數據陷阱里，當務之急是重返自身、尋回初心，去思考一個看似簡單卻又關乎發展前景的基本問題——到底什么才是電影？
熱門檔期已不值得“依賴”
電影年終盤點之時，“檔期依賴癥”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以往，行業內的擔憂一直是，數量眾多的影片扎堆在短短數天內相互拼殺，可能造成資源浪費。可如果，所謂的熱門檔期已經失效了呢？
今年“國慶檔”電影票房為21.04億，略低于去年的27.36億，但不到2019年同檔期的一半；“暑期檔”的電影票房為116.41億，相較于去年的206.3億，也呈現出比較明顯的落差。
如果說票房成績有起有落是正常的市場現象，那么“頭部作品”的缺失才是更值得關注的問題。以“暑期檔”為例，去年票房超過5億的電影有8部，包括《孤注一擲》（35.26億）、《消失的她》（35.23億）、《封神第一部》（24.81億）、《八角籠中》（22.04億）、《長安三萬里》（17.98億）等；而今年只有3部，分別是《抓娃娃》（32.54億）、《默殺》（13.49億）、《異形：奪命艦》（6.42億）。
從上市影視公司的財報看，10家上市電影公司中，有7家公司都在三季度呈現出營收凈利雙跌。中國電影（600977）表示，主要原因是“本期未有與上年同期類似票房規模的公司主投主控影片上映”。沒有“頭部”，代表整體性的平庸，更意味著觀眾對“熱門檔期”的興趣和關注度在下降。
這背后當然有很多原因，比如今年的暑期檔和奧運賽事的正面碰撞。作為賽事主要直播頻道，CCTV-5奧運期間穩居雙網收視份額冠軍。電影票房的下降雖然未必和奧運的高熱度有直接關聯，但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如今假期內可供老百姓選擇的娛樂方式十分豐富多元，面對消費者更熱衷的旅游、社交，該“如何把觀眾重新拉回電影院”恐怕已成為電影行業無可回避的挑戰。
而從熱門檔期撤檔，在今年也成了讓觀眾“見怪不見”的現象。今年“春節檔”，《我們一起搖太陽》《紅毯先生》相繼撤檔；“暑期檔”，《野孩子》一天之內先是提檔后又撤檔；“國慶檔”，《出入平安》也在上映數天后宣布撤檔。撤檔，并不一定是因為藝術質量不過關。比如《我們一起搖太陽》的豆瓣評分高達8.1，主演李庚希還憑借在該片的亮眼表現榮獲金雞獎最佳女主角。但是，明明知道影片風格和節日檔期未必契合，還硬要“賭一把”，顯然片方還是受到了投機心態的影響，希望從熱門檔期分得一杯羹。
然而現實是，當下的熱門檔期未必會出現觀影熱潮。如果說往年的假期里上演的是淘汰賽，總會有一兩個幸運兒脫穎而出，那么現在的熱門檔期已經不再是屬于中國電影的“舒適圈”，甚至還有可能帶來更大的風險。比如《出入平安》的出品方就在宣布撤檔時無奈地承認：在上映期間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而這種困難和挑戰，將會成為電影人必須面對的新課題。
票房、流量不再是“黃金法則”
在春節檔上映的《熱辣滾燙》，票房高達34.6億，早早鎖定了年度票房冠軍。而且，在2024年票房成績前十的電影中，該片的平均票價為48.2元，足見其在當時的熱門程度。
但是，圍繞著“賈玲一年減肥100斤究竟是不是炒作”的爭議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對立、爭吵、撕裂，也幾乎在接下來的一整年里從未停歇。過去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那就是“黑紅也是紅”，不管是贊美還是吐槽，只要有足夠的熱度和流量，總比無人關注來得好。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環境的變化，這一“黃金法則”似乎也漸漸失效。國慶檔的《749局》上映后，口碑兩極分化，針對主演的爭議還引得導演陸川親自下場討論，但一場熱鬧的風波過后，該片的票房反而高開低走，未達預期。
徐崢自導自演的《逆行人生》關注外賣小哥群體，主打現實主義風格，很有話題性，卻遭網友吐槽，導致不少觀眾被“勸退”。胡玫導演的《紅樓夢之金玉良緣》因為選角和改編策略問題一度引發廣泛關注，卻無助于影片的票房和口碑。
事實上，作為票房贏家的《熱辣滾燙》在2024年度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上“零提名”，也已經向行業釋放出明確的信號：一個健康的電影市場不能不講票房，但也不能只講票房。同樣的，一部電影自帶的流量、熱度、話題也許可以實現爆發式繁榮，但越來越多的例子證明，這不僅不利于整個市場大盤的穩定增長，還常常讓影片自身面臨被復雜輿論反噬的危險。
平心而論，身處互聯網時代，酒香也怕巷子深，片方注重營銷、造勢本無可厚非，畢竟，拍攝電影終究不能不講經濟效益。去年《消失的她》等作品的大獲成功，或許也從某種程度上為不少創作者提供了“信心”。但另一方面，當創作者把過多的精力放在場外，當他或她開始考慮到底哪些情節能夠獲得觀眾的情緒價值，到底哪些橋段能夠引起話題的爆發性傳播，到底哪些演員才能自帶更多的粉絲和流量，那么電影本身的藝術質量和水準就不可能不受到影響。
就此而言，唯票房論、唯流量論在今年電影市場中的暫時“失靈”，或許也可以促使廣大電影人重新冷靜思考：怎么做，才能不讓電影創作困在產品經理式的互聯網思維里，不讓自身的藝術趣味持續被所謂的潮流、熱梗所“馴化”。
總之，有些邏輯關系是顛撲不破的：先有質量上乘的電影作品，才會有票房和流量；先有公認的藝術價值，才會有強大的傳播效應；少一點揣測大眾趣味的投機心理，多一點心無旁騖、全情投入的創作態度，才能在電影市場中真正站穩腳跟。
打破套路需要銳氣和勇氣
在國慶檔上映的《爆款好人》幾乎集合了當下國產電影創作的所有“成功元素”。有流量造假、人設打造、輿論操控、網絡暴力等很網紅的話題，有葛優、李雪琴、吳磊等照顧到不同受眾群體的人氣演員，有老百姓還是要“踏踏實實過日子”的溫情心靈雞湯，還有幽默的橋段、有趣的臺詞，但將它們組合起來，卻沒能換來票房和口碑上的成功。
事實上，《爆款好人》并不孤獨，不少創作團隊似乎仍在迷信那些曾經獲得“成功”的創作套路和公式，試圖通過不斷向觀眾“獻媚”來換取想象中的市場回報。《野孩子》和《朝云暮雨》都有《我不是藥神》的“影子”——由真實故事改編而成，有十分煽情、感人的基調，有對社會底層群體的人文關懷。但和《我不是藥神》不同的是，它們又都缺乏對生活的真知灼見，對現實問題的觸碰也欲言又止、態度曖昧，以至于所謂真實的故事、人物都淪為電影的“噱頭”“賣點”。
《年會不能停！》的大獲成功似乎預示了職場題材電影的光明前景。于是，《勝券在握》《大場面》也趁勢而上，把鏡頭對準了打工人的困境、職場中的不合理現象，都希望用“好人不能受欺負”之類的樸素道理引發觀眾共鳴。然而，這兩部影片的創作團隊顯然缺乏職場生活的真實體驗，未能深挖職場不合理現象的根由，使得電影越來越趨近于“過家家”式的鬧劇。
此外，香港動作電影在市場中受歡迎的程度走低，因為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始終未被舍棄。《海關戰線》《危機航線》依舊請來了內地觀眾耳熟能詳的老牌港星，還在玩“忠奸難辨”的模式，沉迷于動作戲、大場面，讓觀眾不免有些審美疲勞。
沈騰、馬麗主演的《抓娃娃》以33.28億的票房成為“暑期檔”的一枝獨秀，但無論是熱度還是聲量，都無法和當年的喜劇標桿《夏洛特煩惱》相提并論。當“含騰量”已經成為社交媒體的熱梗；當開心麻花不斷消費自身的品牌價值，卻在喜劇藝術的探索上陷入停滯、保守；“沈馬組合”的群眾基礎再深厚，恐怕也該居安思危了。
陳思誠試圖在《解密》中創造更宏大的格局、更復雜的人物，又絞盡腦汁地想要把既往的成功經驗一股腦兒地塞進影片，導致各種破綻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來，整部電影變得支離破碎、四分五裂。徐崢的《逆行人生》很想延續這些年來“溫暖現實主義”的成功經驗，但觀眾對主人公“沒苦硬吃”的評價瞬間就讓電影泄了氣。年中有《默殺》，年底還有《誤殺3》，或許可以說明渲染感官刺激、提供情緒價值的類型化電影，仍在頑強地自我復制。
與其說是那些曾經被市場蓋章“有效”的套路和公式已經過時，倒不如說，是部分創作者既偷懶又缺乏真誠的創作態度正在勸退觀眾。一方面，互聯網時代，所有套路和公式的更新換代速度早已超越了傳統電影人的想象；另一方面，電影相對漫長的制作周期也決定了，它從來就不適合“蹭熱點”“趕潮流”。
不過，也有許多中國電影人已經或者正在勇敢地走出“舒適圈”。《好東西》重新定義了新時代的兩性關系，表現出對現代都市生活新穎而深刻的認知與把握，讓我們看到了新一代女性導演跳脫出傳統模式的嘗試；《周處除三害》突破了“復仇爽劇”的套路，在暴躁乖戾的表皮下，對生活意義和人性內核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成為本年度電影市場的黑馬；《白日之下》《年少日記》跳脫出香港電影的商業流水線，將目光投向了社會弱勢群體，傳遞出濃厚的人文關懷，讓廣大觀眾耳目一新。
這些作品在藝術上未必沒有瑕疵，但它們所蘊含的勇氣和銳氣卻是有目共睹的，這也是中國電影的希望所在。因此，任何創作者都不能沉溺在過去的經驗或者輝煌里，只有不再墨守成規、真誠地去表達，觀眾才會重新被電影的魅力所召喚。
中國電影已走在變革路上
往年的年終盤點，我們總會慣性地從文本分析的角度去總結電影創作方面的利弊得失。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或許人們不得不轉換視角，由“內”向“外”，在社會文化轉型的大背景下重新觀察電影行業本身。并不夸張地說，對今天的電影而言，再也沒有“護城河”了——以短視頻為代表的多種流媒體介質正從四面八方沖擊著整個行業，帶來的是前人未曾料想過的顛覆性局面。
賈樟柯在《風流一代》上映時，呼吁觀眾到影院觀影，有網友評論：“如今誰還去電影院看電影呀，不都是在家看的嗎？”這或許只是一句無心之言，但背后透露出的現象卻不能不引起電影行業重視。如今，不少院線影片在兩個月左右后就會上線網絡平臺，所以不少觀眾寧愿“等待”，用更低廉的價格在自家電視或移動設備上觀影，而不愿意去影院捧場。
張藝謀在年底接受采訪時也吐槽了短視頻解說電影的現象:“電影院觀影的儀式感與沉浸感是線上無法替代的”“我覺得實在很無語啊”，導演的感慨其實很中肯也很客觀，但不少網友并不認同。網友未必是在表達對電影藝術的不滿，或許是對越來越多“水時長”“湊劇情”的爛片有反感。
專業電影人當然可以從藝術性欠缺的角度批評，甚至鄙視“小美與小帥”式的短視頻。但現實是，在普通觀眾眼中，電影和短視頻是“平等”的，并沒有“高下之分”。而要論通俗意義上的娛樂性，今天的電影或許很難和節奏更快、體驗更輕松的短視頻相比。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電影人的當務之急不是抱怨或者哀嘆，而是在藝術價值、表現手法上推陳出新。
事實上，面對時代的巨變，電影行業已經在積極行動。今年越來越多的影片采取差異化發行的方式上映，探索電影的精準化營銷。比如，口碑頗佳，但票房預期一般的《老槍》就在首輪放映時采用分線發行模式，即少量影城參與放映，保證一定比例的排片。總體來看，這種模式還在尋找適合本土情況的落地路徑，后續如何發展，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從年初的《熱辣滾燙》到年末的《好東西》，中國電影也許要面對爭議和分歧，也許要面對焦慮和困惑，但不可否認，它仍然在不斷啟發公眾重新審視和反思固有的觀念、價值，持續生產新的公共議題。因此，在告別2024年之際，我們仍有理由對中國電影的未來充滿信心。每一位電影人或許都應該正視行業的發展變化，為這一藝術門類繼續開辟新的演進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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