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冬日的一天，陽光灑進北京市海淀區一個老式板樓里，泛黃、脫落的墻體無聲地講述著老樓逐漸淡去的歲月。空氣中飄散著雞蛋灌餅的香味，16歲的李星煜迎著刺骨的寒風走進這棟老樓，同行的還有十余名中學生。
這群普普通通的中學生將要拜訪一位著名的大科學家，每個人心中都泛著些許緊張，不知應帶些什么去，便提了一袋橘子。
門一打開，慈祥和藹的王綬琯側身迎接孩子們進屋，所有學生擠在客廳僅有的一個小沙發上，面前的老人時不時囑咐大家吃橘子。那一個上午，行動緩慢但思維敏捷的王綬琯與每一位孩子親切聊著科研與學業，看著他們求知若渴的模樣，87歲的王綬琯欣慰地笑了。
那是李星煜記憶中，最后一次去看望王綬琯先生。
2021年1月28日，我國射電天文學開創者、中國科學院院士王綬琯與世長辭，享年98歲。三年過去了，這顆“科學啟明星”依舊閃耀，從他一手創辦的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走出了一批又一批在科學界嶄露頭角的“新星”。
李星煜（左三）和同學們到家中拜訪王綬琯
打破科學家與中學生之間的墻
1998年，75歲的王綬琯還是忙得腳不沾地。接不完的電話、外出開會、看材料、改稿子……“我記得那時候每逢周六日，家里總會來很多人，有老師也有中學生。”彼時，工作繁忙的王熒完全不知道父親到底在忙什么。
實際上，王綬琯在干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大事。他提筆致函幾十位院士和專家，希望一同呼吁“開展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活動”，很快得到了包括錢學森等“兩彈一星”功勛在內60位科學家的積極支持。他們聯名發出了《關于開展首都青少年科技俱樂部活動的倡議》。
1999年，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成立。這個科技俱樂部作為中學生和“科學社會”之間的一道“以科會友”的橋梁，發動并組織對科學有興趣的優秀高中學生利用課余和假期走進國家重點實驗室，體驗真刀真槍、為期1年以上的“科研實踐活動”訓練，參加“科學名家講座”，與科學家面對面活動等。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俱樂部活動的公益性和去功利化感動了更多的科學家，作為志愿者加入到俱樂部的各項活動中。
“人一生會走很長的路，一路上常常需要有人拉一把。我年輕時候的路就走得很艱難，因遇到了幾雙‘大手’才有幸‘走進科學’。”幾十年過去，王綬琯也成了“大手”，并有了“拉小手”的愿望。他希望給那些有志于科學的孩子們創造機遇。
王綬琯
王綬琯發現科學史上有個現象帶有規律性，即杰出科學家的首次創造高峰，一般出現在30歲之前，包括愛因斯坦、玻爾、海森堡、李政道……王綬琯將此現象稱為“科學成就的年齡規律”。他認為，根據此規律，二十歲出頭就應當有所作為，那么“科技苗子”的發現和扶植應當著重在高中時期。
25年前，信息相對較為閉塞，科研資源也比較稀缺，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的出現，為我國青少年科學教育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
懷著對科學的憧憬，彼時在匯文中學讀高一的李星煜，通過學校科技教師開始參加俱樂部“科學名家講座”。“每場講座就像開盲盒一樣，物理、天文、生物、航天、植物……我覺得很是有趣。”
其中一場講座，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匡廷云給李星煜留下了深刻印象。“給我們上課的教授大部分是男性，匡院士是為數不多的女科學家，75歲的她在舉手投足間都很優雅，措辭卻非常的有力量，她的學術造詣令我十分崇拜。”
有這樣一位女性榜樣，李星煜心中立志投身科研事業的底氣更足了一些。2011年，李星煜以優異成績保送清華大學，2014年通過學校參加美國喬治城大學交換生項目，積累了三段科研經歷，為后來扎根科研打下了基礎。
“我在喬治城大學的實驗室做過一陣，后來想出去闖一闖，就給賓夕法尼亞大學一位心理學教授發申請郵件。她并不認識我，我介紹了自己的求學經歷，并表示可以每周工作40個小時，以表決心。”李星煜向《中國科學報》回憶道，收到對方邀請后，她提上行李坐大巴車搬到了費城，租了一間別人家里的臥室，里面僅有一張床墊，就這樣住了兩個月。
在交換項目接近尾聲時，李星煜想再嘗試一個實驗室，賓夕法尼亞大學這位教授把她推薦給了一位在斯坦福大學做大學生心理干預研究的科研伙伴。“他所做的研究很吸引我，在這里做了三個月研究助理后，我申請到他組里讀博，也成功了。”
從以前容易緊張、不敢展現自己到現在從容表達、自信滿滿，李星煜歸功于參加科技俱樂部帶給她的蛻變。
“它讓我打破了科學家與我之間的墻。我家里沒人從事科研，科學家對我來說特別高端且遙遠，但科技俱樂部就是給我們這樣普通家庭的孩子提供了機會。它在潛移默化地鍛煉中讓我們敢于去跟科學家對話，讓我們有了為自己爭取機會的勇氣。”李星煜說。
“不是花瓶，要辦實事兒”
年輕時候的王綬琯，對星空很是著迷。他可以在天文臺操作望遠鏡從晚八點到凌晨四點，日復一日晝夜顛倒也不覺艱苦。不負韶華，70余年堅守與耕耘，王綬琯為我國天文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他開創了中國射電天文學觀測研究，領導研制出中國首臺射電天文望遠鏡等重要觀測設備，并提出實現超大規模光譜巡天的科學思想。他在20世紀90年代與蘇定強等科學家共創的國家“九五”重大科學工程“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望遠鏡”（LAMOST），已成為我國光學天文重要創新平臺。
“北京時間”與王綬琯也有關。上個世紀50年代，他和上海徐家匯觀象臺的同事合作，將中國的授時精度提到了百分之一秒，使如今新聞聯播中每日復誦的“北京時間”，響徹神州大地。
多年對科研的那份細致與嚴謹，也延續到了建設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上，每一個活動方案，王綬琯都親自設計。
王綬琯親手設計的較長周期的中學生科學素質教育活動有兩項：一是在高中階段開展的“科研實踐”活動，1999年至今已有31所學校3300余名學生參加；二是針對初中群體的“校園科普”活動，先后在北京市8所中學共約20個初中班進行“實驗”，時間長達五六年。
“校園科普”活動：王綬琯在校園科普匯報會上講話
王綬琯非常重視在“校園科普”活動期間中學科技教師提交的科普文稿，為了避免文中出現科學錯誤，他一篇一篇地仔細修改。“父親長期用眼過度，導致他的眼睛出現黃斑，視力迅速退化，越來越看不見。到后來，他拿兩個放大鏡重疊著勉強堅持修改文稿。”王熒告訴《中國科學報》。
這些“校園科普”活動珍貴的“實驗”成果匯集在由王綬琯傾注大量心血主編的《教學生做科普》一書中，成為青少年科學教育中的經典著作。
“王院士總是讓我很感動，他對青少年對國家有很強的責任心。科技俱樂部創辦之初，他就對我說，‘科技俱樂部不是花瓶，不能做做樣子，要辦實事兒’。”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秘書長周琳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
這樣的囑托，周琳及所有科技俱樂部的工作人員在接下來的25年里都一以貫之。
1999年至2024年，科技俱樂部活動委員會先后聘請資深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與中國工程院院士、各領域科學技術專家、大學教授作為科研導師，25年來累計有873位。迄今，已舉辦“科學名家講座”系列活動192場，其中院士作報告127場。
為檢驗“科研實踐”活動效果，科技俱樂部還設立了考察學生領悟力、思辨力和創造力的論文評議環節。
該環節由學生自愿參加，要求學生在半小時答辯中，根據其論文著意設計的課題，提出一個研究方案。論文評議由多名資深科學家擔任評委。這種評議方式是學科切磋、科學熏陶，“發現”與“被發現”的一個重要過程。
“再難也要做下去”
任何創新都會面臨挑戰，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的發展也并非一路順暢。其中，“校園科普”活動在停滯了一段時間之后，已于2023年重啟。
“父親晚年傾盡心力做這個科技俱樂部，很辛苦，但他也樂在其中，他認為自己有使命和責任。所以，他從來不覺得苦和累。”王熒說。
2017年底開始，王綬琯住進醫院，“他躺在病床上時老跟我說，‘我希望你對科技俱樂部有興趣’‘你有興趣嗎？’，我說有，他就感到欣慰。”
在生命的最后時光里，王綬琯還經常囑咐女兒，“科技俱樂部要精耕細作地干好。”王熒知道，這是除了天文科研和國際科學進展外，父親最牽掛的事情。
如今，科技俱樂部的基地學校從最初的4所增至31所。王熒表示，“我們很想幫助更多的孩子，將輻射的高中拓展到懷柔、平谷、昌平乃至京外更遠一點的地區，但很多時候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其中，經費就成了很大的問題。”
參與科技俱樂部活動的科學家們都是志愿者，他們的工作都是公益性付出。“這種對孩子們無私的大愛，對培養人才的默默奉獻，就是科學家精神最好的體現。”周琳說。
令人欣慰的是科學薪火相傳。其中一批30多歲的往屆學生會員已成長為國際科學前沿研究項目領軍人物，有些在國外建立起獨立的科研實驗室，有些入選我國國家人才計劃，在中國科學院多個研究所等單位領街科研團隊，腳踏實地的實現自己、國家乃至人類的科學夢想。他們中的許多人又重新回到科技俱樂部，做起了志愿者和導師，把王綬琯的科學教育思想傳承下去。
1993年，紫金山天文臺將3171號小行星命名為“王綬琯星”，以表彰他為中國射電天文學事業的開拓性貢獻。而年輕后輩們則親切地尊稱他為“科學啟明星”。
在科學浩瀚的星辰大海里，那顆為孩子們引路的星星仍將繼續閃耀！
（文中照片皆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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