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消息剛發出去不到一天，名額全被搶光。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館員王玥涵收到了校內老師發來的消息：“沒搶到票，能不能去參加？”
這是一場在清華大學舉辦的生態放映活動，是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與清華大學秀鐘書院主辦的第四屆“科博文化周：生態之眼”系列活動之一。構思這場活動時，系列活動主策劃人王玥涵聯系了在英國愛丁堡大學讀書時認識的校友、倫敦動物生態未來影展（ANFFF）主策展人甘崇瑾，請她幫忙提供生態主題的影片。
“我們剛在倫敦展映完，手上有很多不錯的片子。”甘崇瑾的回答讓這場活動從構思變成了現實。
清華大學“科博文化周：生態之眼”海報。受訪者供圖展現人與自然“微妙的聯結”
清華大學的放映活動分兩天、兩場。第一天的放映主題是“共生之音”，播放了3部聚焦環境變化與人類行徑對動物生存影響的影片，第二天的放映主題是“羽落無聲”，播放了以鳥類動物作為敘事對象的4部影片。每一天觀影現場都被擠得滿滿當當，不少觀眾因沒有位置，只能站在后排。
甘崇瑾特意選了一部名為《邊境游戲》的生態紀錄片，放進“羽落無聲”的片目中。這部影片最打動她的地方是其中展現出的生態意識。
影片的制作人是來自澳門的青年藝術家黃美婷。她跟拍了上海一家賽鴿俱樂部的賽鴿活動，影片時長26分鐘。
平時，黃美婷并不以拍生態紀錄片為主業。之所以拍攝這部影片，是因為她感受到了自己與鴿子之間的一種“微妙的聯結”。黃美婷從小生活在澳門。長大后，因為求學和工作原因，她總穿梭在各大城市之間，感受著不同風俗文化的流動與邊界。當看到那些參加比賽的信鴿時，她感覺自己和這些信鴿很像，都游走于不同的邊界。
得到拍攝機會后，黃美婷很努力地在影片中展示這種“微妙的聯結”。她拍鴿子在比賽之前被裁判員抱著排隊，然后被人在翅膀上蓋章做登記，也拍人們在出行登機之前，拿著登機牌排隊檢票，然后把這些鏡頭剪輯到一起。
“鴿子本身是一種無邊界的動物，在人造、小眾卻昂貴的賽鴿系統里，它們被人為地設定了邊界和身份。”黃美婷說，她希望觀眾可以通過這部影片，“回顧動物和人類之間的微妙關系，發現自然與自身的種種關聯或矛盾，從而獲得新的文化和生態視角”。
看到影片時，甘崇瑾覺得“很驚喜”。“它能引發人們對自身與自然關系的思考，而這正是生態紀錄片的價值所在。”甘崇瑾說。
《邊境游戲》紀錄片海報。受訪者供圖“誤打誤撞”走進生態主題
在國內，不是所有生態紀錄片制作人都能像黃美婷那樣，主動地在影片中呈現人與自然的微妙聯結。很多制作人是在不知不覺中走進了生態紀錄片這個原本邊緣的領域。2024年入圍ANFFF的紀錄片《對不起，謝謝你》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這部紀錄片的制作人是上海師范大學在讀學生黃莘瑜和孫暢。為了制作這部片子，黃莘瑜和孫暢聯系到一家可以接受拍攝的寵物殯葬服務中心，跟拍了服務人員為去世的貓和鳥念經超度、為一只生病的兔子安樂死、火化寵物、幫寵物主人處理寵物骨灰的過程。
甘崇瑾覺得這部影片“很不錯”，“中國的寵物殯葬業現狀和中國社會面對寵物死亡的態度，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話題”。這部影片也讓國外評委印象深刻，有評委對甘崇瑾說，影片“體現了中國寵物產業與本地文化的結合”。
但對于黃莘瑜和孫暢來說，她們進入生態紀錄片領域，多少有點誤打誤撞。
孫暢坦言，她們拍攝這部片子是因為對寵物殯葬業感到好奇。影片入選ANFFF之后，她回過頭來想，才察覺到影片的生態意識“還可以再深一點”，“我們可以進一步表達人與寵物間的關系。比如說殯葬的過程中服務人員會剪下寵物的一撮毛發放到小瓶子里給主人，還有些主人會把寵物做成標本，這對于動物來說其實蠻不公平”。
在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傳媒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部副部長何蘇六看來，很多紀錄片制作人之所以沒有明確的生態意識，與我國生態紀錄片所處的邊緣位置不無關系。
“生態紀錄片在我國暫時還不是一個獨立類別。紀錄片一般是按照人文、歷史、社會、自然紀錄片分類，生態紀錄片通常與人文紀錄片歸為一類。大部分紀錄片會展現‘人定勝天’的意志力，很少有人坐下來思考人和自然是不是平等。”何蘇六說。
同時，國內也很少有以生態紀錄片為主業的紀錄片制作人，拍《邊境游戲》的黃美婷、拍《對不起，謝謝你》的孫暢等人，都還沒有將生態紀錄片作為主業的計劃。
很多人之所以能夠“誤打誤撞”進入這個領域，或許與我國豐富的生態主題素材有關。“對于我們從事藝術創作的來說，國內有很多珍貴的素材、很多選題還沒有被挖掘。”黃美婷說。
何蘇六也發現，生態主題吸引了越來越多國內紀錄片制作人的關注，中國生態發展中的素材也對國外的紀錄片制作人產生了巨大吸引力。“特別是在改革開放30年以后，隨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理念日漸深入人心，制片人拍攝生態紀錄片的意識也在慢慢覺醒。這些年《第三極》《城市野性居民》都是很不錯的作品。”何蘇六說。
清華大學兩場放映活動的海報。受訪者供圖生態意識的覺醒
每年ANFFF選出影片后，甘崇瑾都會想辦法找國內各類有展映渠道的機構合作，把她手里的生態影片呈現在更多觀眾面前。
“亞洲地區的觀眾沒有什么太多渠道接觸這類紀錄片，同時，中國生態紀錄片也沒有足夠多的發行渠道。我們特別希望能夠成立一個跨越歐洲、亞洲的平臺，把這些好的生態影片帶到亞洲展映，引導觀眾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甘崇瑾說。
就在甘崇瑾努力打通渠道、激發觀眾生態意識時，一些大學老師也在激勵那些未來很可能成為創作者的學生們，讓他們擁有更明確的生態意識。北京師范大學未來教育學院教授史馨就是其中一位。
在認識到生態紀錄片的社會價值之后，史馨決定向前一步。2022年，她在學校影視藝術課程“紀錄片創作室”中專門開設了生態紀錄片專題，嘗試培養激發學生們的生態意識，更主動地從生態角度進行紀錄片構思創作。
史馨之所以做這樣的教學嘗試，與法國生態紀錄片大師雅克·貝漢2017年到訪中國有關。當時，北京師范大學邀請75歲的雅克·貝漢到學校參加國際研討會。在法國有過10多年工作經歷的史馨被安排做雅克·貝漢的同聲翻譯，會前，史馨還與雅克·貝漢做了一次深度訪談。
在那次對話中，雅克·貝漢說，“人類如果生活在一個水泥森林里，把其他物種都驅逐出去，這將會是一個非常悲慘的狀況”。這句話讓史馨大受觸動。自那之后，她開始研究生態紀錄片，在自己的紀錄片創作室中嘗試做生態紀錄片，并在2022年以生態為專題進行影視藝術教學。
史馨覺得，藝術創作需要與時俱進，體現時代癥候和社會問題，生態主義理念能夠引導人類重新認識人與自然萬物的關系，審視人與自然、個人與他者、物種與物種之間的關聯性，而影視藝術因其具有再現現實的天然屬性而更加直觀有力。
為了培養學生對生態的感性認知，在課堂上，她從自然審美、生態美育講起，帶著學生們觀摩解讀當代中外生態紀錄片經典段落，包括雅克·貝漢的《微觀世界》《遷徙的鳥》《海洋》，呂克·雅蓋的《帝企鵝日記》，揚-阿蒂斯·貝特朗的《家園》等。
在實踐教學過程中，她引導學生們觀察自然，要求學生拍攝“有生命感”的鏡頭。在收到的作業中，學生們記錄了樹葉上的螞蟻、荷葉上的蜻蜓、灑水車下的植物，也拍攝了從落葉歸根到再長出樹枝與花苞的生命之旅。
“學生近距離捕捉自然生命，無論是特寫放大還是搖移跟拍，都以自然界物種為主體而非將之背景化或邊緣化。”史馨說。
清華大學生態放映活動現場。受訪者供圖生態紀錄片會有更多元豐富的消費群體
在談到生態紀錄片時，最讓史馨津津樂道的就是雅克·貝漢“用小蟲子震撼大銀幕”的故事。
上世紀90年代，當很多人選擇投身商業片時，雅克·貝漢逆向而行，將目光投向大自然。“最初，他為《微觀世界》融資的時候，投資方覺得非常吃驚，說‘你是不是瘋了，怎么會認為觀眾會買票到電影院去看這些蟲子’，但雅克·貝漢堅持認為這些草叢族本身有它們存在的價值，最終這部影片在法國乃至世界大獲成功。”史馨說。
這種堅定和幸運，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的。一些現實的問題讓國產生態紀錄片長期處于“野生”狀態。
很多人常提到的現實問題是“投入”。黃美婷把像自己這樣拍生態紀錄片的人稱為“野生力量”。拍攝《邊境游戲》，她是自發的，全程靠自己一個人起早貪黑地扛著相機拍。但有一次，她在一個電影節上與另一位國外導演交流時才驚訝地發現，對方的短片制作費用高達上百萬元，而且有基金會給他們提供資金支持。
“生態紀錄片需要制作精良、有質量保障，才能在電影院放映，通過更多渠道讓更多人看到。”黃美婷認為，國內生態紀錄片未來有提升的空間，“但肯定需要更多的資金和關注”。
何蘇六認為，這種“投入”不僅僅是指資金上的投入，我國生態紀錄片在制作的技術手段、敘事能力、發布推廣渠道上也與歐美國家存在差距，“怎樣將自然界拍得有代入感，甚至能讓觀眾與那些動植物共情，我們還缺少一些經驗”。
不過，在何蘇六看來，盡管面臨一些難題，我國生態紀錄片還是“大有可為”。“當前，我國有生態文明的發展需求，需要生態紀錄片為社會發展賦能。隨著觀眾生態意識的覺醒，生態紀錄片會有更多元豐富的消費群體。”何蘇六認為，今后我國生態紀錄片制作過程中可以邀請更多生態學專業人員介入，積極開展中外合作，用新技術支持創作。
而對于王玥涵來說，無論未來我國生態紀錄片能否徹底走出邊緣，震撼中國影院的“大銀幕”，至少這次生態放映活動震撼了科學博物館的銀幕。她也在思考，下一步以生態為主題策劃哪些新的活動。
本文鏈接：小眾生態影片能否震撼“大銀幕”http://www.lensthegame.com/show-11-1626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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