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車間里鍛造洛陽鏟的女孩是什么樣子的？臉蛋灰撲撲的，爐火生起，噴涌出的煤灰鉆進耳道、鼻孔、眼睛、頭發里。干完活，孫銀瑩要洗個兩三遍才能清理干凈。
2015年，洛陽鏟鍛造技藝被列入河南省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孫氏家族代代傳承、守護著享譽中外的“考古神器”洛陽鏟。到了1989年出生的孫銀瑩，已是第五代傳人。
過往四代傳承人都是男性。在孫銀瑩母親眼里，一份適合女孩的體面工作應該是教師、醫生，抑或是任何一份普通的文職工作，“打鏟兒”絕不包含在內，即便這是一門老祖宗留下來的手藝。
“打鐵要趁熱”，鐵錘掄起后重重落下，飛濺的火花不留神就會迸到臉上。和洛陽鏟一起誕生的，可能還有臉上一個個白色的小傷疤。沒有哪個女孩不在意自己的容貌，但她逐漸意識到，穿著工裝、戴著防護頭盔，也是一種美。
孫銀瑩希望自己傳承好洛陽鏟，不能讓這門老祖宗的手藝折在自己這代人手里。她也清楚，不知從什么時候起，這種挖掘工具在各種暢銷的文學和影視作品中被演繹出神秘色彩，總是與“盜墓”關聯在一起。她開通社交媒體賬號，公開洛陽鏟的鍛造過程，一切都在燈火通明的車間里進行。她想要證明，器物本無善惡，洛陽鏟“見得了光”。
新京報記者 秦冰
自然而然去“打鏟兒”
新京報：為什么會選擇“打鏟兒”作為自己的職業？
孫銀瑩：我是在河南科技大學讀的經濟管理類專業，大學畢業的時候很迷茫，雖然給很多企業投了簡歷，但還是非常放心不下家里。當時我內心的想法就是，我拿到了錄用通知書，就代表我有適應社會的能力，我被這個社會所需要，而不是因為找不到工作而留在家里，得到這個認可之后才能踏下心來。
新京報：當時父母希望你做什么工作？
孫銀瑩：我媽媽一開始不想讓我做這個（洛陽鏟），她覺得這對一個女孩子來說太辛苦了，希望我去考個教師、醫生，或者找一份文職工作。同時，父母也希望有人繼承手藝。幸運的是，這兩件事找到了平衡。2013年，我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了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從事考古勘探工作。
我每天自由地穿梭于考古研究院和家里的生產間，在考古一線的使用訴求可以直接反饋給生產的后方，非常“直給”。
新京報：這個行當的女性多嗎？你如何看待女性“打鏟兒”？現在父母對你選擇“打鏟兒”又是什么態度？
孫銀瑩：這個行業中的女性不多。對我來說，去“打鏟兒”是一個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好洛陽鏟傳到我們這一代了，父母也希望家里有人把這門手藝守好、傳承好。
這份工作沒有那么光鮮，但也沒有那么悲慘。現在我還是喜歡每天從研究院回來以后，去車間打打鏟兒，還可以順便活動一下筋骨。但也會注意休息，沒有必要沒苦硬吃，這是長期的勞作，也要珍惜自己的身體狀況。
不過工作的時候的確是很臟，所以我每天會做很多的護膚工作。除了基礎的洗護，還會每天敷面膜補水，然后再用美容儀護膚，家里人還吐槽我在護膚上耗費的時間太夸張了（笑）。我還經常自嘲，可能因為護膚效果顯著，很多人會在視頻里質疑我是擺拍，不會真的“打鏟兒”。
很多人覺得我們這個行業比較土，但也有人會覺得女孩做這個“很颯”，是另一種美感。
新京報：現在的你是怎么看待這個行當的？你是怎么發現它的價值的？
孫銀瑩：認知的改變來自于一些特殊的經歷。我記得大概在二十歲左右，有幾個英國人到我家里，對我們這種原生態的洛陽鏟鍛造方式感到非常震驚。我記得他們嘰里呱啦說了很多話，還很激動，但我只聽懂了一個‘nice’。
還有一次，幾名香港大學的教授來到這里，他們說洛陽鏟已經上了教材，想過來看一看真正的洛陽鏟是什么樣子的。我當時感受到了認可。
洛陽鏟在考古領域大放異彩，我發現洛陽鏟雖然曾被用來破壞文物，但也可以保護文物。所有的發掘都是對地下文物的二次傷害，但洛陽鏟可以在不破壞文物的情況下，探測地下文物的情況。
經過了很多時間、很多事情，我才慢慢建立起對洛陽鏟更加深刻的認知。其實，器物本無善惡之分，要看是誰用它，要看是怎么用它，無品之人用則兇。
傳承人眼中的洛陽鏟
新京報：在你看來，洛陽鏟的精妙之處在哪里？
孫銀瑩：洛陽鏟不僅是一種考古工具，還代表著一種考古模式。一把完整的洛陽鏟，包括鏟頭、配重、鏟桿、護絲帽。從外形上來看，洛陽鏟大概有3米長，但鏟桿是分節的，可以連接很長，最深可探入到地下十幾米。
弧度和形制是洛陽鏟區別于其他鏟子的地方，也是它的神奇之處。因此洛陽鏟也有另一種叫法——豎鏟，因為它要豎著取土。洛陽鏟的鏟頭下寬上細。一鏟下去，鏟頭插入松土，土擠到鏟子的最上方，掉不下去，就可以把土帶出來了。而鏟頭半圓（柱）的設計，可以把帶到地面的土輕松從鏟內取出。
通過觀察所帶出土壤的土質、結構、顏色等，判斷地下有無古代墓葬等等。這就代表著，在勘探的時候不用挖開地下古墓就可以對地下的情況進行判斷，避免了對古墓的破壞，它的實用性更強。
1953年，古都洛陽被選為重工業城市。怎樣在“不破壞地下遺跡的情況下選址”成為一個大問題。當時2000多名探工用洛陽鏟將洛陽的地下使用情況摸清楚了，洛陽鏟作為一種考古工具也逐漸揚名。
新京報：打造洛陽鏟時，工藝上有沒有什么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比如材質、工序、火候等等。
孫銀瑩：燒制、淬火、捏竅都是洛陽鏟鍛造過程中工藝上要求比較高的環節。燒制要很好地把握火候，不然容易受熱不均勻或者燒壞鏟丕；淬火要干凈利落，淬不到位影響鋼性；捏竅要“心中有圖紙，眼中有樣子”，把形狀給敲到完美。整個過程，沒有固定的圖紙和參數，全憑經驗的積累和判斷，一錘一錘敲打出來，一點懶都偷不得。
新京報：介紹下洛陽鏟的“高光”時刻吧。
孫銀瑩：爺爺那一代對洛陽鏟進行了深度的改良。因為最開始的洛陽鏟只有一種形制，半圓形的，也比較短，在考古作業時磨損嚴重。爺爺對淬火、鏟形等都做了非常精細的改良，以適應不同土質、不同使用場景的變化。洛陽鏟不再是單一的考古工具，在建筑、公路、礦山等領域里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地質勘探等工作中。
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考古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時曾贈送一把打造精致的洛陽鏟作為國禮，這把洛陽鏟就是我爺爺打造的。我爺爺對于洛陽鏟的鍛造工藝極為講究，要求很高，那把洛陽鏟也設計了很久，最后鍛造出一把可以放在架子上觀賞的小洛陽鏟，大概有四五十厘米的樣子。
雖然孫氏家族對洛陽鏟做出了一些改良，拓寬了使用范圍，但洛陽鏟的發展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不是自己家族的哪一代人對洛陽鏟作出了多么了不起的貢獻。
這些洛陽鏟都是一個鏟形，但也有長有短，有胖有瘦，使用范圍和應用場景也不盡相同。我覺得沒有絕對的創新，所有新的東西都會立于傳統之上，然后無限地去做一些變化才能被社會需要，然后才能談傳承的事情。
而且，傳承有很多種方式，不一定是家族傳承。有任何想傳承或者學習這門技藝的人，我們都會傾囊相授。
在車間里鍛造洛陽鏟的女孩是什么樣子的？臉蛋灰撲撲的，爐火生起，噴涌出的煤灰鉆進耳道、鼻孔、眼睛、頭發里。干完活，孫銀瑩要洗個兩三遍才能清理干凈。
2015年，洛陽鏟鍛造技藝被列入河南省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孫氏家族代代傳承、守護著享譽中外的“考古神器”洛陽鏟。到了1989年出生的孫銀瑩，已是第五代傳人。
過往四代傳承人都是男性。在孫銀瑩母親眼里，一份適合女孩的體面工作應該是教師、醫生，抑或是任何一份普通的文職工作，“打鏟兒”絕不包含在內，即便這是一門老祖宗留下來的手藝。
“打鐵要趁熱”，鐵錘掄起后重重落下，飛濺的火花不留神就會迸到臉上。和洛陽鏟一起誕生的，可能還有臉上一個個白色的小傷疤。沒有哪個女孩不在意自己的容貌，但她逐漸意識到，穿著工裝、戴著防護頭盔，也是一種美。
孫銀瑩希望自己傳承好洛陽鏟，不能讓這門老祖宗的手藝折在自己這代人手里。她也清楚，不知從什么時候起，這種挖掘工具在各種暢銷的文學和影視作品中被演繹出神秘色彩，總是與“盜墓”關聯在一起。她開通社交媒體賬號，公開洛陽鏟的鍛造過程，一切都在燈火通明的車間里進行。她想要證明，器物本無善惡，洛陽鏟“見得了光”。
新京報記者 秦冰
自然而然去“打鏟兒”
新京報：為什么會選擇“打鏟兒”作為自己的職業？
孫銀瑩：我是在河南科技大學讀的經濟管理類專業，大學畢業的時候很迷茫，雖然給很多企業投了簡歷，但還是非常放心不下家里。當時我內心的想法就是，我拿到了錄用通知書，就代表我有適應社會的能力，我被這個社會所需要，而不是因為找不到工作而留在家里，得到這個認可之后才能踏下心來。
新京報：當時父母希望你做什么工作？
孫銀瑩：我媽媽一開始不想讓我做這個（洛陽鏟），她覺得這對一個女孩子來說太辛苦了，希望我去考個教師、醫生，或者找一份文職工作。同時，父母也希望有人繼承手藝。幸運的是，這兩件事找到了平衡。2013年，我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了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從事考古勘探工作。
我每天自由地穿梭于考古研究院和家里的生產間，在考古一線的使用訴求可以直接反饋給生產的后方，非常“直給”。
新京報：這個行當的女性多嗎？你如何看待女性“打鏟兒”？現在父母對你選擇“打鏟兒”又是什么態度？
孫銀瑩：這個行業中的女性不多。對我來說，去“打鏟兒”是一個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好洛陽鏟傳到我們這一代了，父母也希望家里有人把這門手藝守好、傳承好。
這份工作沒有那么光鮮，但也沒有那么悲慘。現在我還是喜歡每天從研究院回來以后，去車間打打鏟兒，還可以順便活動一下筋骨。但也會注意休息，沒有必要沒苦硬吃，這是長期的勞作，也要珍惜自己的身體狀況。
不過工作的時候的確是很臟，所以我每天會做很多的護膚工作。除了基礎的洗護，還會每天敷面膜補水，然后再用美容儀護膚，家里人還吐槽我在護膚上耗費的時間太夸張了（笑）。我還經常自嘲，可能因為護膚效果顯著，很多人會在視頻里質疑我是擺拍，不會真的“打鏟兒”。
很多人覺得我們這個行業比較土，但也有人會覺得女孩做這個“很颯”，是另一種美感。
新京報：現在的你是怎么看待這個行當的？你是怎么發現它的價值的？
孫銀瑩：認知的改變來自于一些特殊的經歷。我記得大概在二十歲左右，有幾個英國人到我家里，對我們這種原生態的洛陽鏟鍛造方式感到非常震驚。我記得他們嘰里呱啦說了很多話，還很激動，但我只聽懂了一個‘nice’。
還有一次，幾名香港大學的教授來到這里，他們說洛陽鏟已經上了教材，想過來看一看真正的洛陽鏟是什么樣子的。我當時感受到了認可。
洛陽鏟在考古領域大放異彩，我發現洛陽鏟雖然曾被用來破壞文物，但也可以保護文物。所有的發掘都是對地下文物的二次傷害，但洛陽鏟可以在不破壞文物的情況下，探測地下文物的情況。
經過了很多時間、很多事情，我才慢慢建立起對洛陽鏟更加深刻的認知。其實，器物本無善惡之分，要看是誰用它，要看是怎么用它，無品之人用則兇。
傳承人眼中的洛陽鏟
新京報：在你看來，洛陽鏟的精妙之處在哪里？
孫銀瑩：洛陽鏟不僅是一種考古工具，還代表著一種考古模式。一把完整的洛陽鏟，包括鏟頭、配重、鏟桿、護絲帽。從外形上來看，洛陽鏟大概有3米長，但鏟桿是分節的，可以連接很長，最深可探入到地下十幾米。
弧度和形制是洛陽鏟區別于其他鏟子的地方，也是它的神奇之處。因此洛陽鏟也有另一種叫法——豎鏟，因為它要豎著取土。洛陽鏟的鏟頭下寬上細。一鏟下去，鏟頭插入松土，土擠到鏟子的最上方，掉不下去，就可以把土帶出來了。而鏟頭半圓（柱）的設計，可以把帶到地面的土輕松從鏟內取出。
通過觀察所帶出土壤的土質、結構、顏色等，判斷地下有無古代墓葬等等。這就代表著，在勘探的時候不用挖開地下古墓就可以對地下的情況進行判斷，避免了對古墓的破壞，它的實用性更強。
1953年，古都洛陽被選為重工業城市。怎樣在“不破壞地下遺跡的情況下選址”成為一個大問題。當時2000多名探工用洛陽鏟將洛陽的地下使用情況摸清楚了，洛陽鏟作為一種考古工具也逐漸揚名。
新京報：打造洛陽鏟時，工藝上有沒有什么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比如材質、工序、火候等等。
孫銀瑩：燒制、淬火、捏竅都是洛陽鏟鍛造過程中工藝上要求比較高的環節。燒制要很好地把握火候，不然容易受熱不均勻或者燒壞鏟丕；淬火要干凈利落，淬不到位影響鋼性；捏竅要“心中有圖紙，眼中有樣子”，把形狀給敲到完美。整個過程，沒有固定的圖紙和參數，全憑經驗的積累和判斷，一錘一錘敲打出來，一點懶都偷不得。
新京報：介紹下洛陽鏟的“高光”時刻吧。
孫銀瑩：爺爺那一代對洛陽鏟進行了深度的改良。因為最開始的洛陽鏟只有一種形制，半圓形的，也比較短，在考古作業時磨損嚴重。爺爺對淬火、鏟形等都做了非常精細的改良，以適應不同土質、不同使用場景的變化。洛陽鏟不再是單一的考古工具，在建筑、公路、礦山等領域里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地質勘探等工作中。
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考古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時曾贈送一把打造精致的洛陽鏟作為國禮，這把洛陽鏟就是我爺爺打造的。我爺爺對于洛陽鏟的鍛造工藝極為講究，要求很高，那把洛陽鏟也設計了很久，最后鍛造出一把可以放在架子上觀賞的小洛陽鏟，大概有四五十厘米的樣子。
雖然孫氏家族對洛陽鏟做出了一些改良，拓寬了使用范圍，但洛陽鏟的發展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不是自己家族的哪一代人對洛陽鏟作出了多么了不起的貢獻。
這些洛陽鏟都是一個鏟形，但也有長有短，有胖有瘦，使用范圍和應用場景也不盡相同。我覺得沒有絕對的創新，所有新的東西都會立于傳統之上，然后無限地去做一些變化才能被社會需要，然后才能談傳承的事情。
而且，傳承有很多種方式，不一定是家族傳承。有任何想傳承或者學習這門技藝的人，我們都會傾囊相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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